【大纪元4月15日讯】近日，北大司法鉴定室主任、精神病学专家孙东东“精神门”事件引起全国轰动。孙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孙并称，上访者反映的问题实际上都解决了，“甚至根本就没有问题。”
孙东东受到一边倒的批评不令人奇怪。200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上访案件中，8成以上是有道理或有一定实际困难应予解决的，但实际上通过上访解决的问题只有千分之二。上访大省辽宁的高官承认，进京上访者90%以上是有理上访，上访者中年龄最大的82岁，上访时间最长的达三四十年，95%是老上访户，上访案件中有三分之二为涉及司法机关的案件。
上访必有冤，上访重重难，这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常识。孙东东作为堂堂北大教授，对那么多的冤假错案视而不见，反倒落井下石，显然不是专业知识或治学态度问题，而是职业道德问题。
孙东东的无良表现，已经不是第一次。在三鹿毒奶事件曝光之后，孙大言不惭的说，“目前我们国家市场销售的奶粉绝大多数保险，三鹿的这次事件应该是意外事件，偶发的，不属于群发事件，所以我想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从目前来看政府处理上没有什么疏漏，企业这次也很主动承担责任。”孙对当局的维护，可谓至诚至敬，体贴入微。如今，毒奶事件不了了之，三鹿责任官员异地高升。这时，却再也不见孙东东出来评说。
如果认为孙东东这样的言论只是个案，只对孙个人进行批评，无疑是不够的。正如网友所说，孙东东这样无良的专（砖）家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为什么像孙东东这样的专家学者，甚至曾经是很有正义感的人，走到今天这种无良的田地，是值得人们反思。如果说孙东东现象有什么正面意义的话，也许就在于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反思问题存在的制度根源。
人们如果不健忘的话，大概还记得2003年萨斯（非典）疫情爆发的时候，时任卫生部长张文康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我负责任地说，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张是位御医，也是医学专家，都同样的“负责任地”在人命关天的问题上说毫不负责任的话。
“负责任地说”是一句官场流行的话，背后反映的是一种蛮横无理、强词夺理的心态。2007年欧盟专员曼德尔森在国际食品安全高层论坛批评中国的食品安全，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和产品质量问题……中国产品质量的合格率近年来一直保持在99%以上。我们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告诉世界各国的消费者，中国的食品总体上是安全、可靠的……我们的食品还有0.2%的问题，我们会付出100%的努力来解决这不到0.2%的问题。请大家相信，中国政府的态度是非常坚决和明确的。”
那时，著名作家周勍《民以何食为天》一书已经出版，报告内容触目惊心。在中国社会，食品污染、毒化几乎无处不在，吃的猪肉是用有毒的瘦肉精催发的，面粉有添加剂，水果有催熟剂，甚至驰名中外的咸鱼和泡菜的泡制，为了制作便利居然使用了剧毒的“敌敌畏”……。食品安全高层研讨会上专家指出：中国每年实际发生食物中毒例数至少在200万人，约三分之一人的癌症是吃出来的。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工程院院士钟南山2004年警告说，广州很多疾病发病率快速增长，皆和食品安全有很大关系，并预言50年后广东大多数人将丧失生育能力。面对这样惨不忍睹的现实，秦刚却能对着全世界说出什么食品99%合格的“负责任”的话。不到一年，毒奶事件爆发，中国奶业全面沦陷，逾百万上千万的婴儿受到严重的健康威胁，秦刚却再也不“负责任”了。
孙东东、张文康、秦刚式的“负责任地说”，背后依恃的都是专横的权力。对这些人的话，民间没有同等的话语机会来进行驳斥，没有充足的资源与能力进行实际的调查，即使有了调查结果，也没法对独裁的权力进行约束与纠正。相反，当局却有足够的法子来证明他们的“负责任”，譬如把不满的人扣上“反党”、“反政府”的帽子，把访民送入精神病院，把外界批评抹黑为所谓的“反华”。
2001年前中共党魁江泽民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被问到一个华裔学者被中共当局羁押的案子，他回答到：“如果他们受到某种法律程序的处分，那就表示他们一定在某种程度上违反了法律。”
今天已经没有人会相信中共的“伟、光、正”，但在那些官员的思维与话语里，却无时无刻不透露出“伟、光、正”的心态。谁被抓了，谁就是违法了，谁坚持上访，谁就是“精神病”。在这样一个权力遮天、信心满满说谎成精的制度下，正直的学者必然步履维艰、受尽腐蚀与压迫，出卖良心的人则左右逢源、步步高升。这是一个埋葬良心、颠倒善恶的恶地。期望那些被利益收买的砖家保持高风亮节，何其难也。
正如有评论指出，在一个表面上“以人为本”实质上不把人当人的国度，在一个讲真话、谈真相要冒极大风险的国度，在一个权钱联姻、无所顾忌的国度，道德底线、法律底线被挑战、被突破，就是一件寻常事了。无良专家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制度性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解体中共，建立一个真正的法治化社会，专家学者们才能真正享有说真话、保持独立人格的机会。
不平而鸣，乃人之天性。在一个不公的社会，人人都有可能成为异议人士、成为访民，而在以“精神病“治国的暴政之下，人人都面临被送入精神病院的危险。因此，结束暴政本身，才是真正的出路，对普通百姓如此，对高官学者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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