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28日讯】第四章中提到，我在一九七二年从极少数新闻资料中得知，苏联境内当时进行了植物“生物通讯”实验，但一直要到克里斯多夫‧博得将一篇V.N.普希金教授所写的一般性文章〈花朵记忆〉从俄文译为英文之后，我才知道他们已经公开发表我早期植物研究的成功重复实验。
又过了二十多年，也就是一九九五年，我才从一本由A.P.杜布洛夫与V.N.普希金于一九八二年合著的教科书──《超心理学与现代科学》（Parapsychology and Contemporary Science）的英译本中，了解了那次实验的深度（注7）。这本教科书的其中一章──〈人与植物间的交流〉（Communication between Man and Plants）──对普希金、费提索夫（Fetisov）和安古谢夫（Angushev）所作的植物实验有详细描述。
我惊讶地发现，A.P.杜布洛夫不仅拥有植物学博士以及植物生理学博士头衔，他还是加州恩西尼塔市的加州人文科学院（CIHS）的特约教授（注8）。一九九五年七月，杜布洛夫博士在CIHS授课期间坚持要学校安排参观我的实验室。在CIHS当时的教务长杰瑞‧李夫希博士（Dr.Jerry Livesay）陪同之下，杜布洛夫博士从恩西尼塔市到圣地牙哥作了一次非常愉快的四小时访问。
一九九六年六月，我获得加州人文科学院颁发的荣誉哲学博士学位（注9），并成为该校的固定教员，定期教授一门名为“细胞之‘生物通讯’理论与研究”（Cellular Bio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的课程。
我在序中写到，冷战期间，我为美国陆军反情报组织工作──读者可不要以为我没有注意到它在此呈现的讽刺性。我当时所主持的研究是针对苏联一些特殊的审问技巧，其中可能应用到催眠技术。
直至一九九五年，我才得知苏维埃科学家当初在重复我的植物“生物通讯”实验时，所使用的催眠方法细节。这项实验进行的同时，我正遭受美国科学界的冷落。难怪，即使有语言隔阂，我还能在一九七三年六月于布拉格参加国际心理电磁学研讨会时，受到苏维埃科学家如此热忱的欢迎。
注7：A.P.杜布洛夫与V.N.普希金合著，《超心理学与现代科学》（Parapsychology and Contemporary Science，纽约与伦敦：ConsultantsBureau，一九八二年）。
注8：A.P.杜布洛夫博士当初是总体遗传学科学中心之莫斯科学院（Moscow Academy of Science’s Institute of General Genetics）的资深研究员，并多年担任苏联生物物理中心（USSR Institute of Biophysics）的研究员。
注9：由本山博博士创立的加州人文科学院业经私立高等及职业学校委员会（Private Post-Secondary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依据加州教育法（California Education Code）第94310t条的规定审查，核定为合格之研究文凭授予机构。当时合格证的效期为一九九六年一月一日至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转载自博大出版社《植物，也有情绪》一书）(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