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14日讯】
伍凡：各位2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眼下全球经济危机，中国面临着各种危机，一时间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电脑下乡，服务下乡，这些政策都是为了挽救中国经济。但经济不好，中国的就业也就出了问题，大学生就业也成为问题。所以中国政府就要求大学生也要下乡。城市经济发冷，农村仿佛一下子成了一块热土。今天我们就谈谈大学生下乡的问题。
草庵：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也出现了经济倒退的年代，中共就鼓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并把这个工作当成政治任务。当然，那个时候中共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担心知识份子没有工作在城市闹事，为了解决问题，把知识青年赶到农村，这些都是城市就业困难使然，而当今天中国出现就业危机之时，又在进行历史上的重演。
伍凡：中国今年的大学毕业生将有611万，累积往年没能就业的大学生，失业大学生总数预计达1000万左右。面对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严峻现实，中共温家宝总理在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把促进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放在了突出位置。大学生村官计划，早在十年前就在江苏省推行了。到2004年，浙江、河南、广州等10 个省市相继启动大学生村官计划。2006年2月，中组部等八部委下发通知，联合组织开展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此后，大学生村官工作进入大范围试验阶段。目前，全国共有28个省市区启动大学生村官计划──在五年里，聘用了多达20万大学生到农村当村官。据悉，今后5年，将还有10余万或更多的大学生下乡当村官。不可否认，新农村建设，是需要知识份子的。然而，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社会劳动力和人才资源必然向工业化的城镇集中，农村真的需要那么多大学生吗？中国仅有64万个乡村，在农村基层，也是人满为患的啊。况且，64万个乡村也无法容纳累计的1000万大学生就业。
草庵：明眼人一看就清楚，鼓励大学生下乡，只能缓解一下眼前困难，镇痛麻醉手段而已，是不能治病的。尽管媒体报导一般都是正面的，也有明显的激励作用。但我以为，鼓动大学生下乡只是短期的应急措施，治标不治本的，不能满足大学生和国家长期发展的需要。按照市场化和物质利益原则，一般城市里的大学生是不愿意下乡当村官的；下乡，就等于丧失掉现代化的物质及精神生活方面的优越条件，算是生活品质的倒退，也不能真正发挥大学生应有的作用。地方政府唯有通过各种优惠政策、较高薪酬、甚至“一定三有”（定职业目标、收入有保障、干好有希望、退后有所养）的激励保障措施，来鼓励大学生下乡。因此，大学生村官计划实际上并不便宜，给地方财政带来的压力是不小的。当然，相对丰厚的待遇，在目前就业困难时期能够吸引大学生。然而，村官的合同一般为三年，三年过后，这批应聘大学生又怎么办呢？其实，矛盾和问题并没有解决，只是得到了缓冲与后延。今年7月，北京首批大学生村官任期届满，将有2016人面临重新抉择。
伍凡：事实证明：乡镇地方与村民是否真诚欢迎城市的大学生，尚存潜在的问题和矛盾；大学生与乡村能否有机结合也有待实践检验。而绝大多数大学生，只是把支农扶贫岗位，当作回城的跳板，或实习的历练；就像当年的“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样，几乎没有真心扎根的。而农民和农村最需要的实用技能与项目，恰恰又是大学生所缺乏的，因为大学毕业之后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到了农村根本就解决不了目前农村的实际情况；大学生村官，几乎不能发挥其专业能力和作用；乡村的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现状，与大学生的专业结构和文化层次很难契合。行政手段绝非治本之道，虽然“养猪也能养出状元”，如果城乡二元分治的制度性障碍不彻底解决，大学生下乡计划则不可能持久，因为违反经济社会和人才发展规律。知识份子投身乡村建设理所当然，但必须按照专业需要和利益驱动原则，由市场来调节，更应该建立基础性、制度性保障。实际上，在目前中国的大学教育中，与农村基层有关的教育和专业非常的少，毕业生更少，专业不对口本身就是教育资源的浪费。从另一方面看，就不要说大学生了，不少工作在最基层的乡镇干部和一些富裕的村官村民，都把自己的家安到城市了啊。
草庵：中国在农业社会的时候，就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憧憬与追求。“学而优则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中国农家世代的理想与信念，实际上体现了人本价值观和对社会进步的渴望。不幸的是，由于大学生贬值，“读书无用”的情绪开始在一些农村地区漫延，加上贫富差距的扩大，大学生中农村学生比例逐年下降，这既是教育的危机，也是社会文明的倒退。必须肯定，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在城市，因而大学生的价值主要就体现在城市。在以落后的农业为主体向以先进的工业为主体的经济转变过程中，城镇数量必然增加且规模也将逐步扩大，城市文明不断扩散而城市人口的比重也必然增长。中国正处在大规模城镇化建设阶段，这就意味着，在经济结构中，工业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而农业所占比重将逐步缩小。因而人口的流向是“农转非”而不是“非转农”。在1978年的时候，每1000名中国人有180人生活在城镇；而在2008年，每 1000名中国人有456人生活在城镇──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城镇人口的比例还将逐步扩大。很显然，吸纳大学生就业的主体应该是城市而非农村。数亿的农民进城当工人，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因为暂时的经济困难，在大量农民工不得不失业返乡的时候，大学生居然去农村抢饭碗，这合适吗？若论当村官，城市的大学生肯定不如乡土人才有优势。如果中国的城市连大学生都吸纳不了，又如何消化吸收更多的农民工、如何实现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历史性转型呢？
伍凡：应该坦率承认，大量农民工返乡和大学生下乡，属于中共政府的无奈之举；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危机，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了前进中的困难，并发生着暂时性倒退。失业，属于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必经阵痛，市场经济嘛，有周期性波动，这很正常。任何社会，并不是没有挫折与困难。需要中共正视现实、反省自己的政策和制度、隐忍自强、改善社会体制，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只有如此，百姓才能共克时艰，争取早日走出低谷；而更用不着以技术性催眠或暂时性麻醉来安抚人心。毕竟，大学生的青春和生命只燃烧一次，应予以尊重。解决宏观经济面临的困难，只能通过继续改革开放来转换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切实改革体制机制，为扎实启动内需奠定制度性基础。再也不能头痛医头甚至头痛医脚了。
草庵：要求大学生“去西部”、“下基层”、“转变就业观念”、甚至“民工化就业”等等，相对于一个经济发展中的国家没有太大的错，但这需要整个社会处于公平的时候，有自身的价值选择自由进行。然而，一个不恭的客观事实是：所有要求大学生“放下身段”的鼓动与举措，都针对着无权无势的普通老百姓的孩子──已经下乡的20万大学生，大概就是这些可怜的孩子。事实上，没有一个领导干部或权贵的子女在身体力行，现如今的状况是，有权势的子女都在利用各种权利和金钱进入政府部门，获取更多的独裁政权的利益。
伍凡：相比之下，而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却是领导干部及其子女在做表率，中共的高级干部子女大多数也的都不情愿地上山下乡过。而今天的状况是高干子女在发大财，农民进城做农民工，城市无权无势的子女却要上山下乡。由此可见，中共官员已经无耻到了极点。连过去还存在的一点点遮羞布都不要了。今天的时间又到了，我们就暂时谈到这里，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再见。
草庵：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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