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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的辛德勒—约翰‧拉贝

东方的辛德勒—约翰‧拉贝(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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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贝在日记中写道:“在目前的情况下,我被允许继续前进吗?我想不能!谁如果只看过一次人们手中颤抖的中国孩子,在空袭中坐在防空洞里的情景,就会理解我的感受。”

约翰.拉贝(John Rabe ,1882年11月23日-1950年1月5日)出生于德国汉堡市,父亲是一名船长,拉贝初中毕业就离开了学校,在一家出口商行当店员。由于他为人谦逊、正义敢言在加上乐于助人的个性,经由老板的推荐,他到非洲莫三比克的一家享有盛名的英国外商公司工作,在那里他学会了一口纯正的英语及国际商务的能力。

1906年,他因染上疟疾因而回国治疗。痊愈后他于1908年前往中国,在一家德国外商公司工作,后来他受雇于德国西门子中国公司,在中国各地经商。一次世界大战开打,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于1917年对德国宣战,在中国境内的拉贝身处危机,但他以谦逊可亲的态度及一流的交际手挽让中国官员相信,战争期间继续由他来经营西门子驻北京代表处,不仅符合西门子的利益,也符合中国的利益,于是他又在中国待了两年之久,直到1919年,他才迫于英国的压力返回回国。

拉贝日记

此时的德国正处在一次大战后的摧残,巨额的赔款使威玛共和国之民主共和政府无法负担,之后更遭遇的经济大萧条和无法解决的失业问题,因此德国局势极为动荡这一切都看在拉贝的眼里,当他见到西门子员工上街抗议政府的无能时起他开始写日记,久而久之这成了他的一个嗜好,他的日记里可以发现他有一种忧国忧民的胸怀:

对于当时的日子,他有以下记录:“我对家乡的政治局势一无所知,因此也就看不出个所以然,后来我才明白,当时德国的实际情况比我自己感觉的要糟糕得多。在那个人人日子都不好过的困难时期,还有一件事情在我的脑海里一直记忆犹新,西门子在上海办事处的会计布朗先生回国休假,邀请我和布伦德尔,还有其他几个朋友一块儿去波茨坦广场旁边的普绍酒馆喝杯啤酒,就酒吃的是他从老家巴伐利亚带来的小吃——白面包、香肠和黄油。当时在旁边有一个8岁左右的小姑娘,用围裙捧着火柴,每盒要一马克。我们酒足饭饱之后,布朗把剩下来的食物全部送给了这个小姑娘。小姑娘突然大声哭了起来,将围裙里的火柴全部抛撤在地上,如获至宝似的捧着食物奔向正在门口等候的母亲。我们的啤酒顿时索然无味了。”

另一方面如果他有什么不满要记在日记里,他总是会在后面加上“其他人也同样如此”或“别人比我条件还差”等诸如此类的句子,他在日记中提到的经常是一些身处困境中的人,他是如何努力去帮助他们的。他把帮助危难中的人看作是自己的职责,这也是他和周围的人的不同之处。

这个写日记的习惯,也让他用笔写下了日军发起南京大屠杀的暴行,也催生了日后他的巨作:《拉贝日记》的完成。

南京大屠杀

在短暂回国后,拉贝于1920年再度回到中国的西门子公司工作,1931年,他升任西门子公司南京分公司经理,这段期间德国及世界的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德国总统兴登堡于1934年8月过世,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

当时德国总体经济因纳粹党的战争经济计划的而得到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大幅提高,希特勒的声望与日俱增。但是另一方面纳粹对异议人士也大加整肃,在统治初期就有成千上万政治受害者死去或失踪。

拉贝是一个爱国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一直以为希特勒是德国的希望。在加上远在中国,所以对纳粹的暴行一无所知,1934年他在南京建了一所德国学校,作为这所德国学校理事会的理事长,他必须得到帝国当局和纳粹党的批准,申请教师和教学经费,为此他于1934年加入了纳粹党,这一举动意外他日后的苦难埋下了伏笔。

1936年,德国、日本、意大利共组轴心国,1937年7月,日军开始侵华,开启了中国抗战的序幕,8月日军全面发动对上海的攻势,12月已兵临南京城。

此时,大多数外国人都选择了出逃。拉贝觉得他有责任留下来保护民众,他最大的忧虑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为风餐露宿的难民。在日记中他写道:“在目前的情况下,我被允许继续前进吗?我想不能!谁如果只看过一次人们手中颤抖的中国孩子,在空袭中坐在防空洞里的情景,就会理解我的感受。”

他伙同十几位外国传教士、大学教授、医生、商人等共同建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并担任主席。日军此时在南京城内大肆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并多次闯入安全区。拉贝起初是以日记一一记录了那些事件,并列出闯入者姓名和部队番号,藉以向日本大使馆抗议。

拉贝的抗议没有得到回应,于是他发挥了正义感,亲自上街阻止日军的暴行,他在街上用德语大声呵斥向中国人施暴的日军士兵,那些日本士兵听到后一般都立刻逃离现场。

为了安置百名妇女,拉贝把自己的住宅腾出来,并在屋外展开一面德国大旗帜,使日军不敢对这住处实施轰炸。他还不断鼓舞提心吊胆的难民活下去的信心,他会为新生儿举办小小的生日庆祝会,并送他们礼物。

拉贝的勇气和慷慨赢得了所有人的敬佩,就连遭到他不断抵制的日本人也对他敬重三分,许多对纳粹主义深恶痛绝的人也对拉贝大加赞扬:“一个多么卓越的人物,一颗多么博大仁爱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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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玛斯.拉贝和祖父约翰.拉贝的铜像合影 (Getty Images)

纳粹党的原罪

1938年2月,拉贝被西门子公司召回,此时的他对于纳粹党仍抱有幻想,于是他在返国后立即四处公开演讲揭露日军暴行,并提交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告给希特勒,希望他能以盟国统帅的身份出面制止日军的暴行。

然而,纳粹的回应让他始料未及:没几天盖世太保就将他逮捕,同时带走了他写的6本日记和拍摄的关于日军暴行的影片胶卷。

直到西门子公司总裁出面担保,盖世太保才将其释放回家,附带条件是不得再公开讲述日军暴行,也不可将其报告印刷出书。而后拉贝不再担任公司内的领导职务,并被外派至阿富汗及印度担任照顾西门子公司职工的闲职。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纽伦堡大审随即展开,希特勒及其所属的纳粹党做为二次世界大战发起的原凶,背负着两千万条人命,因此纳粹及其相关的组织被判决为犯罪组织,只要是其中的成员,不论是否直接参与犯罪,都被归类为犯罪集团的一份子,同时背负着纳粹党在战争中所造下的一切血债,其数十万党员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至数年不等的徒刑。

拉贝由于曾是纳粹党员自然受到了牵连,也因此被先后苏联和英国逮捕,遭到了多次审讯及迫害。鉴于拉贝解救20余万中国人的贡献,于 1946年6月非纳粹化甄别委员会上,德国大使埃尔温.维克特及多位盟国人士为其辩护,拉贝成功的退出纳粹党,与纳粹划清了界线。

仁爱、正直与公正

在拉贝成功的退出纳粹党后,他重新被西门子公司雇用为办事员和译员。然而二次大战后的德国百业萧条,所以他一家的生活相当困苦。由于在南京时的功绩,拉贝得到南京市民的捐助及国民政府每月金钱和粮食接济,全家得以度过战后物质匮乏的难关,包括苏联封锁西柏林的艰难日子。

1950年1月5日,拉贝于西柏林中风逝世,日记资料由他的家人保存。1996年年底,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联合会主席邵子平及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共同让《拉贝日记》重见天日,并于1997年8月于南京公开出版。1997年,他的墓碑由柏林搬到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保存。

拉贝自此被称为“东方的辛德勒”,但日后有更多的评论家认为:而约翰.拉贝保护25万难民完全出于单纯的人道主义动机,并与西门子公司及德国政府的意愿相反,其道德勇气更胜于辛德勒。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联合会主席邵子平先生表示:“应该说辛德勒是一个小小的拉贝”。

2009年4月,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郝瑞强 于发表会上致词表示:“拉贝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但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懂得人类尊严的人。在令人窒息的恐惧中,他坚持着,忍耐着,纵然死亡近在咫尺。从某种意思上说,他转变为一个英雄。拉贝正是用他手中的笔记录下了亲眼目睹的暴行:‘这样,我便能在日后作一个目击者,因为任何人都不应该在这种残暴面前保持沉默。’每读至此,一个充满仁爱、正直与公正的拉贝跃然纸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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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贝在中国的故居(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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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5-20 10:4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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