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30日讯】眼看着“六四”就要到了，而且它已经有了20周年的历史。
作为一个因为“六四”这个符号被改变了命运的中国人在此时此刻，不能不感到有话要说。
“六四”究竟是什么？是民主爱国运动还是“暴乱”、“动乱”、“政治风波”？在此不做评论，因为公道已在人心，历史自有公论。
其实，我和“六四”并没有直接联系，只是和八九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有着直接关联，而且，最初是由我那当时年仅10岁的儿子引起的。
记得那是在1989年的5月14日，面对着满街都是大学生及其声援的市民，我所在的徐州市公安局全体警察集体待命，我也没有例外。那天，我身着警服在单位待命，没想到儿子因为急性肠炎突然从学校回来，无奈，我请假带儿子去医院看病。在看病回来的途中，正好在市中心主干道上看到人山人海的场面，大学生们挑着“反腐败，要民主”、“声援北京绝食同学”的横幅和毛泽东画像呼喊着口号行进着，同时，也有很多市民纷纷向学生们的募捐箱投钱。
这时，我那10岁的儿子见此情景也喊着说要捐款，他拿着手中仅有的0、6元人民币向人群挤去，我怕他被人群踩踏，便从他手中要过来0、6元（印象中是一张五角和一张一角票面）走到举着募捐箱的学生面前并投进去，这时，几名大学生纷纷向我神出手，嘴里说着“谢谢警察同志”并与我握手，我也没说什么，便领着儿子急急忙忙赶回了公安局。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可我万没有想到的是，我和儿子捐款的这一幕被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安全部门用摄像机给完整地记录下来，在这次所谓的“平暴”、“政治风波”之后，胜利者们通过他们的录像找到了我“支持动乱”的证据。可事情还在发展，在5月17 日，由于我看到中央电视新闻长篇累牍地报导北京大学生绝食到了生命垂危，受良心的驱使又通过于浩成先生向北京红十字会捐款50元人民币，并在电文中强调是“聊表人道主义之情”，同样没想到这也成了我的“违法违纪”行为。记得当时的徐州市公安局局长阎长印（后来成了强奸犯）在“总结平息动乱”的全体干警大会上声色俱厉地批评我“两次向动乱分子捐款”是“严重丧失政治立场”的人。之后，我便被打入冷宫，只有老老实实干活的份，绝对没有升官发财的缘，并在时隔八年后（1997年）因我良心不死并继续捐款给一些需要人道主义帮助的朋友，当局便老帐新帐一起算，以我“在八九年公开捐款支持动乱，近年来，群众又反映其对现实不满言论”为由将我这个因公双残的残疾警察从公安机关强行非法辞退。
这就是我在八九年的个人经历，而这段经历不但彻底改变了我的个人命运，也彻底改变了我的家庭命运，尤其是我那儿子的命运。
关于我的命运，已经是众所周知，先是被违法辞退，继而又被构陷冤狱，至今还在申诉的漫长征途中艰难地行进。我的儿子在当时虽然没有可能受到什么处理和株连，可这小子却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慢慢地自暴自弃了。
儿子自幼就想当一名警察，他看到自己的爸爸穿着警服很是精神，又在电影电视中看到警察是那么受人尊敬，所以就树立了长大当警察的想法，虽然我把自己当警察受伤后所遭受到的不公正和为之付出的代价告诉儿子，但他还是想当警察。没想到我被突然违法辞退，使得当时正在高考的儿子不得不放弃了考警校的打算，因为他知道自己会因为我的“政治问题”无法通过政审而不得不放弃报考警校。后来，我劝他去学法律，并对他说“中国迟早会实现法治社会的”。儿子也听了我的话，便到了哈尔滨市的“东北林业大学法律系”去学习。没想到的是，儿子刚刚入学的第一年，我就因为家乡农民的维权被当局政治迫害而入狱。此时的儿子再也无法承受这种打击了，据他后来说，当他在学校看到不远的监狱时，他就像看到我这么一个无辜的好人被关在里面一样，残酷的现实好像告诉他说“中国的法律有什么用？！”于是，他再也学不下去，便选择了辍学去打工。
在这个人际关系至上并以此左右着每一个人生存状况的社会，想在打工的历程中找到一份好的工作也需要人际关系的帮忙。儿子辍学后，并没有找到任何工作，只有在他二姨那里跟着别人学开车。直到我在2001年出狱后，才通过在深圳谋生的朋友马少芳（六四后被通缉的学生领袖之一）为儿子找了一份工作。可此时的儿子已经变得随波逐流和玩世不恭，追赶时髦，超前享受等一些不正确思想不时表现出来，在深圳工作尚未有业绩和经济能力时就谈上了对象，玩上了手机，还向贫困的家中要钱买了台电脑。后来，儿子由于各种原因失去了工作又来到济南市谋生，在济南时，家里东拼西凑帮他租了一辆出租车营运，在开出租车时，儿子突然剃了一个光头并纹了身，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对我说：“现在这个社会就是欺软怕硬，有的乘客看你文质彬彬好说话，就给你讨价还价或者少给你钱，还有的做车不给钱；可自从剃了光头和纹身后，那些现象就再也没有了，反过来还有的很怕我，再也没有讨价还价和无懒不给钱的。就连交通警察看了我现在这副样子也不像过去那样横眉立眼了，有的嘴里还向我喊着‘哥们’，这就是现实。”我无言以对，也许真的是应了那歌词所说“不是我不明白，而是这世界变化太快”。
儿子的今天是令我不能满意的，虽然他现在还没有到流浪的状态，有一份小生意做并以此糊口，可他却完全丧失了青春年华应有的活力，尤其是青年人的理想抱负，什么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前途，人民的福祉好像早已和他没有任何关系，甚至他对我当年在八九民运中的捐款和为家乡农民维权所受到的一系列迫害也表现得很淡漠，用他的话说就是“跟他们讲理根本没有希望”。儿子所关心的很现实，那就是如何挣到钱买一套房子用以结婚。儿子虽然没有当着我的面抱怨过因为我失去了优越的社会地位和丰厚的待遇使得他的生存艰辛，但是，我还是从内心里感到对儿子的愧疚。因为，我的良心并没有换来任何的个人好处以及家庭利益，反之，使得自己深陷冤狱并给家庭带来灾难，按照正常人的思维，我这个当家长的和一家之主的确是不够格或者应该受到指责了。鉴于此，在整个社会都充满物欲并排斥正气的时代，我也就没有必要对儿子求全责备了。
八九年的那场轰轰烈烈并以“六四”为结局的运动已经过去20年了，当时年方30多岁的我此时已经成了年过半百且在申冤告状的准老者，那时才10岁不懂世事的儿子也到了深谙世故的而立之年。再环顾周围，放眼社会，我依稀感到自己距离这个世界太远了，按照自己的审美观和良心标准，一切都觉得那么陌生和不可思议，一切都觉得那样反常，我不知道是自己错了还是谁错了，反正，我感到活得是那么累和那么不舒服。
因为良心被社会淘汰出局的我已经是众叛亲离，社会上几乎没有人再瞧得起我，没有人再敢和我打交道，就连那么一两个曾经为我帮过忙的善良女性朋友也曾经遭受到当局的传唤和问话，从而也吓得远离了我。芄芄孑立、形影相吊的我只有拖伤带病蹒跚在各个衙门口。因我受牵连的家庭已经是支离破碎，那成年的儿子已经在残酷的现实中磨练出来，尽管他忘记了自己在20年前所做的事情，忘记了因此带给自己爸爸的苦难，尽管他没有了理想和抱负，尽管他放弃了正义感，但他还是和他的同代青年人（混青和愤青）们都很好的适应着这个物欲横流、人性匮乏的现实。用儿子的话说就是：“现在谁还管闲事，谁还主持正义，良心早已变得不值钱，现在的人都是一切向钱看，这就是现实”。此话虽然远离真理，但是它却完全概括了当今中国的现状。
也许，这种普遍的大众心态和思想正是构建今日“和谐社会”的社会基础，或者说是“六四”的胜利者们最想看到的结局。
──转自《自由圣火》
【燃烧的记忆——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纪念六.四二十周年”征文活动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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