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5日讯】(希望之声《横河评论》节目)横河：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横河。在今天的半个小时节目当中，我想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最近在广东政坛上所发生的一系列的“地震”。
前一段时间，广东省的政协主席、省委副书记陈绍基被双规。陈绍基曾经在广东统治广东的政法界达11年之久。他从广东省公安厅厅长，广东省政法委书记，到分管政法的广东省委副书记，一直到2004年以后才把这个位子交给了后来的王华元。他自己担任广东省的政协主席。当陈绍基被双规以后，引起广东政坛极大的震动。因为在整个广东的司法界基本上都是他的人。最近又发生了深圳市市长许宗衡被查处的消息，引起了深圳的官员人人自危。我们今天就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从不管是陈绍基还是许宗衡被查处的情况看来，都很像是那种“拔出萝卜带出泥”，一挖就是一大串。像在陈绍基案子上，当然最先出问题的并不是陈绍基，而是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他是来自广东省，而且是属于广东省以前处理一些大案很有能力的一个年轻的少壮派。后来到公安部以后，成为周永康的亲信。
从挖出郑少东，到牵扯出陈绍基，与陈绍基同时的是浙江省的纪委书记王华元，这三个人他们都是属于广东政法系统。这里就有一种说法，说是胡锦涛要整同样是政法系统的江泽民的势力周永康。因为江泽民这一派势力留下来在新的胡温体系当中，最主要的一个力量就是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原来的公安部长周永康，那么如果把公安部部长助理，和与他有直接关系的这些广东省的司法系统的主要领导挖出来，有可能会危及到周永康的势力。
至于许宗衡，他在担任深圳市市长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把持了深圳市委的组织部。在中共的系统里面，组织部是管人事安排的，也就是安排党的官员的，所以在整个深圳市，他在市委组织部工作的这个阶段，深圳市的很多官员的人事安排，很可能就牵涉到买官卖官这些问题，就牵涉到很多深圳市现任的官员，这就是为什么引起深圳官员人人自危。
鉴于许宗衡是由黄丽满，也是江泽民的在深圳的主要的亲信，一手提拔上来的。显然有人指出这个矛头直指的就是黄丽满。比如说《官场观察工作室》的昭明就认为，他是通过打击许宗衡来揪出黄丽满，通过查办陈绍基来牵连周永康，他认为这是在四中全会以前，胡锦涛上演的一场对江系广东势力的一场歼灭战。
这个做法引起了某些人的担忧，特别是据今天的报导，当然这个报导没有经过核实，但是显然这种忧虑在党的系统里面是确实存在的。
这个报导说的是在国安部有一个心理战的专家，在这些案例曝光以后，他已经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在暴露贪官的情况下，暴露贪官的情夫和性生活方面的问题要考虑到国家安全。他把这个提高到了一个国家安全的高度。
根据这篇报导，深圳最近曝光出来跟这些案子有关的官员，人均情妇在28名以上。如果我们把这个再广泛的看出去，就是不仅仅限于深圳，或者是广东曝光的这些官员，而更广泛的去看的话，那么最近出现的一系列的案子都表明在中共的官员当中，这种性交易和包养情妇、二奶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最近比较典型的例子，像邓玉娇被野三关镇的行政官员的强奸或者强奸未遂案，贵州省习水的官员强奸幼女案，当然后来被司法部门定为是嫖处案。以及由这个案子牵出的一系列的关于用书包妹待客等等这些现象。这还是已经曝光出来的非常典型的大案例，没有曝光出来的和以前曝光出来但没有这么典型，也没有这么集中的，表明这种情况实际上在中国的官场当中是广泛存在的。
根据报导，目前在中国大陆党政官员，就统治集团的这些官员们，他们除了独占权力，独占金钱以外，现在也开始独占美女。据说在中国有45%以上的美女，现在是被各级官员包为二奶或者情妇的，这个问题以前存在不存在，或者在其他的独裁的国家，或者是腐败的国家存不存在，当然存在，但是它的范围从来就没有达到官场上如此广泛的程度。
在中国第一个特征就是官多，他的官民比，横比的话，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纵比的话，在中国的历史上，官民比从来没有达到这么高过。我们以前曾经讨论过在汉朝的时候，大概官民比是1比6千左右。到了唐朝的时候，大概是1比3千到4千。一直到清末的时候还有1比好几百。当前在中国大陆民间的统计，说是官民比是 1比26，也就是每26个中国的老百姓就要养一名官。
人事部曾经为这件事情做过一次辟谣，他说真正的官民比例并没有那么高，实际数字是1比197，而他说这个数字比起欧美的发达国家来说还差得很远，那么他列举了在欧美的一些国家，大多数是1比15到1比20之间。那么相比较，他说中国的比欧美的官民比只有欧美的1/10。这个数字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的。这个数字关键问题是，你把什么算成是官。按照人事部的统计，他说的是县市级的官员，就中国县市一级的官员是285万2千人，3百万不到；而乡一级是106万人，这个不太符合实际的情况。因为在他的这个统计数字里面，是中央级的、省级的、县市级的和乡一级。那么事实上他还没有把城市街道包括进去。另外乡一级，他讲的是官员，因为我们上一次讲过，中国的乡镇这一级有4万多个，每个乡镇所确定的官员大概是10名左右。但实际上在每个乡镇养的，吃政府饭的，就是吃老百姓交税预算经费的有20到30个人，所以这个数字很可能要加倍，就是最低被称为官员的可能有1百万，但是那些镇政府里面的工作人员加起来的话，因为这个官，实际上并不一定指的就是一定要有某一定的行政级别，而是只要是拿政府的薪水的就应该算。那么乡一级估计不会低于县市级，可能也得有2、3百万左右，那么其他的事业单位很多不从事直接生产的，却拿着国家税收的就更多。
另外一个有没有把党的整个系统包括进去，因为在中国实际上所指的拿政府薪水的，应该是政府工作人员，但是中国有一个特殊的机构就是党委和党的各级机构，那么这些机构有没有算进去。这里仅仅是考虑官员的话，我们认为民间估计的这个1比26的数字还是比较切合实际的。当然这里还不考虑军队和武警。军队和武警从编制来说它是世界最大的，这些也是不从事生产，而且完全拿纳税人的钱生活的，这是在编制上。
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就是说政治上真正属于官这个系统的，要远远超越在编制上的。比如说在编制上他们只提到乡镇一级有106万人，它没有提到村一级，而中共的统治不仅仅限制在乡一级。乡一级只是说政府的编制在乡一级，而它的统治一直深入到村一级，所以村里有党支部，这个也是属中共的统治系统的最低层的。
我们就看一下中国的这些官，从邓玉娇的案子，和我们最近所暴露出来的大部分的案子，不是在中层，也不是在高层，而是在社会比较底层。也就是说是官员系统最低层的，和老百姓每天打交道的，这才容易被曝光出来，这才容易被观测到。
它的腐败不仅仅限于高层，不像文革之前，文革之前有没有腐败？有腐败！有没有特权？有特权！但是它只限于高层，在中低层的特权并没有这么明显，所以老百姓不知道，很多老百姓以为在文革前，官场是清廉的，其实那时候官场就不清廉，只是和民众隔开来了。
而文革以后，两个因素，第一是文革的时候把很多官场内幕揭出来了；第二个因素是整个腐败一直通到了最低层，和老百姓每天接触的这些官员都明显的腐败了，这个程度非常严重了。我们假设如果官民比是1比26，人们可能会想：每26个人养1个人，还是养得起这么1个人的。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它并不是说每个人拿出自己收入的1/26就能养活那一个官员了。官员的消费是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高于普通的民众。
比如说，当局在前两年曾经公布有人公开过，中国的财政预算每年有9千亿的公款被用于官员的消费，这个消费仅仅指的是纳入国家预算的开支，这9千亿，并没有包括乡镇官员就在当地鱼肉百姓，就是说他吃百姓的，没有吃公款的，没有考虑这样的消费。
如果乡镇官员的消费是普通民众的30倍的话，要知道达到普通民众，特别是中国农村里农民消费的30倍的话，是非常容易就达到的。如果乡镇官员的消费是普通民众的30倍，那么每个人要养这个官员，就不是拿出他1/26的收入，而是拿出他一半的收入来养这一名官员，也就是说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就要降低一半。
如果一个官员有28名情妇的话，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深圳最近曝光出来的官员平均有28名以上的情妇，我们还没有谈到最多的。最多的，最近曝光出来的，而且是通过他日记表明的是100多名。有没有更多的，可能有更多的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少的，也有少的，我们不能说平均是多少，这个数字我相信没有人能统计出来。但如果官民比是1比26，而一个官员有28名情妇，也就是说中国所有的女人都成为官员的情妇啦！当然这个数字可能极端了，没有这么多，如果是这样的话情况是非常严重了。
事实上，在今天中国大陆，官员垄断了权力资源，垄断了金钱，垄断了女性的这种情况，要比传说中中世纪欧洲某些领主，还有传说中元朝占领者的初夜权的这个情况不知要严重多少倍。我们且不说所谓的中世纪欧洲某些领主的初夜权，或者元朝蒙古占领者的初夜权，这些都只是传说，历史学家并没有找到非常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这曾经发生过。而且是初夜权的话，他只是一次，而这些官员是长期包养，所以这情况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
如果我们要追究一下这原因的话，那是很有意思的。我们知道在中国政治上，特别是中共统治中国大陆以后，它搞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但这些政治运动是明目张胆的给政治对手，或者它要打击的人套上政治的帽子，地主、反革命，以前说的是地富反坏右，它是直接套上政治帽子来进行打击的。
到了邓小平时代结束以后，在中国政治当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变化，虽然这个变化并没有太引起大部分人的注意，就是党内政治斗争的非政治化。因为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是个绝对的权威，所以他要打谁就打谁，要给谁戴上什么帽子就给谁戴什么帽子，基本上在党内政治当中，政治斗争当中，他是直接戴上政治帽子然后把他打下去。不管是把高岗、饶漱石打下去也好，还是后来刘少奇打下去也好，或者是林彪也好，他只是用政治棒子。当然他也去反腐败，他也把那些腐败份子抓起来枪毙，但是这个不一定跟政治有任何关系，就是他觉得需要去给老百姓做个样子，看看共产党是廉洁的，是不容忍腐败的，他就可以随便找到两个人把他枪毙了，他不需要在政治斗争当中用这个来做借口。
到了邓小平时代，他已经不能够做到一个人说了算了。很多事情不是说他要打谁就打谁，他需要通过元老，那些共产党第一代的，退了休但是没有完全离开政治舞台的元老们，通信、商量来做成决定。但是他同样不需要别的借口，也是直接用政治借口就可以把人打下去。在邓小平时代最著名的，就是他改革开放的左右臂膀，胡耀邦和赵紫阳的下台。没有用其它的借口，而是直接的用政治原因让他们下台了。
到了江泽民上台以后，事情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江泽民本人没有在军队里待过，没有打过仗，没有战功，没有任何资历。而他上去以后代表整个强人时代的结束。所以对江来说，要控制整个官僚系统，要控制整个党的系统来听他的指挥，要比毛泽东和邓小平困难得多。毛泽东和邓小平是靠打江山建立起来绝对的威望，和党内斗争的时候绞杀的机器里面打完了所有的对手以后所树立起来的。而江并没有这样的资历，他只是个地方上的官员，只是在“六四”的时候，突然把他调到北京去的，而在调到北京去之前，他已经准备退休了。
这个时候，他所采取的治国方略，也就是说他所采取的控制全国党政官员的政策是什么呢？他用放手腐败的方法，来换取这些官员在政治上对他的效忠，然后用选择性的反腐败来打击对手，或者是打击不服从他领导的人，或者是不愿意站在他这一边的人。
他的战略最直接的，主要的运用是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陈希同是被江泽民用反腐败的方式打下去的。这就开了一个先例，就是党内的政治斗争用反腐败的方式来进行、以反腐败的名义来进行。这个方式由于后来江以及他后面所继承的领导人都是出于同样的地位，都没有绝对的权威，都必须要用反腐败的方式来打击对手，这种方式一直延续到今天。
像胡温这个系统在打击江泽民的上海帮的时候，就是用反腐案来打击上海帮在上海主要的当家人陈良宇；对于陈绍基、王华元、许宗衡的打击，可以说是打击广东帮。陈绍基、王华元是广东的政法系，而许宗衡是广东的行政系统的，打击许宗衡其实矛头是直指黄丽满；而在政法体系，他是通过打击郑少东、陈绍基、王华元，矛头显然都是可以指向周永康的。他用的方式显然都是同一种方法，就是用反腐败的方式来打击对手。
这种方式的运用主要依赖什么？它主要依赖于全党的腐败，就是在整个党的上下没有一个好人了。只有全党，全部官员都腐败了，才能够做到对他的效忠。因为如果有不腐败的官员的话，那么这个不腐败的官员就有可能不能被买通。对于用这种方式把全党拢在一起，把全党整个官员系统拢在一起的话，他是希望全党都一起腐败了。只有当全部官员100%，或者至少是95%以上都腐败了，才能在需要的时候，打击任何一个他想要打击的人，因为他打击人家的时候，只能用反腐败的名义。所以如果在这个系统当中，有50%的人不腐败的话，他就不可能做到要打击谁就能够找出他腐败的借口来。
有人提出来，在全国各个党政系统里面，腐败的绝对不仅仅是上海和广东。事实上，上海和广东也许在全国的官员里边，不算是清廉的话，至少也不算是最腐败的，一定有腐败比他们严重的多的地方、地区。为什么这时候要打上海就能找到腐败，要打广东就能找到腐败呢？就是因为它已经没有例外了，大家都腐败了。这才可能让当局者在政治斗争当中利用反腐败来做为武器，它的前提是全部官员都腐败。
事实上，在今天中国大陆统治集团里面，统治集团的成员，哪怕是最底层的官员，到乡镇这一级的官员，他们都有在他们这个水平上，对权力、金钱和美女的垄断。这个垄断就是从江泽民开始的这个政策，就是放手腐败和选择性的反腐败来打击对手。对权力、金钱、美女的垄断，利用这种垄断来进行党内斗争，它也是建立在这一个政策的基础上的。
如果我们从这一个角度来分析过去和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清楚的，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我一直认为在迫害法轮功的问题上就有这么一种因素在里面，我们不能否定有这样的因素。就是说在中共，在江的这个时代，他想用全民腐败的方式，来维护他的统治，来保证他能控制、掌握最高权力的时候，法轮功这个修身养性的修炼团体，他们拒绝在道德上堕落，不仅是拒绝堕落，而且是道德的回升，而且他们不被任何政治势力收买和利用。如果法轮功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如果有一定数量的党政官员都来炼法轮功的话，那么江的这一套控制中国统治系统，和控制中国民众的这一套政策就不灵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是为了维持他自己的统治，让他这种放手腐败、选择性反腐败的政策能够执行下去的话，他也有理由镇压法轮功、来迫害法轮功。
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如果看一下，中共为什么一定要在今天，在全体民众民意如此强烈反对的情况下，要对邓玉娇起诉，很可能要对邓玉娇判刑。为什么它一定会这样做？至少原因之一，是因为中共“黄色娘子军”遍布全国的情况下，邓玉娇居然拒绝卖身，因为拒绝卖身就使得垄断了女人的这个官僚体系，对她恨之入骨，因为她竟敢不仅是拒绝，还用刀子来防卫，就使得垄断女人的官僚阶层人人自危，非要致邓玉娇于死地，因为她已经成为整个官吏阶层的公敌了。
我们回到国安部的这位心理专家当时对中央提出的建议。他说不要强调官员们的色情作为，否则离开人民起义的日子就不久了。当然他也强调反对贪污腐败不能停，但也不能影响国家安全。如果我们考虑到一旦把官员们色情生活揭露出来的话，就会影响到国家安全的话，其实我们知道这不会影响到国家安全，但是会影响到中共统治安全的话，可想而知我们刚才所讨论的这个现象，在中国大陆真的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而这种社会现象不是说哪一个人，或者是哪一个群体，哪一个团体想改就改过来的。
因为大部分的官员都以这种方式在生活的话，想改过来的这种政策就不可能执行下去，因为它的执行，它的贯彻也得靠现存的这一大套官僚系统来执行。这一大套官僚系统就像我们看到的，不管是王华元、陈绍基，还是许宗衡，他们在位的时候都是冠冕堂皇的讲一些漂亮话。当然国内现在也有很多评论，关于是做官两面人的问题，都是冠冕堂皇的在讲话，但是实际上几乎都没有例外的都是在干着男盗女娼的事情，所以他们不可能把任何想改的政策进行下去。而任何人真正想改动这个事情的话，他会被共产党的体系所淘汰，就像共产党很多例子，政治斗争当中被淘汰的那些领导人一样。
所以你要想改变这种现状的话是不可能的，这个现状能不能改呢？能改的！但是共产党改不了。只有没有了共产党，才可能在没有共产党的情况下，重新来建立中国人的道德体系，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绝对做不到的，因为中国共产党就是造成今天中国官场极端的腐败、腐化的最根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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