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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强:“六四女暴徒”写给6.4的祭文

孙宝强(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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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5日讯】我在写《“女囚”回忆录》时,曾考虑,是否有选择地写,也就是说,根据“为尊者讳,为自己讳”的写法来写回忆录。这是风靡文坛的写作技巧,也是心照不宣的晋升秘诀。

中国有几千年文化,中国的司马迁有几个?100个文坛,有99个是花瓶文坛;100个文人,有99个是御用文人。至于那些“眼泪”中的余大师。“幸福”中的王兆山,还有桂冠等身的孙东东,是国粹,也是国耻。

我考虑了很久,决定国内向司马迁学习,虽然他不是国务院领津贴的专家;国外向卢梭学习,虽然他没得到“矛盾”文学奖。写回忆录绝不隐瞒,绝不镀金,实事求是地讲述,真实确切地陈述,该忏悔就忏悔,该反思就反思,透明得像一杯水,干净得像婴儿。可能缺乏看点,可能遭到冷落,可能收获鄙视,但是真实,是第一要素。

我如实地写了我在看守所的哭泣,写了我在被逮捕后“弃世”的念头,写了我向牢头狱霸的妥协,甚至写了我曾经有过的“背叛”。

1991年,就在我减刑屡遭挫折,而儿子快留级时,女监有二个写忏悔录的名额(一个给了我),确切地说,只要监狱组稿成功,我的减刑也能成功。就在我徘徊在十字路口时,丈夫来探监知道了我的想法,他坚定地说:不就3个365天嘛?从今天起,每过一天,你在里面,我们在外面,让我们三个人,共同划掉一个黑暗的日子……

一记重拳,把我从失足的深渊里拉出来——我不能因为渴望自由,亵渎了千百个受难者,亵渎了还在奋斗的战友,亵渎了伸出双手的外国友人,亵渎了九泉下的亡灵。

是的,我是在监狱里唱过歌,出过黑板报,应邀投过稿。但这是无奈之举——队长为我减刑做了大量的铺垫,我不能拂了她们一片好意。就是唱歌,我也拒绝唱“党,亲爱的妈妈”之类;就是出黑板报,也是依瓢画葫芦;就是投稿,也是楹联、对联之类的应景词。在关禁闭中,在管教的策反下,我也没有揭发同仁,搞有特色的自相残杀;向牢头狱霸低头,也是曲线,为了保护可怜的“小鼹鼠”。我承认,在迫害“米老鼠”时,保持了可耻的沉默。我坦然,我在痛苦中,有过彷徨,有过心寒;但有一点,在二十年的迫害中,我绝没有超过道德的底线。我的底线,就是不能背叛信仰。

二十年里,有的精英搏击商海,偶尔在纪念会上惊鸿一瞥;有的精英追踪博士帽,在象牙塔里苦苦钻营;有的精英在桃花源里,老婆孩子热炕头;有的精英,沽名钓誉忙的不亦乐乎。忙啊忙,忙的连一年一次的烛光晚会都不参加;忙啊忙,忙的连战友的祭奠都不参加。有的比当年的苏秦还忙,鼓着莲花舌,带着大作,飞遍四大洲、五大洋。她们的羽毛,是当局的旗帜;他们的挂冠,是宣传部的奖状。打着民主的旗号,贩卖着当局的红头文件——这才是真正的挂羊头卖狗肉;这才是投身求荣的奸佞徒。有一个誉满天下的女学者曾经说:对暴徒,该抓则抓,该判则判……好一派豪言壮语。可是一不小心,,露出狼外婆的大尾巴。

最近,我被一则消息惊的灵魂出窍。一个曾经的学运领袖,竟然和当局做器材生意,把器材运到中国,以配合政府的金盾工程。金盾工程是什么?就是把一个活生生的中国人,变成能说话的哑巴,能张望的瞎子,能行走的尸体,能吃饭的植物人。让人“返璞”到生物学上的灵长类上;让人回归到罗马的人兽竞技场。

这个红顶商人,背叛了只身挡坦克的同学,背叛了血泊中的同桌,背叛了抗命的38军军长,背叛了不执行开枪令的军人。他蹂躏了同胞,迎合了刽子手,他跪在地上,向魔鬼拱手交出自己的灵魂。

昨天,我寄点钱给刚出狱的暴徒。他们没有工作,没有医药费,没有生活来源。我跟他说:抬起您的脊梁骨,我们不是暴徒,我们是钉在十字架上的受难者。我们没有犯罪,我们只是在屠杀前,没有保持高度的沉默。在屠杀前的沉默,是妥协,是默认,是绥靖,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协同犯罪。有的同胞助纣为虐,那是他们愚昧,他们可怜可悲。我们没有闪耀的文凭,但有祖国的苦难,有民族的脊梁骨。一个真正的民族,不但需要文凭,更需要脊梁骨。在这点上,以色列已经为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

想起这个红顶商人,我就恶心的想吐。我想起秦桧,想起希特勒,想起犹大,想起撒旦。若撒旦知道,一定拜他为师;若犹大知道,一定以他为耻。这种人活着,已经死了。

2009.5.28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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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05 11:2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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