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小说更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历经数千年的文明洗礼，蕴藏着丰富历史风貌和文化精髓的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更是璀璨夺目、光耀千古。它们不但丰富了人类的文明，记录着人类发展的足迹，而且滋润着人的思想，陶冶着人的道德操守。
四大名著的作用还远不止于此，站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全过程来看，也只有今天，在人类走向新纪元的这个临界点，回头一看，才能充份认识到这些圣贤先哲们所留给我们的精神食粮，不只是能够解决精神层面的需求，还在纷繁世事的迷幻中暗示着人们走向未来的途径。
整个人类的历史，潮起潮落，花开花谢，物是人非，世事更迭，朝代交替，战争和平，也都是一台戏。只是人们在戏中，常常忘记了自己的角色，真正忘我的在“演” 着。只有身在戏中、心在戏外的人的“静观”才能真切的认识到：这的确是一台戏。要达到这一步，也只有那些潜心修炼或“不修道已在道中”的人士才可。他们或远离世俗，独处修身；或历经沧桑，却心意淡泊。能达到这一步者，则必是洞察世事、看穿生死、彻悟人生的大德之士方可。能洞察天机，却不能道破，也只有把一份心意寓于小说，借“假语村言”以警示世人。
历史的连贯性不只是表现在连续不断的时间上，还表现在历史上出现的各种事物的联系上。对于人来讲，后者比前者更具有意义。一件件事物、一个个人物，象历史的链条一样连绵下来。对历史起着继承和总结、对未来起着传递和开启的作用。有些是在历史过去若干年后，其内在蕴藏的真正涵义才能呈现出来。
《三国演义》——一个“义”字贯千古
作者罗贯中学贯古今，涉猎百家，对此自然了然于胸。但此书的意旨却不在此。虽然，《三国》以计谋为人称道，诸葛亮、曹操、周瑜、司马懿、陆逊、姜维等等，皆有鬼神不测之妙算。这些古人的智慧也确应算是书中的主题之一，但书中所要表达的却远不止于此。那么，是三国的历史故事吗？有道是“七分史实，三分虚构”。非也，这是小说，不是历史，而历史故事只是作者藉以表达的载体。作者表达的正是使得故事更加丰富多彩、生动感人的人所具有的特质——义。
“ 演义” 者，演“义”也。书名已经标示出来了。当然，“演义”早已成为今人所认为的一种小说体裁，体裁而已。而它真实的本义，就是在书中利用各种人物的互动，把 “义”的内涵丰满起来。“义”所表达的内涵和故事、人物紧密相联。提起“义”，人们想到的不只是一个字的表面意思，任何定义也定不了“义”的内涵，只能起一点表述作用。而通过《三国演义》人们所获得的却是永远具有生命活力和参照的内涵。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三国演义》包容进了人类生存所赖以维系的崇高品质。
明白了这一点，三国的此兴彼衰、恩怨情仇已不足道；人物的喜怒哀乐、忠孝悖逆都围绕着“义”而徐徐进行。诚然，古代是有许多“演义” 的小说，而能和《三国演义》相提并论者，没有。书中对“义”确有很多精到的描写。在曹营一言不发的徐庶，只发了一言却救了赵云，是对刘备的恩义；曹操哭祭袁绍，也能显出“奸雄 ”对义的理解和作为；孟获感“七纵”之恩以归顺，有诸葛亮“义”服的成分。而义薄云天的关羽却将“义”演绎到了极限。曹操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赠赤兔、封亭侯没动他寻兄之意。面对曹操之隆恩，不报恩不离开显其义士本色。为寻兄“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义”至此，可谓惊天地、泣鬼神。
少时读《三国》至“华容道”，深怪诸葛亮为何不把关羽和赵云或张飞换一下位置，要是张飞守华容，曹操不是死定了吗？及至后来才明白，一切皆有定数。诸葛亮这样安排是遵天意、行人事。关释曹，更成全和丰满了关羽之“义”。罗氏著书，真是深得“义”之玄奥。
《三国演义》讲了一个“义”。经过一个朝代，三个势力互相之间的较量中充份表现出“义”的内涵。而且是经过一个朝代这么长的时间表现出了这个“义”的深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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