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6日讯】六十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在血腥的内战后攫取了中国政权，建立了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之所以能够赢得国共内战，原因是当时人们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不民主制度非常失望，同时中共又做出许多漂亮的承诺。其中最有诱惑力的两项承诺是：第一，承诺进行土地改革，从而得到占中国人口数量80%的农民的信任；第二，承诺实行民主，从而赢得了城市知识份子的心。
这两项承诺是否兑现呢？
中共攫取中国大陆政权之初，便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这是一次暴力运动，过程中杀害了几百万农村乡绅，彻底消灭了中国的地主阶级。然而，农民们是否因此得到了土地呢？非也。土地改革刚刚告一段落之时，中共便迫不及待的在农村推行了苏联式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农民们不得不把刚刚分来的土地上交给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并开始了为期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在1959年至1962年期间，至少有3600万农民死于席卷全国的大饥荒。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大饥荒是由于毛泽东的疯狂式经济冒险运动（又称“大跃进”运动）带来的。因此，这个所谓“耕者有其田”的承诺完全是一个超级谎言，中共背叛和欺骗了中国农民。
接下来，关于民主的承诺呢？
一个关于1949年后中国历史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共关于民主的承诺又是另一个巨大的谎言。中共又一次背叛了因为相信它编造的谎言而支持它的中国人民。有趣的是，当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在1949年刚刚建立的时候，它的确包括一些非中共党员的有名无实的政治委员。在其六个副总理中，有三个都不是中共党员，他们都是中立派或中共的支持派。但是，这几位副总理都在未有任何作为的情况下就销声匿迹了，直到1956年，中共甚至连花瓶领导人都不再容忍，将每一位副总理都换成了中共党员。
今天，中国的政府模式从表面上看，依然显示中国拥有我们称之为现代国家的上层建筑模式——它有类似于美国的一个立法机关，行政部门，甚至司法系统。但是，现在让我们走近一步去仔细看一看。中国的立法机关被称为人民代表大会，这被西方记者单纯的叫做“中国的国会”。而这所谓“国会”的成员或人大代表实际上却并不是民选代表。实际上，他们从未通过选举而成为代表。如果你以后有机会与一位华人聊天，问问他/她选的人大代表是谁，叫什么名字，我敢肯定你只能从他/她的脸上看到茫然的神情，就像你在问他/她一位来自月球或火星的外星人的名字一样。所有的人大代表都是经中共精心挑选用来“代表”人民的。中共不必麻烦的去征求人民的意见，而且许多人也敏感的知道谁是人大代表根本就与他们无关。
绝大多数的人大代表就是中共党委或政府的各级官员，还有一部分则是对中共证明过其忠心的娱乐界明星、奥运会奖牌获得者、知名学者或者成功商人。在中国能否成为人大代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很象在新西兰是否获得皇家荣誉一样，总的来说只是个名誉上的头衔。
中国的“议会”每年只召开两个星期。可以想想在中国，这样一个如此巨大而复杂的立法程序仅仅能在两周之内完成，这可能吗？仅这一事实本身就反映出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实质不过是个橡皮图章、一个波将金村的民主门面而已。
中国政府的最高行政部门被成为国务院，最高领导人为总理。目前的中国总理实际上在中共的等级制度中仅排第三位，而实质性的国家政策最高决定权却在由九位常务委员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国务院的主要任务是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政治决定及方向。所有的行政部门均受命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外交部只是负责执行并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作出的重大外交政策及决定的一线部门。中国国防部也纯粹是中共军事委员会（相当于华盛顿DC的五角大楼）的执行部门。同时，中共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以及中共中央军委的最高领导人都是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中国所有的各级行政部门都存在着党与政府共存的模式，而政府始终服从于党。举个例子，中国各省的最高领导不是省长，而是经北京九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任命的中共省委的书记。
中国似乎有着非常完整全面的司法制度，也有检察官和法官。但是他们都是对中共宣誓效忠过的中共党员。
各级中共党委都有一个凌驾于法律和地方行政之上的书记。他可以任意对警察局长、首席检察官以及主审法官下达命令，并传达中共委员会对重要案件的决定。拿体育比赛举个例子，中共司法系统中的每位参赛队员实际上都来自同一个队伍，背后也拥有同一个教练。所以在中国这个一党专政独裁的体制下，独立的司法系统根本就没有任何存在的可能性。
对中共来说，对于国家机器的控制固然重要，但是还不是它统治的关键。中共统治最关键的部分是它对其军队和宣传机器的控制，换句话说，对枪杆子和笔杆子的控制。毛泽东有句名言，“我们是依靠枪杆子和笔杆子赢得国家政权的，而我们也将继续依赖他们来维持政权。”
中共的权力之源总的来说在于其对中国庞大军队武装力量的绝对控制权。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枪杆子里出政权”，中共的基本原则就是“党领导枪”，中共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证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党的军队”。中国宪法明确规定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任何时候都必须听命于中国共产党。大家知道，中共党魁，及总书记，胡锦涛，也就是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因此也就自动成为统领中国所有武装力量的总司令。他也亲自任命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及海军司令。这也反复的宣布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着抵御外敌及维持国内秩序的双重职能。因此任何提出希望军队国家化的人士都将面临牢狱之灾。
由于中共是通过赢得激烈的内战而获得的权力，因此中国的军队，也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始终在中共体制中享受着特权。它是中共真实的权力基础，也是这种政治保守主义的堡垒。军队中的重要人事及高级职位都为现任或已故中共领导人或高级干部的成年子女所继承。他们随时都准备着为“维护法律及秩序”而展开行动。军队始终是维持中共权力垄断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威慑。
既然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共旗下的威慑力量，而装备精良的武警和普通警察队伍则负责维持日常秩序。
如果说，解放军，武警和普通警察部队对民众实行肉体控制，中共宣传部门则是试图对民众实行思想控制。中国现在有超过两千多种报纸，九千多种杂志和两千多个电视频道，以及450个广播电台，但它们都是，无一例外地，在北京或省级宣传部门严格监督之下。
中共宣传部门的老板每天发出指导，对敏感问题什么应该报导，什么不应该报导，如何报导。举个例子：每年6月4日，都有大量香港市民集会，纪念1989年发生的天安门大屠杀，并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这是全港最大的政治集会，参加集会的市民有好几万，然而，仅仅隔着一道边界的中文报纸，电台或电视对这事则是只字不提。在2003年7月1日，有50万香港人举行大规模示威，要求民主，但边界那边的大陆媒体对此表现出的则是毫无同情心的冷漠。普通的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事件的发生，因为中共认定民众是不适宜知道这些的。取而代之灌输给中国大陆民众的是“爱国的”香港亿万富翁如何热爱他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之类的垃圾报导。
如果哪个记者偏离了中共的指示，就会被暂停工作，甚至入狱。据2008年国际人权报告：大约30名记者和至少有50名个人因为在互联网上发表意见而被关进监狱。民众通常仅仅因为访问被封锁的网站，就会受到处罚。
中共宣传部门还在中国的学校中控制应该教什么，不应该教什么。歌颂共产党的政治教育，对每一个年轻人都是强制性，对每一个要离开学校的学生都是“必须通过”的科目。在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后，毛泽东的长期战友，中共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总结认为民运的起因是政治教育被忽视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新的教科书编写就强调共产党的光荣，省去不适宜讲的真相和美化很多中共犯下的“错误”。这种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也蔓延到学校以外的电视，电影和新闻媒体中。
这一切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尽管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仍然健在，而现代中国的历史却被篡改。许多中年人不知道仅仅50年前，在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发生在中国，并造成至少36万人饿死，更不知道反右派运动，造成50万中国的社会精英承受了超过20年的深重灾难。今天在中国，许多年轻人或不那么年轻的人不知道文化大革命，许多年轻人不知道仅仅20年前发生在北京天安门的屠杀事件。相反，由于宣传的渗透，在中国很多人相信中共的“正确”和其唯一的，几乎天赋的统治权利。
“形象管理”可能是由美国国防部创造了一个名词，但中共却是深谙此道。其结果是，整个一代中国人被洗脑。我觉得这是中华民族的巨大损失。这将是难以弥补的。
在中共的精神控制中没有对宗教控制更离奇的。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政府中设立宗教事务局的国家。这个宗教事务局监督所有信仰的活动。只允许信徒在政府认可和监督的教堂和寺庙礼拜。中共一旦发现任何宗教组织难以控制，必将进行残酷迫害。对法轮功的血腥镇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尽管拥有一些超现代的特色，今天的一党专政是以儒家思想作为其指导原则。大家都知道。儒家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像任何古代哲学一样，儒家思想是复杂和多样的，但其政治哲学的本质是极端保守的-它主张维持现状，并支持现有政权。每一个中国变革者都讨厌它，每一个中国统治者都喜欢它。在革命中，中共是激烈的反对儒家，但在在1989年六四大屠杀后，它变得越来越赞成儒家。现在是在全球各地建立“孔子学院”作为其魅力攻势，达到了其政治犬儒主义的登峰造极。
儒家思想的政治哲学最适合被称为家长式专制。父亲的权威，是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中的。汉语中“国家”一词是由“国”和“家”两个表意文字组成，意思是“国家”和“家庭”。管理一个国家和管理一个家庭是一样的，统治者是家长而人民则是孩子。“爸爸最清楚”，统治者为人民作决定，从人民可知道什么到一对夫妇能有多少孩子。人民没有公民权利，没有言论或集会自由，他们参与公共事务受到严格控制。另一方面，像负责任的父母一样，好的统治者负责民众有食品，衣物和住所。正是这些大规模的救助努力和大型的社会项目使这样的权威变得合理化。
这种家长式专制的问题在于，统治者不是人民的真正父母。因此，统治者不会象真正的父母关心子女的福祉那样真正关心人民的福祉。相反，由于不负责的无约束的手中权力，几乎所有的中国统治者都腐败，榨干人民血汗来积累自己家庭的财富。中共官员更是创下牺牲人民的利益来积累个人财富的新纪录。由中国研究人员两年前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党和政府官员的收入是城市居民的8-25倍，和农村居民的25-85倍。在大陆个人财富超过1亿人民币（2千万新西兰元）的3200个超级富豪中，2932个，或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成年子女。同时，400-500万农村人口中，近百分之三十五的人口仍然生活在2美元1天，或糊口的水平。
今天的中共已经放弃了公有制和平均分配财富的共产主义理想，同时继续藐视民主，人权和法治的普世价值。它毫无价值可言。其行动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原始形式为指导。
社会达尔文主义在20世纪初开始对中国知识分子中产生巨大影响。它被用来解释为什么西方列强能够征服其他国家（如中国），同时为中国人敲响了警钟，要尽力使他们的国家强大以求生存和壮长。中国在20世纪的经验，加强了对经济和军事实力无情竞争的重要性的民族共识。把毛泽东的告诫灌输给每一个中国孩子：“落后就要挨打。”随之而来就是，如果你挨打了，这很可能是因为你软弱无能（因此只是你自己的责任）。相反，如果你是强壮有力的，你可以合法殴打他人。毛泽东还教导他的追随者，在对手面前，它是一个杀人或被杀的问题。这就是中共玩的零和游戏。邓小平的指示“（经济）发展压倒一切。”正是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精神产物，这意味着不惜一切代价的经济增长，即使它带来了巨大的和不断恶化的贫富悬殊以及不可逆转的环境退化。
今天，社会达尔文主义情结混合著流行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是以优胜劣汰的信仰为基础，由一种取代美国，首先取得亚洲主导权，继而取得世界主导权的野心形成的。这种民族主义是越来越多地用于填补中共放弃共产主义思想后造成的真空。罗斯特里尔，一位澳大利亚出生的，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国问题专家说，“在对其信仰体系的弱点的默认中，这个党国，为了避开它的灭亡，戴上了民族主义的华丽面具。”（新中华帝国，第154页）现在，爱国主义在中共的书籍里是第一美德。200多百年前塞缪尔约翰逊博士说：“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说得多么正确！
李东
李东：曾在八十年代末担任上海外国语学院教授，也曾在英国、美国以及新西兰大学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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