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9律师案
709事件的发生就像中国其它所有公共事件一样都指向一个问题,就是专制权力的压迫与民间的反抗。从庆安发生截访、铁路警察枪杀徐纯合的恶性事件,嗣后有关方面企图包庇掩...
十九大前,中共对“709”案相关律师及家属管控也升级。谢阳律师被病危,王全璋律师的妻子李文足在老家被警察骚扰,余文生律师又被约谈并发失去自由后的声明,梁小军律师办公室门口被安上监控器。
周永康倒台时,中国就已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黑恶势力盘桓在中国权力集团内(周倒台时,国保曾一度不知所措)。这也是专制社会一个必然发生的历史结果。这股黑恶势力主要集中于宣传和政法系统,他们的性质是血债帮(背上了无数历史的罪债)。根本就不是观点的问题、认识上的问题,这些群体大多把自己的财产和亲属转移到西方(他们对美国、西方的态度就像王立军一样)。通常体制内地位越高的人...
2015年709事件发生我被抓时刚好40周岁,在被监禁期间对自己40岁的人生作了一个简单的总结,就把它叫做四十自述吧!
上文我说过,在监禁当中,人在逆境当中更能够体会生命无常。无常的人生本身就是苦的,而人生最大的痛苦不是失去自由、不是遭受各种酷刑乃至直面生死,而是虚耗生命,因此要解决虚耗生命的问题。在监居时期我就开始默默演讲,给自己讲故事、讲历史。从释迦牟尼、耶稣到曾国藩、李鸿章还有历史以及当代各个人物的故事,包括我自己的家庭和身世,而后来在看守所时则以打坐修炼来应对漫长的岁...
为什么说心持正念无往不胜呢?这里我举个号里发生的例子,从中可见一斑,就是李鸿事件。李鸿事件给了我一个启示!大概在2016年11月下旬的那段时间,号里新进来一个上海的老头名字叫李鸿(在号里外地人比本地人要受歧视)。由于年纪大了他想要解大手,他不太懂号里的规矩并且早晨憋不住了就想解大手,结果号长就是不让他解,号长解完后,又让别人解,他憋不住了,还是想要去,号长过...
我们所谓709的成员在里面穿红号坎,号里面一般刑事犯都穿蓝号坎,死刑犯或贪污犯特殊专案的比如812大爆炸涉案人员都穿黄号坎,病号们则穿绿号坎。红号坎属于级别最高的、管理最严的,我号坎的号码是166号。我知道吴淦是161、幸清贤是169。我在C5监室,他们两个大概一个在C6一个在C7,都离我很近。里面有个比较严格的纪律,就是红号坎之间绝对不能见面,提讯都是分开...
天津二看的确羁押的大都是刑期比较重的嫌疑人,我在C5的时候是被重刑犯所包围着的,在我左边一个无期、右边一个死缓,再右边是挂链的就是死刑犯,我前面一个杀人犯还没判下来,最好的面估计不是死缓就是无期,只要能逃过一劫他就烧高香了!
我在被转移到看守所之前,他们给我做工作,说看守所里面都是一些重刑犯,无期、死刑的杀人、抢劫、贩毒、黑社会等,要我化名叫谢正东这个名字,说这也是出于我的安全为我好,现在的形势很复杂。我明确表示不接受,我说我的身份越公开越安全,即便死在里面也得有个真名实姓啊。
对我们709的这种办案模式几乎成为当今中国一种主流的办案模式。这种办案模式似乎又回到了文革时期极左的道路上,公检法俨然成为一家,法律成了政治工具、专制手段,莫非阶级斗争要卷土重来?
有人问我你认罪了没有?写认罪书了没有?在长达五百多天的日子里,我写过这样几份东西,我绝食争取来纸笔写给妻子的信、反省书、申诉书还有悔过书,都写了。至于悔过类似的东西前后一共写过两份,第一份主要是敷衍他们,其中没有认罪和悔过的表述和字眼,对自己表示一些反省,进行一些必要的批评,但文章的核心内容是通过批评和反省的方式强调了人权至上、和平民主、法治中国这一政治主张...
我们几乎所有709的受害者都被强制吃药,我也被强迫吃了近两个月的药。每天都有医生来送药,每次要打个手电筒向嗓子眼里照一照看你的药吃掉了没有。每次大概是4粒白色药片,他们说我体检的数据转氨酶高,肝有点问题,可我这个人从来都习惯吃素,吃得比较清淡,不抽烟又不喝酒,我的身体很好,一直没有什么问题,而且我也不习惯吃药。
监居场所的监禁室的顶部斜对角有两个摄像头,执勤战士每次进入监居室后,监居室的门就被外面锁死封好,事实上执勤战士也被监禁在里面了,他们如果有特殊情况比如上厕所都要紧急请示,靠打手势与外面的执勤人员联系,必须安排另外的战士顶班他们才能暂时离开监禁室。
记得天津监居时的11月至12月期间,关于为我指定律师的问题,专案组来做我的工作,并告诉我这个还不知最终用不用得上,上面就是要通过这件事来看你的态度。我告诉他们委托律师还为时尚早,现在想委托也委托不了啊,我不考虑这个问题,我相信司法机关、相信领导会查清问题,不会冤枉我的。后来他们又多次来做我的工作给我施加压力,我向他们表示,要不要委托律师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权利...
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此时你会感觉到自己很渺小,法律是如此的苍白无力,你被抓时,面对这么大的一个阵势,你不太相信法律真的会有什么作用,这就是我当时的真实感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当我们在社会上没有处于强权控制之下时,至少有网络可以发声,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指点江山、意气风发的,看起来无所畏惧,可是无论你有多强大,当你被国家机器所掌控,被公安...
后来在专案组审我的过程中,我向他们表示,我之所以被抓完全是我咎由自取,被抓的律师同行以及公民朋友们何尝又不是咎由自取。王宇律师近年来代理了一系列有影响的人权案件,而且王律师死磕贪官污吏、司法腐败有进无退,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是屡败屡战还是愈挫愈奋,个中滋味只有她个人才能体会,不管怎么说,在专制铁幕下没有点痴傻的劲头是不好做人权律师的,有时真可谓是杜鹃啼血、绝望的...
众所周知,2015年5月2日,东北庆安火车站发生警察枪杀公民徐纯合事件,嗣后在网上发酵引发广泛关注。此事件发生后官方与民间的立场及观点泾渭分明,也是由此开始,关注庆安事件的公民、律师开始被抓,到5月底6月初已有多人陆续被抓。我被抓捕后,专案组反复问我庆安事件发生后,是谁组织去的,我告诉他们,其实大家都是独立行动,开始我承认是我带头去的,但其他人也都是自带干粮...
709大抓捕的发生其实蓄谋已久,是叛将瞒天过海、暗渡陈仓的阴谋。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发生了两件足以改写中国历史的事件,这两件事客观上大大冲击了专制政权的合法性,其一是薄王事件,第二件就是令计划之子令谷车祸事件。
近日,北京市司法局、石景山区司法局等四个部门将进驻代理人权案件的道衡律师事务所,声称对该所进行全面调查,甚至管控律师的网上言论。道衡律师事务所前律师余文生表示,中共动用多个部门干涉合法经营的律所行为完全没有法律依据。
709大抓捕发生的原因有很多因素,它的发生可以说是必然的。民间的因素往往成为专制统治集团内部进行博弈所要利用的一种手段。709冤案的发生大致有这样几个根源:第一,它是统治危机的产物;第二,它是维权运动突破专制统治打开缺口的历史必然遭遇;第三,叛将的阴谋!709案师出无名是一锅夹生饭,彻头彻尾的一场司法冤狱!第四,709导火索──庆安事件──为了尊严,底层社会...
2015年9月8日临近中午,我被告知清点扣押物品并让我签字,这天夜里我被告知因房屋改造修缮的原因转移羁押,我们自此离开北京的监居地点(自7月12日至9月8日在此羁押)被秘密转移至天津的监居地点。
关于酷刑的问题,我判断,胡石根先生遭受到的酷刑,主要应该来自于当局高层的授意,尤其傅政华立功心切,想迅速突破胡先生,从而在709案件全局上占据主动,其利害关系显著。胡先生受到的酷刑,主要责任将来按照反人类罪追究傅政华等加害者时,具体的策划者、实施者则根据责任大小来定夺。
我回家后的第三天,即2017年1月21日,我兑现了自己在监禁中给自己承诺的一件事,定下的诺言,就是一定要把酷刑披露出去!
“709”律师谢燕益9月7日发表致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万言公开信,要求释放所有良心犯,结束专制走向民主法治。谢燕益表示,这个社会经历了各种苦难,现在是一个人性的觉醒和神性赋归的一个历史时期。
人生无常、世事无常、生命无常!“人生的一切磨难乃至生死不过是修行、觉悟的契机!”这是我走向监禁前留在微信上的座右铭!历经553天的监禁隔绝,经历了各种磨难与考验乃至直面生死,特殊的人生境遇,更深化了这一感悟,本来我认定了,人生或者说生命的目的原本就是一场考验、一次抉择、修炼升华的机会。对于人生来说,完全是造物主赐予的恩典,对我进行一番熬炼。现在将这一事件的来...
谢燕益律师是709案受害律师之一,其于2015年7月12日被强迫失踪,到2017年1月5取保候审获释。当局对709案采取封闭式关押方式,所有被关押的人权律师和公民,不能与外界有任何的接触,外界亦不能获得被关押者的一点消息。与此同时,当局继续对709案的辩护律师施压,对709案受害者家属施压,加大社会对709案的恐惧。当局试图以此方式达到令被关押者处于孤立无援...
在为709奔走呼吁的这两年里,作为家属,最想知道的就是他们在里面发生了什么?我们曾经抱有“幻想”──没错,就是“幻想”。
日前中共司法部邀请维权律师在内的68名刑辩律师参加涉律师制度改革的专题研讨班。司法部备好的限制律师庭外言论的“倡议书”遭反弹,一些维权律师因拒绝而提前离席。
日前大陆司法部突然邀请一批包括维权律师的各地知名律师一起参加为期4天的研讨会,这个司法部首举,在十九大前的敏感时刻格外引起外界关注。大陆的一些维权律师分析背后深层原因。
“709”辩护律师余文生、马连顺最近因为转所问题,受到当地司法局持续打压,转所受阻,而成了“无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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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10月16日)数十家科学机构终于联合宣布了有关引力波的重大成果,即人类首次探测到约1.3亿光年外双的中子星并合产生引力波,及其“光学对应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