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黑皮书
“布尔什维克公开表示,他们已经时日无多”,德国驻莫斯科大使卡尔.赫尔弗里奇(Karl Helfferich)1918年8月3日告诉其政府。“实实在在的恐慌压倒了莫斯科……可想像得到的最疯狂的谣言正甚嚣尘上,是关于所谓‘叛徒’的。他们被认为正躲藏在城市周围。”
1918年春强化专政造成的政治影响包括:完全关闭一切非布尔什维克报纸、强行解散一切非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逮捕反对派领导人,以及残酷镇压众多罢工。1918年5月和6月,反对派社会主义者的报纸中有205家被最后关闭。在卡卢加、特维尔、雅罗斯拉夫尔、梁赞、科斯特罗马、喀山、萨拉托夫、奔萨、坦波夫、沃罗涅日、奥廖尔和沃洛格达,孟什维克或社会革命党人占多数的苏维埃遭强...
1918年4月11日至12日晚,契卡发起了首次重大行动。当时,一千多名特种部队小分队人员,向莫斯科约20个无政府主义者据点发动猛攻。经过数小时的激战,有520名无政府主义者被捕;25人被作为“土匪”就地处决。“土匪”一词从此即特指罢工工人、逃避征兵的逃兵,或抵制强制征粮的农民。
契卡当时起步低微。1918年1月11日(公历1月24日),捷尔任斯基捎信给列宁说:“尽管我们已做了重要的工作,但我们发现,目前的情况是无法容忍的。我们什么钱都没有。我们夜以继日地工作,没有面包、糖、茶、黄油或乳酪。要么采取措施批准给我们像样的口粮,要么给我们权力征用资产阶级的财物。”捷尔任斯基招募了约100名男子,其中大多为军中旧党、波兰人和来自波罗的海诸国...
作为一个“非常委员会”,契卡后来盛极一时,行事没有丝毫法律依据。和列宁一样,捷尔任斯基只想不受约束地行动。他以如下的惊人方式作了描述:“是生活本身给契卡指明了走向。”在这种情况下的“生活”意味着“群众的革命恐怖”,即被很多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激烈煽动的街头暴力。他们暂时忘却了其对民众自发行为的深刻不信任。
布尔什维克诉诸于群众的革命自发性,在实践中是一种难以运用的手段。暴力和报宿怨广泛存在,武装抢劫和洗劫商店也是如此,特别是洗劫冬宫的地下库存和卖酒精的商店。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现象变得十分普遍,PRMC只好按照捷尔任斯基的建议,设立了一个打击酗酒和内乱的委员会。12月6日(公历12月19日),该委员会宣布彼得格勒进入紧急状态,并实施宵禁,“以结束由伪装成革命者...
新的布尔什维克权力结构相当复杂。它公开声称的“苏维埃权力”,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代表行使,而政府的立法机关是苏维埃人民委员会(SNK)。它拚命要在国内和国际上赢得一定的合法性和认可度。政府也有其革命组织,是以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PRMC)的形式出现的。它在实际夺权中极为重要。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Feliks Dzerzhinsky)从最开始就在PRMC...
自1903年成立以来,布尔什维克党就一直身处俄国和欧洲其它的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思潮之外,主要是因为它意欲从根本上打破现存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也因为它把自己视为一支高度结构化、纪律严明和优秀的职业革命者先锋队。如此一来,布尔什维克就与孟什维克和欧洲其它社会民主党完全对立起来。后者允许大批人加入,也容许迥然不同的观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但未复兴沙皇政权和加强社会残缺的凝聚力,反而无情地揭示了一个独裁政体的脆弱性。该政体被1905年至1906年的革命所撼动,并进一步被摇摆于不充分让步和回归顽固保守主义之间的政策所削弱。这场战争也突显了经济现代化不完善之弱点,这一现代化依赖于资金定期流入、专家和技术。最后,这场战争加强了俄国城市与农村之间,即权力和工业中心与基本上独立的传统社...
“随着共产主义的崩溃,证明十月革命具有‘历史必然性’,也逐渐丧失了其必要性。因此,1917年或最终成为一个‘正常的’历史事件。不幸的是,和我们社会中其他每个人一样,历史学家似乎不愿抛弃这个元年创始神话(founding myth of Year Zero)。一切的一切──俄国人民的幸福或不幸,似乎就是从这一年开始。”
在赫鲁晓夫发表演说前,对共产党人所犯罪行的谴责,仅来自他们的敌人、托洛茨基主义异见者或无政府主义者;而这种谴责并非特别有效。共产党大屠杀的幸存者和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一样,同样强烈地渴望作证。然而,幸存者非常稀少,尤其是在法国。在那里,对苏联集中营系统的切实体验,仅直接影响到几个孤立的团体,例如阿尔萨斯-洛林(Alsace-Lorraine)地区的“我们身不由...
1956年2月24日晚,官方承认共产党罪行的第一个转折点来临。当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在苏共第20届大会上走上讲台。大会议程是闭门进行;只有大会代表在场。在一片鸦雀无声中,代表们被所听到的惊得目瞪口呆。只见党的第一书记在发言中系统地废除了斯大林作为“各族人民的父亲”、“天才”的形象。30年来,斯大林一直是世界共产主...
和普通娼妓一样,知识分子发现自己被诱骗加入宣传战的行列。1928年,马克西姆.高尔基(Maksim Gorky)应邀到索洛维茨基群岛(Solovetski Islands)“旅游”。这是一座实验性集中营,可能会“蜕变”(借用索尔仁尼琴的话)成古拉格系统的一部分。回来后,高尔基写了一本书,为索洛维茨基集中营和苏联政府歌功颂德。1916年龚古尔文学奖(Prix ...
我们要如何评价共产主义的罪行?要从中汲取什么教训?为何必须等到20世纪末,该课题才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尽管对斯大林主义和共产主义恐怖的研究在东欧日益流行,但毫无疑问,与纳粹罪行的研究相比,还需做大量工作,才能追赶上。
对恐怖和独裁——当权共产党人的关键特征进行分析,并非易事。让.艾伦斯坦(Jean Ellenstein)把斯大林主义定义为希腊悲剧与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的结合。这个定义有其吸引人之处,但没有说明共产主义实践的纯粹现代性。共产主义的极权影响不同于独裁统治以往的存在形式。把它们进行比较对照,可能有助于将共产主义放到一定背景下加以分...
一个认识论难题依然存在:“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主要属于法律范畴,将其用于历史研究,是否恰当?这些概念主要用于在纽伦堡谴责纳粹主义,具有时限性,用于旨在导出相关中期结论的历史研究,是否合适?另一方面,这些概念是否有受值得怀疑的“价值观”的影响,从而扭曲历史研究的客观性?
反人类罪是个复杂的概念,与这里所研究的罪行直接相关。最具体的罪行之一是群体灭绝罪。在纳粹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后,为了阐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6c条,1948年12月9日的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群体灭绝罪公约》(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Genocide)以如下方式定义了反人类罪:“群体灭...
我们究竟将审视什么罪行呢?共产主义犯下了诸多罪行,不仅是针对个体的人,也是针对世界文明和民族文化。斯大林拆毁了莫斯科数十座教堂;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şescu)为了尽情发泄他的狂妄自大,摧毁了布加勒斯特的历史中心;波尔布特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拆除了金边大教堂,并让丛林长满吴哥窟的寺庙;在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无价之宝被红卫兵砸碎或焚烧...
有文曰:“历史学就是描述人类灾祸的科学。”我们这个充满暴力和血腥的世纪(译者注:指20世纪)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在前几个世纪里,鲜有民众和国家免遭大规模暴行的蹂躏。欧洲主要列强都曾参与非洲奴隶贸易。法兰西共和国曾进行殖民活动,尽管有过一些善举,但殖民仍因一系列丑闻而声名败坏,这些丑闻一直延续到最近。美国依然深受暴力文化的影响,这种文化深深植根于两大历史悲剧——...
同时,本书也平和地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分析性观点。第一点是,共产党政权不只是实施犯罪行为(所有政府偶尔也会这样做);它们本质上是犯罪企业(criminal enterprises):原则上,可以说,它们都依靠暴力统治,无法无天,且罔顾人命。因此,韦尔特关于苏联的章节以“反人民的政权”为题,带领我们有条不紊地穿越从1917年10月革命至1953年斯大林之死连续出现...
当本书面世之际,法国社会党人、总理利昂内尔‧若斯潘(Lionel Jospin)碰巧需要共产党人的投票来组成议会多数派。于是,右派的演说者们在国民议会引用黑皮书,起身攻击他的政府窝藏没有为过去罪行忏悔的盟友。若斯潘回忆了戴高乐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组建的自由联盟(这是公平的游戏),以此进行反驳,只是为了更好地得出结论:与他们一同执政,他也很“自豪”(这并没什么说服...
共产主义一直是20世纪的大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的创伤未愈,它就从欧洲最不可能的角落闯入历史。1939年至1945年的大灾难之后,它向西大步进入德国中部,向东更是飞跃进抵中国海域。在其全盛时期,共产主义曾经统治人类的三分之一,而且似乎要无休止地扩张。70年来,它在世界政治中如幽灵般挥之不去,引发舆论两极化: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是历史上社会主义发展的终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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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度依赖进口大豆,中美贸易战后,进口美国大豆数量骤减。黑龙江大豆主产区9月上旬出现低温霜冻天气,导致近1,500万亩大豆遭受冻害,估计减产5.5亿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