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我们大家暂时不要再叫“教育改革”,而多提“教育改善”,我们不该打倒明星学校,而应该监督政府,使每一所学校都办得相当不错,到这个时候,我们国中生的升学压力就会减轻许多了。
如果我们提高了后段班学生的程度,前段班学生的程度也会跟着提高的。如果我们的高中生程度普遍地提高了,很多高中生不一定非进大学不可
在我们的社会里,有很多社会边缘人,他们生活在社会最黑暗的角落里,当绝大多数的人好好地教育子女,努力工作的时候,这些边缘人物没有工作可做,不仅此也,对他们而言,犯罪是很普通的事。
老神父的意思是:“年轻神父,你如能真正的爱人,就能得到心灵上的平安。”
我这样写的:“吴台颖同学:你是一个穷人。李家同题”
我其实什么也没有教他,只教了他两件事,“不要学坏,总要有一技随身”,没有想到这两句话如此有用。
任何人只要肯全心全意地去帮助别人,都会感到自己的生活是有意义的。生命的意义也许难懂,要过有意义的生活,却不是难事。
我没有等他开口说话,就问他是不是阿强?他嗯了一声,我请他进来坐下,他感到很不自在,一来我的冷气好像对他是太冷了一点,还有一点,他有点怕将我的研究室的椅子坐脏了……
《纽约时报》有一则报导,有关一位美国职棒球员的回忆,他永远不懂,当年他的少棒队,为何输给了台湾来的少棒队。
葛雷格圣歌很像暮鼓晨钟中的佛教法师念经,也像犹太人的咏唱。
他很感慨地告诉我,他过了七十几年的日子,从来没有想到世界上有很多可怜的人。
我觉得这件事情有点不通,因为阿杰有个大家庭,好多亲戚,他的姑妈怎么会无亲无戚?
终其一生,老张一直记得他妈妈的话“想想自己是一个不幸的人”,老张因此常常想像自己功课不好,自己体育不好,自己家境不好,这些想像也使得他心中充满了慈悲心
一场选举,多少政务受到影响,现在选举已过,朝野有没有认真地处理国家大事呢?看来,答案是否定的。执政党恐怕已经心灰意冷,在野党呢?他们一定在等着执政,未来几年,他们恐怕希望执政党一事无成,好让他们在下一个大选中有批评执政党的具体证据。可怜的是天下苍生,因为极有可能,朝野都将我们忘掉了。
一场选举,多少政务受到影响,现在选举已过,朝野有没有认真地处理国家大事呢?看来,答案是否定的。执政党恐怕已经心灰意冷,在野党呢?他们一定在等着执政,未来几年,他们恐怕希望执政党一事无成,好让他们在下一个大选中有批评执政党的具体证据。可怜的是天下苍生,因为极有可能,朝野都将我们忘掉了。
王教授忽然轻轻地对着这条狗说:“狗狗,将来如果我饿了,你不要赶我走!”我听了,觉得好奇怪,狗为什么要将人赶走呢?
我最近偶然间看到一篇爱因斯坦写的短文,文章中,爱因斯坦说他一直心怀愧疚,因为他的一生,得到别人的帮助实在太多,所谓别人,他特别强调包含已经死去的人,他又说,他觉得他向社会借了很多的债,因此他说他必须提醒自己,要为别人而活,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是“人人都应该为别人而活”。
张教授的告别式简单而隆重,教堂里一张桌子上放了张教授的遗像,旁边放了那本英文课本,而且打开在第二十一页上,桌上的一盏台灯照着这一页……
人总要老的,再过几年,我就七十岁了,奇怪的是:我仍希望我能再活三十年,如果我真的能再活三十年,我仍要压迫我的研究生和我一齐做学问,我相信我们能设计出更好的线路,发展出更好的分散式系统,也能设计出新的算法。
将来任何事情都由教育部官员一人决定算了。这倒也好,教育部可以裁撤很多单位。
交通部事先没有订好服务的规格,事后却又要叫远通提出公益方案,当然行不通,远通不是世界展望会,也不是慈济,为何要做公益服务?尤其令我感到不舒服的是,为什么我们人民成了远通施舍的对象?
我们学计算机科学的人,都知道别人写的软体,我们最好不要去改之,因为我们永远都不知道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软体,一但修改,可能有可怕的后遗症。
好多年,教育界流行的口号是“教育自由化”,我也希望这不是一个绝对神圣的名词
如果我们只想赚一点糊口的钱,不需要什么技术,我们在门口开一家杂货店,只要笑脸迎人,只要勤劳,就可以撑下去。可是我们如果想赚大钱,没有特殊的技术,是不可能成功的。
西方,我们常常嘲笑某人小题大作,就说他造了一个稻草人,然后将它打倒了。这一次,我们真的有点像建造了一个稻草人。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愿听听世界上可怜人的心声,这个世界会变得温暖得多。
我有资格有如此的信心吗?天主会在我身上显奇迹吗?
我相信,任何形象好的人,如果一再做广告,他的形象也就不会好到那里去了,因为人们终于会觉得有些奇怪,为什么他今天推销大哥大,明天推销速食面。
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出卖的。举例来说,我们的人格就应该是不能出卖的,可是,既然我们可以去卖我们的隐私权,难道我们不能出卖我们的人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