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沃德度过的一个季度,仿佛是一个时代,而且并不是黄金时代。我得经历一场恼人的搏斗,来克服困难,适应新的规矩和不熟悉的工作。我担心这方面出错。为此所受的折磨,甚过于我命里注定肉体上要承受的艰苦,虽说艰苦也并不是小事。
我听了感到不胜惊讶。我不能理解这“忍受”信条,更无法明白或同情她对惩罚者所表现出的宽容。不过我仍觉得海伦.彭斯是根据一种我所看不见的眼光来考虑事情的。我怀疑可能她对,我不对。但是我对这事不想再去深究,像费利克斯一样,我将它推迟到以后方便的时候去考虑。
第二天开始了,同以前一样,穿衣起身还是借着灯草芯蜡烛的微光,不过今天早晨不得不放弃洗脸仪式了,因为罐里的水都结了冰。头一天夜里、天气变了,刺骨的东北风,透过寝室窗门的缝隙,彻夜呼呼吹着,弄得我们在床上直打哆嗦,罐子里的水也结起了冰。
课一结束,骚动便随之而来,但她的话音刚落,全校又复归平静,她继续说:“今天早晨的早饭,你们都吃不下去,大家一定饿坏了,我已经吩咐给大家准备了面包和乳酪当点心,”教师们带着某种惊异的目光看着她。
那位刚离开的小姐约莫二十九岁,跟我一起走的那位比她略小几岁,前者的腔调、目光和神态给我印象很深,而米勒小姐比较平淡无奇,显得身心交瘁,但面色却还红润。她的步态和动作十分匆忙,仿佛手头总有忙不完的事情。
一月十九日早晨,还没到五点钟贝茜就端了蜡烛来到我房间,看见我已经起身,并差不多梳理完毕。她进来之前半小时,我就已起床。一轮半月正在下沉,月光从床边狭窄的窗户泻进房间,我借着月光洗了脸,穿好了衣服,那天我就要离开盖茨黑德,乘坐早晨六点钟经过院子门口的马车,只有贝茜已经起来了。
房间里只剩下了里德太太和我,在沉默中过了几分钟。她在做针线活,我在打量着她,当时里德太太也许才三十六七岁光景,是个体魄强健的女人,肩膀宽阔,四肢结实,个子不高,身体粗壮但并不肥胖,她的下鄂很发达也很壮实,所以她的脸也就有些大了。
贝茜似乎很匆忙,已等不及听我解释,省却了我回答的麻烦。她将我一把拖到洗脸架前,不由分说往我脸上、手上擦了肥皂,抹上水,用一块粗糙的毛巾一揩,虽然重手重脚,倒也干脆爽快。她又用一把粗毛刷子,把我的头清理了一番,脱下我的围涎,急急忙忙把我带到楼梯口,嘱我径直下楼去,说是早餐室有人找我。
我同劳埃德先生的一番交谈,以及上回所述贝茜和艾博特之间的议论,使我信心倍增,动力十足,盼著自己快些好起来。看来,某种变动已近在眼前,我默默地期待着。然而,它迟迟未来。一天天、一周周过去了、我已体健如旧,但我朝思暮想的那件事,却并没有重新提起。
好心的药剂师似乎有些莫名其妙。我站在他面前,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他灰色的小眼睛并不明亮,但现在想来也许应当说是非常锐利的。他的面相既严厉而又温厚,他从从容容地打量了我一番后说:“昨天你怎么得病的呢?”
我随后记得,醒过来时仿佛做了一场可怕的恶梦,看到眼前闪烁著骇人的红光,被一根根又粗又黑的条子所隔断。我还听到了沉闷的说话声,仿佛被一阵风声或水声盖住了似的。激动不安以及压倒一切的恐怖感,使我神智模糊了。不久,我明白有人在摆弄我,把我扶起来,让我靠着他坐着。
那个阴沉的下午,我心里多么惶恐不安!我的整个脑袋如一团乱麻,我的整颗心在反抗:然而那场内心斗争又显得多么茫然,多么无知啊!我无法回答心底那永无休止的问题——为什么我要如此受苦。此刻,在相隔——我不说多少年以后,我看清楚了。
我一路反抗,在我,这还是破天荒第一次。于是大大加深了贝茜和艾博特小姐对我的恶感。我确实有点儿难以自制,或者如法国人所说,失常了。我意识到,因为一时的反抗,会不得不遭受古怪离奇的惩罚。于是,像其他造反的奴隶一样,我横下一条心,决计不顾一切了。
那天,出去散步是不可能了。其实,早上我们还在光秃秃的灌木林中溜跶了一个小时,但从午饭时起(无客造访时,里德太太很早就用午饭)便刮起了冬日凛冽的寒风,随后阴云密布,大雨滂沱,室外的活动也就只能作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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