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弟子丽菊有一次和我同车去医院,她的腿也被酷刑折磨成一瘸一瘸的。丽菊三十刚出头,进劳教所前是广州一所高校的英语老师。她一见我,对我一笑。丽菊总是在最艰难、危险的时候都能笑。
去了几次医院后,我的脚只是消了一些肿,医生们对我伤残的腿毫无办法。其实,每次去医院的路途劳顿对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的我来说,只是一种折磨。
一回到牢房,“挟控”递给我一个铁饭盒,里面是我的晚饭。我吃了一口发现那饭还有一点温热。这是我两年多来第一次在寒冷的冬天吃到热饭。
广州市区建起了不少新的高楼大厦,但我对这些毫无感觉。因为这片土地仍然和两年前一样,没有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权利 ——信仰的自由。
我的腿被折磨致残后,他们从未带我去过医院,也不在乎我的腿怎么样。现在他们大概知道没希望逼我妥协了,转而希望尽快抹掉他们施酷刑的罪证。
第三天上午,劳教所所长到牢房看了一眼我的腿后冷冷的说:“唐乙文!你再不配合我们你的腿就完了!”
我沉默著任她们骂。我的腿脚已经僵硬、沉重的像灌满了铅一样,痛的像十几把刀在割。我感觉它们随时都可能支撑不住而倒下。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晚七点,三大队教导员来到牢房,要我站到牢房的一个角落直到愿意放弃法轮功为止。她命令俩个“挟控”在我耳边大声读中共的宣传材料,不许我坐、不许我睡。
年底越来越近。见肉体的折磨和疯狂的强制洗脑都不能使我放弃大法,看守们越来越急。
那时天气非常寒冷,看守们穿着厚厚的军大衣还冷的瑟瑟发抖。她们总是到晚上九点左右才允许我去冲凉。冰冷的水一浇到身上,身体冻的冒烟,伤腿马上冻的僵硬、更加红肿疼痛。
在这次酷刑前我一直善意、真诚的和看守沟通,尽力使她们明白大法的真相。酷刑后我变的非常沉默。我意识到这个时候语言已经没有用,唯有依靠对大法的坚定去震慑邪恶。
刚开始我是看的。看中共怎么造谣。放完“天安门自焚”的录像后看守问我:“看完这个,你该放弃法轮功了吧?”我说那是假的。然后我一一给她们指出来其中的造假之处,听的她们无话可说。
看守强迫我终日坐在牢房的小塑料凳上看中共诽谤法轮功的宣传材料。她们时不时透过牢房铁门上的一个小洞监视我和阿玉在里面的情况。
酷刑后,我被关进一间看守严密的小牢房里。牢房的铁门二十四小时紧锁。我在里面昏迷沉睡了两天,全身痛的连身都翻不了。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将在北京召开。从大会召开的前五个月开始,槎头女子劳教所对所有坚定的大法弟子开始了新一轮的酷刑迫害。
三小时后车开到一所监狱大门口。这所监狱位于一大片光秃秃的荒芜之地上,四周什么都没有,让人感觉没有任何逃出去的希望。在监狱大门前,车子停下接受检查。
槎头女子劳教所不允许大法弟子阅读任何东西,除了中共诽谤法轮功的宣传材料;也不准大法弟子写任何东西,除了每月一封的家信和看守布置的“作业”。
我被关在三大队时,脾气暴躁的监工总在工厂用恶毒的语言骂我、侮辱我,说我干活笨手笨脚之类。我默默忍受、从不回嘴,同时不断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很多被关押者已经自暴自弃,她们的家人也已对她们绝望。大法弟子对她们的关心和善待,使她们开始看到人生的希望。
七点,长长一天的苦役开始。在污染的工厂里,被关押者被迫制造和加工各种各样的产品:假花、衣服、牛仔裤、毛衣、袋子、耳环、项链、圣诞卡、玩具、徽章……
尽管丈夫的话伤人,我没和他争吵,我从未把声音提高哪怕一点点。说再见时他冷若冰霜的转身就走,我过去温柔的拥抱他、谢谢他来探视我。
别的被关押人员家属可以一周来劳教所探视一次。而大法弟子不被允许给家人打电话;一月准许写一次的家信其实也全被看守没收;家人也不许来劳教所探视,除非劳教所想通过家人给大法弟子施压时,才会允许他们短暂的探视。
有一次,关在槎头女子劳教所的所有大法弟子被集中到一个大房间,大群看守紧张的围住我们戒备,说是请来了中共党校的一个教授给我们上“思想教育课”。
槎头女子劳教所里关着很多老年大法弟子,她们和年轻的大法弟子承受着同样的折磨。我在一大队时认识了六十多岁的华阿姨。
大法弟子们的表现被四大队的全体被关押人员和“挟控”看在眼里。她们中的不少人后来调到了一大队,告诉我她们非常佩服大法弟子。
看守为此用各种方法迫害我们,包括把我们关进禁闭室折磨、延长我们在劳教所的期限,但我们都坚持不妥协。从那以后,大法弟子和他们平等的站着说话。
我们别的大法弟子也撕那些海报。看守命令“挟控”打我们,延长我们在劳教所的期限,然后又贴上新的海报。我们再撕。
槎头女子劳教所每天的食物,早餐是发黄的劣质面,午餐和晚餐是劣质米饭加水煮白萝卜、水煮豆子等,每周有一餐供应几颗肉粒。
那时正值热带盛夏,小岛上更炎热,气温常达摄氏三十度以上。看守们强迫我在正午最毒辣的太阳底下连续跑步、操练几个小时,使红疮更加又痒又疼。
我丈夫在我被绑架的翌日回到家,见一地狼藉、电话线被扯断、妻子失踪,以为窃贼进了屋,马上报警。警察却叫他问610。他问了610后才知道:我被抓进了看守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