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
丘吉尔对中东地区的种种安排,日后被证明是十分正确的。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敌对情绪有所缓和,地区形势相对稳定,英国政府则以最小的兵力和最低的财政支出保证了大英帝国在这一地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据信由于丘吉尔计划的实施,英国用于中东地区的军费开支由每年的4000万英镑直线下降为500万英镑。
丘吉尔在1918年底,曾就对俄政策在战时内阁会议上发表意见。他认为,英国要么尽快从俄国撤出,要么“派出大量军队,提供足够的机械化装备”以更有效地进行干预;而他更倾向于选择后者,因为丘吉尔对俄国革命抱有极端的敌视态度。
为了表示对丘吉尔格外优待,劳合—乔治在组阁时让丘吉尔在陆军部、海军部或空军部中任意选择。丘吉尔当然愿意回到海军部去,他在给首相的信中表达了这个意思,并且表示“我可以接受任何要求,让大家的愿望变为现实:‘舰队做好了准备。’”
丘吉尔一方面仍不松懈地抓紧军需生产,“要作好各种有效的准备,以确保敌人即使形势有利也不能继续战斗下去”;另一方面开始考虑停战问题。他参加了首相与大臣们在苏塞克斯郡丹尼花园的利德尔大厦举行的讨论停战问题的会晤。他虽然同意大臣们在会晤中得出的“考虑到协约国方面目前已确实占有战略上的优势,因此停战条款必须严厉”的共同认识,但后来他在曼彻斯特的演讲中也强调指出,要求...
但是矛盾仍然存在。因为在当时的体制下,军需部只负责陆军的军需生产,海军部则控制着海军的后勤供应,这意味着有“两个军需部,为自成体系的不同军种服务。双方在劳力与原料这个越来越狭小的领域内相互竞争与冲突”。在与海军部的冲突中丘吉尔占尽优势,因为他精通海军知识,批评能切中要害,而当时的海军大臣埃里克‧格迪斯爵士却只是一个新手。
1917年7月17日,当丘吉尔的军需大臣的任命宣布后,立即引起了舆论界和政界的强烈反应。《晨邮报》的评论尖刻地嘲讽道:“尽管我们还未发明永不沉没的舰船,但我们却已经发现有不会倒台的政治家。……我们可以满有把握地预料,他会继续铸成有损于国家的大错。”知名社会活动家贝雷斯德福等宣称:“首相无权做出这种违背公众舆论的任命。”
1916年5月9日,丘吉尔在返回伦敦的当天发表了一项声明,说他“获准回来休假”,并打算“继续尽其在议会和政治上的职责”。过了三周,《伦敦公报》宣布,W‧Z‧S‧丘吉尔放弃了他的中校军衔。这是陆军部批准丘吉尔退伍时的一个附加条件。从此之后,丘吉尔就再也不能要求在军队中任职了。
1915年11月18日,丘吉尔身着少校军服,踏上了前往驻扎在法国圣‧奥莫尔的自己所属团队的征程。他再不能像任海军大臣时外出巡视那样派头十足地旅行,而是乘坐一艘挤满了假满归队的官兵的定期航班横渡英吉利海峡。使他意外而深感满意的是,到岸后他发现驻法国的英国远征军总司令弗伦奇派自己的小汽车在专候他。弗伦奇把丘吉尔接到位于圣‧奥莫尔附近的布伦迪克城堡的司令部里,设宴...
在胜利的鼓舞下,丘吉尔在帝国防务委员会上提出了消除敌军入侵英国威胁的最好防御手段是进攻的战略指导思想。他还提出了在北海封锁德国各海港出口和进攻达达尼尔海峡,打开马尔马拉海的通道,进攻新近加入德奥一方作战的土耳其的最大城市君士坦丁堡,与俄国人取得联系这两种具体作战方案。
德国人很快就有了报复的机会。9月22日,德国潜艇在荷兰沿海成功地用鱼雷击沉了英国的3艘老式装甲巡洋舰“克雷亚号”、“霍格号”和“阿布金尔号”,舰上人员有三分之二丧生,总数达一千四五百人。这类陈旧而缓慢的军舰在敌方潜艇容易到达的海域巡逻,早就引起了人们的议论,一些英国军官甚至称其为“活钓饵中队”。
1912年春,丘吉尔提出削减地中海舰队,集中兵力加强北海海域的防卫,由于保守党人的反对,这项计划在实施时被大打折扣。丘吉尔还认为,为了“在必要时刻到来的时候,保障……我们选择的自由和保持举足轻重的力量,事先对法国政策施加影响,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烽火在即,锤炼丘吉尔的时刻到了,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光芒罩住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已功不可没的丘吉尔,为了他更大的使命,他需要积累和丰富自身的经验。他的与众不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宣战时刻显现:1914年8月4日,当大笨钟敲响11点时,海军部对德国作战的命令已经发出。
在丘吉尔生命历程的这一阶段,虽然他饱经了政治上的风风雨雨,大起大落,但在婚姻与家庭生活方面却颇感美满如意,使他在涉足风云变幻的政治领域时,有一个稳定的可以依托的后方。
大选结果与同年年初的上一次大选几乎完全相同,从某种意义上这可以看作是选民们对现任内阁的肯定和支持。因此内阁在下院通过了一项把上院的否决权降格为推迟权的议案。该议案规定,“在以民众而不是以世袭贵族为基础所组成的一个第二院来代替现存的贵族院”;规定财政案为“公共关系法案”,必须由下院议长加以认证,议长的批准证明书是“完全具有最后决定性的”,不受任何法庭的质询,贵...
内政大臣在英国内阁中地位较高,权力也很大。因此,35岁的丘吉尔登上内政大臣的宝座,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应是一件很大的成就。内政部负责管理全国的监狱、少年罪犯营、消防队和伦敦警察局,它可以建议国王赦免罪犯,对组织议会选举有一定权力。
丘吉尔和劳合—乔治代表了自由党中主张彻底进行社会改革的那部分人。他们是从自由党的根本利益出发来考虑社会改革问题的;他们的政治战略思想是“预先想到劳工阶层的要求”,以便让工人群众明白,他们能够比工党更多地为劳工阶层带来好处。
1908年2月12日,坎贝尔—班纳曼首相突然中风,而且复原无望了。他的继承人阿斯奎斯开始筹画组建新内阁。阿斯奎斯拟请丘吉尔在海军大臣或地方政府事务大臣两个位置中选择一个。丘吉尔不好去取代他姑妈的丈夫、现任海军大臣特威德蒙斯勋爵的职务,因而选择了地方政府事务大臣一职。但担任该职的是内阁中唯一的工联主义者约翰‧伯恩斯,他不愿意离开这一职位。最后,阿斯奎斯安排邱吉...
丘吉尔的这种政治策略思想是他的一贯思想。后来他在《我的早年生活》一书中,又对此展开了更深入的论述,并为自己这一颇富机智的、具有辩证观点的政治策略思想感到颇为满意。他写道:
大选结束后,丘吉尔立即精力充沛地投入了殖民地事务部的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充分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年轻有为、富有首创精神的大臣。他与他的顶头上司额尔金勋爵年龄相差悬,性格迥然各异,阅历和修养自然也有很大区别,所以难免会有一些摩擦。
巴尔弗尽量避免在党内激化矛盾,但张伯伦却对首相在政策上的模棱两可和行动上的延宕越来越不耐烦。在1905年11月14日的保守党纽卡斯尔年会上,张伯伦的政策主张在提交表决时得到了几乎一致的赞成。在这一形势鼓舞下,张伯伦向巴尔弗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立即解散议会,举行新的大选,企图通过选举来争取选民支持他的关税壁垒政策。
1903年12月,他在演讲中激烈抨击保守党的政策,甚至有意向自由党讨好。他在结束演讲时说:“感谢上帝,我们还有个自由党!”1904年3月,他开始自称为“独立的保守党人”
有关改组军队的法案在议会内外持续讨论了2年。在此期间,丘吉尔进行了大量活动,还把自己关于这一问题的演说印成了小册子四下散发,最终使这一法案未获议会批准。丘吉尔的造反行动取得了胜利。
从1901年2月起,丘吉尔开始在下院履行自己的议员职责,他坐在下院后排议席过道的上方拐角处,紧挨着前排议员的后面;这是他父亲曾经坐过的位置。他在下院即将面临的第一次挑战,是新议员按照英国议会惯例要作的“处女演说”,是一位新政治家登台亮相的重要环节。通常新议员的第一次演说是在他进入下院一个月以后才进行,但这位继承了自己父亲的“伟大的急于求成的年轻人”诨号的新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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