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辉
而苏联人热衷创作、传播政治笑话,折射的正是对苏共政权的不满、厌恶。今日中国政治笑话的出现及被广泛传播焉知不是如此?苏联的历史也早已预示,中共也注定在中国人的唾弃...
网上披露,当年有63名中共女战俘选择去了台湾,并受到了宋美龄夫人的亲自接见。宋美龄对她们说:你们基本都是农家女儿,要乘年轻抓紧上学,学些知识和本领。后来,这些女战俘大多学习护理和剪裁,在台湾嫁人,过得都不错。
1989年,历经磨难的林文铮在杭州病逝,享年87岁。而林文铮的诤友林风眠在文革期间则被打成了“黑画家”,沦为阶下囚,坐牢5年。他精心创作的上千幅画也在抄家时被付之一炬。文革结束后,他获准出国探亲,后定居香港。1991年辞世。
很快,在毛反动的“反右”运动中,陈铭枢因为这封上书受到严厉批判,并最终戴上了“右派”帽子,被免除各项职务,仅保留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在家赋闲。要知道,毛怎会喜欢有人说他“好大喜功、喜怒无常、偏听偏信、鄙夷旧文化”呢?与黄炎培、陈叔通的上书相比,陈铭枢的确还没有看透毛,看透中共。
那个时代的学人能否看透中共本质并不抱任何幻想,对个体命运至为关键。
为了中共而死的李大钊大概没想到的是,自己身后和家人会遭到中共如此对待。不过,其误人子弟、推动共产邪灵在中国大地的蔓延,罪业显然不小。自己横死和后人遭难焉知不是咎由自取?
错信了中共的“老海归们”,在经历了中共的暴风骤雨后,才明白自己上了怎样的大当,才明白自己这辈子做了怎样错误的选择。1957年“反右”运动后,几乎再也没有在西方国家留学的人回国。不是他们不爱国,而是残暴的中共让他们看清了中共的谎言。而中共的谎言迄今未休,只不过改头换面而已。试问,那些接受了西方民主教育的新海归们,有几个敢于公开批评中共的呢?
燕京大学前校长陆志韦在文革中惨死
饿死几百万人的中共高官李井泉、曾希圣、吴芝圃、舒同和张仲良,不过是中共官场中为迎合上意、罔顾老百姓死活、撒谎成性的官员们的缩影。
史载,文革爆发后,江苏的两派群众组织认为张仲良在江苏没有犯什么的罪行,因此打算以他为“革命干部”的身份参加革命委员会。甘肃造反派闻讯,立即派人到江苏要将他揪回甘肃批斗,说“张仲良欠了我们甘肃人民一百三十万血债”。张仲良因此没有当上革委会委员,后被打倒。
三位大师虽然都洞悉了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危害,但不同的选择让他们今后也有了不一样的人生,留在大陆的陈寅恪的命运最为凄惨。而有意思的是,傅斯年、钱穆是毛泽东公开点名批评的几个著名文人之一。
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五四运动”是中国噩梦的开始。如今还在纪念“五四”并将其作为生日的北大,自由精神全无就是铁证。
当年的林希翎、谭天荣如是,张志华还有等等,何尝也不是如此?这大概也就可以理解为何当今中国的学术界后继无人,学术水平一代不如一代了。毁了那么多人的中共,迟早要被清算。
1989年的调查显示,当地儿童失学率达到88%,10个人共用一床棉被,因贫困接受救济的家庭达到98%,其中文盲为80&……而曾经的学校、医院、游泳池、孤儿院都只剩下残垣断壁。毋庸置疑,残害了无数汉族人的中共,也是残害苗族人的元凶。如果没有中共,朱焕章们的教育兴国梦何至于中断?!
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而由其资助的中共、东欧共产党开始走上了掌握政权、祸害本国人民的邪恶之路。
大陆著名导演陈凯歌在其回忆文章中曾写道:作为思想教育的一部分,我们从小就被告知,爱是有阶级性的,阶级,是区分爱与恨的最终界限。血族亲爱关系也不例外。爱领袖,爱党,爱自己人。但在阶级社会中,“自己人”是一个变量,所以,昨爱今仇的事时常发生,唯一不变的是对领袖的爱。既然爱是暂时的,局部的,特定的,非普遍的,那么恨就是长期的、全面的、普遍的。爱是毒药,爱情是堕落...
种种疑点,都在传递这样的信号:刺毛案的确有可能是中共炮制的冤案,至于目地前文也点出了。
让莫名其妙的“国家利益”稀释、消融六九届对历史的承受,是别有用心的假大空。
是谁让数千中国的年轻人葬身异国?是谁让为了虚幻的理想而迷失方向的年轻人依旧挣扎在生活的边缘?想必谁都知道答案。但愿那些消失在地平线上的年轻面孔,业已魂归故里。
在制造了这场灾难的中共依旧统治中国的前提下,对文革以及其他灾难绝无彻底反思的可能,因为反思就意味着对中共和毛的罪恶的揭露,而这恰恰是中共最为害怕的。
《群丑图》的起伏从侧面反映了毛反动文革的真实意图,其中众多人物的遭遇更是文革惨烈的一个缩影,而翁如兰的洞见也让她吃了苦头。在中共一党专制下,无论是高官还是平民,又有谁可以摆脱被迫害的命运呢?此外,中共自成立后上演了何止一出丑戏?《群丑图》中和之外的中共高官们哪个没在其中扮演角色?
文革后,李讷重新结了婚,过上了正常人的日子。而对文革中发生的许多事,她表示“全忘了”。不过,赵易亚一家对于家破人亡的经历会忘吗?为中共一直效力的赵易亚,是否曾想明白了迫害自己的真正元凶到底是谁呢?是否这也是因果回圈呢?
而究竟是谁让年少的自己罔顾亲情,做出悖逆人伦之事,陈凯歌应该早已知晓了。虽然得到了父亲的原谅,但应该已成为其内心永远的痛。
曾在抗战胜利后出任沈阳市市长的董文琦先生在其口述历史中提到,1946年,他下令恢复沈阳各方面秩序。有关人员在清除路边垃圾时,发现了千余具苏军尸体。董文琦认为,这些尸体应该是苏军闯入民宅强奸抢劫时为老百姓打死并埋于雪堆中。雪化后尸体才被发现。这些被发现的尸体随后在河边焚烧。 苏联人为何要出兵中国东北? 苏军出兵中国东北 1945年随着欧洲战场的推进...
“照你们说来,文化大革命十年来,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这场运动中,所有揭发出来的走资派和叛徒、特务以及一切牛鬼蛇神等等,统统都是假的,统统都是冤案、假案、错案,都是我江某人策划的,这可能吗?这岂不把你们的能力和才华都抹杀了吗?我江某人真要有这么大的本事,我怎么会坐到这个被告席上来呢?”
中央文革小组为了炮制包括吕正操、万毅、张学思在内的“‘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案,将国民党将领杜聿明、郑洞国、侯镜如、赵君迈抓来,横加毒打,逼迫他们承认“策反”过吕正操。显然,赵君迈投共后,所遭的罪并不少。
杨家人的遭遇再次表明,任何被中共蛊惑、追随中共之人都逃不过其最终的迫害,而杨刚的决绝之死或许也是意识到了自己上了中共的当吧。
在北岛等主编的《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这样一件事:一次高一学生去北京远郊区的桃山进行劳动锻炼,并接受政治教育。据说这个地方是抗战期间的“拉锯地带”。在开所谓的“忆苦会”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被请来给学生们做报告。谁料到,这位没文化的老太太讲到痛心处,竟然将八路军和日伪军统统都骂了。台上台下的听众顿时全都懵了。
三尺头上有神灵,相信了中共灌输的“进化论”和“无神论”的中国人,在无知中造下的罪业都躲不过天理的衡量,报应只争个早晚。而至今仍沉迷在中共邪说中的国人该如何选择呢?
对早已作古的齐白石的批判,不过是进一步强化对中国美术界的集体批判,以达到中共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革掉,让中国人成为无根的民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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