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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进一步分析这些大屠杀受害者的类别是可能的。我们现在有一些关于上世纪30年代末古拉格囚犯人数的统计数据,有待在下一章予以详细讨论。这一资料涵盖了所有囚犯群体,而不仅仅是大恐怖期间被捕的人,但未详细说明叶若夫时期被判送入集中营的受害者类别。尽管如此,一些模式还是可以识别的,尤其是接受过某种形式高等教育的受害者人数(1936至1939年占比超过70%)激增...
多数关于大规模镇压的指示与政治局通过的所有其它决议一样,自然是由斯大林批准。不仅如此,根据近来可得的档案资料看来,斯大林也是多数镇压措施的制定者和始作俑者。例如,1937年8月27日下午5时,中央书记处收到了西西伯利亚地区党委第一书记米哈伊尔.科罗申科(Mikhail Koroshenko)的一封来信,内容是关于对一些被控从事破坏活动的农学家审判的程序。10...
关于恐怖集权化的问题,来自政治局的目前可查阅的文件证实,大规模的镇压确实是党的最高层、政治局,尤其是斯大林采取主动行动的结果。最血腥的镇压之一──1937年8月至1938年5月发生的“肃清前富农、犯罪分子和其他反苏分子”的行动,其组织和实施颇能揭示出中央和地方机构各自的角色。
关于大恐怖已有诸多著述。它在苏联也被称为“叶若夫时期”(Ezhovshchina)。毫无疑问,当尼古拉.叶若夫掌管NKVD时(从1936年9月到1938年11月),苏联社会每个层面都感受到了镇压的效应,从政治局一直到街上被捕的普通公民。数十年来,大恐怖的悲剧在一片沉默中被忽略。西方只在莫斯科见到三场引人注目的公开审判,分别是在1936年8月、1937年1月和...
这项新立法的基石是1932年12月27日内部护照(internal passport)的推行。对人口的“护照化”对付的是几个精心定义的目标,正如这项法令的序言所解释的:它意在“消除一切社会寄生现象”,以防止富农“渗透”进城市中心和市场,并限制农村人口外流,保护城镇的社会纯洁性。所有超过16岁、尚未被剥夺权利的成年市民,如铁路工人、建筑工地的长期工,以及国营农...
在“社会主义新社会”被剥夺公民权的其它社会类别中,神职人员的遭遇尤其糟糕。1929年和1930年的显著标志是,这个苏维埃国家对教会发起第二次大型攻势,跟进了1918年至1922年的袭击。上世纪20年代末,一些高级教士反对向苏联政权宣誓效忠。接替吉洪担任教会元首的谢尔盖大主教(Metropolitan Sergei)已宣布效忠。尽管如此,东正教会在苏联社会依然...
尽管农民整体上在斯大林对社会的改造中付出了惨重代价,但被划为“社会主义新社会”之“社会外来分子”的其它社会群体,也蒙受侮辱,被剥夺公民权利,失去工作和家园,社会地位进一步降低并遭到流放。“资产阶级专业人员”、“贵族”、神职人员和自由职业者、企业家、店主和手艺人,都是20世纪30年代初发起的反资本主义革命的受害者。其他城里人,根本不符合“无产阶级工人和社会主义...
在受饥荒影响的所有地区,铁路票的销售都被立即暂停,并由格别乌设置特别的路障,来防止农民离开所在地。1933年3月初,秘密警察的一份报告指出,在一个月内,就有21万9,460人被拦截,作为限制饥饿农民大批迁往城市的行动的一部分;18万6,588人被押回原籍;其他人被逮捕并被判刑。对于被逐出城市者的命运,则未提及。
整个一系列压制性法律中,包括1932年8月7日颁布的一项知名法令。它在农民和政权之间的战争达到顶峰时,起著决定性作用。该法令规定,只要犯下“任何盗窃或损坏社会主义财产的行为”,就对其进行处决或判处关集中营10年。它在民众中逐渐被称为“穗法”,因为根据该法被判死刑的人通常不过是从集体农场的田里拿了几穗玉米或黑麦。从1932年8月到1933年12月,超过12万5...
1932年至1933年的大饥荒,一直被公认为是苏联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根据现今可得的无可辩驳的证据,有超过600万人死于这场饥荒。然而,和俄国在沙皇治下不定期遭遇的一系列饥荒不同,这场灾难是新体制直接导致的后果。在此问题上反对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尼古拉.布哈林,将该体制形容为是对农民的“军事和封建剥削”。饥荒是可怕的社会退步的一个悲剧性例证。这种退步...
中央当局渴望从他们所称的“特殊被流放者”的劳动中,以及1932年以后劳改地(work colonies)囚犯的劳动中,尽可能多地赚取利润。对中央当局来说,遗弃被流放者是不得已而为之。正如监管劳改地囚犯的格别乌官员普兹茨基(N.Puzitsky)所指出的,这可能会被归咎于“地方领导人的过失犯罪和政治短视。他们尚未习惯于将前富农移民的想法”。
1930年和1931年,共有180万3392人被正式流放,作为去富农化计划的一部分。有人或许想知道,有多少人在其“新生活”的头几个月死于寒冷和饥饿。西西伯利亚的档案中包含一份惊人的文件。1933年5月,该文件被西西伯利亚纳瑞姆(Narym)党委一名指导员,以报告形式发送给斯大林,内容涉及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放逐的两个车队6,000多人所遭遇的命运。尽管该文件涉...
放逐行动的特点是,出发地与目的地之间完全缺乏协调。因此,被捕的农民有时被关在临时监狱(营房、行政大楼和火车站)里数个星期。大批人设法从那里逃了出去。格别乌给第一阶段分派了240支车队,每队包括53节车厢。根据格别乌的规定,每支车队包括44辆牲畜运输车,每辆载有40名被放逐者;还包括8节运载工具、食品和被放逐者私人物品(每个家庭限480公斤)的车厢,以及一节运...
农民们只是在整个3月和4月才设法推迟了集体化。他们的行动并未促成一个拥有领导人和地区组织的中央抵抗运动团体建立。因过去10年中不断地被当局缴获,武器也供应不足。尽管如此,反抗仍难以被扑灭。
对新近获得的档案的最新研究证实,农村的强制集体化实际上是一场由苏维埃政权向小农群体宣布开打的战争。超过200万农民被放逐(仅1930年至1931年就有180万人),600万人死于饥饿,数十万人直接因放逐而致死。不过,这些数字并不能完全展示这场人类悲剧的规模。这场战争远不限于1929~1930年的冬天。它一直拖延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并在1932年和1933...
1926年底捷尔任斯基去世后,格别乌由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因斯基(Vyacheslav Rudolfovich Menzhinsky)领导。他此前是格别乌创始人的左右手,也是波兰裔出身。到此时,格别乌被斯大林召唤得更加频繁。他正准备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发起政治攻势。1927年1月,格别乌接到命令指示它加速划分农村“反苏维埃和具有社会危害性的分子”。
格别乌的日常活动,包括将数以千计的人们判处软禁或关集中营。不仅如此,这个秘密警察机构还参与规模完全不同的具体镇压行动。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那些表面平静的年月,从1923年到1927年,俄国周边的共和国——外高加索和中亚——经历了最血腥和最大规模的镇压。19世纪,这些国家大多数都对俄国的扩张主义进行了强烈抵制,只在临近此时才被布尔什维克再度征服:阿塞拜疆是在19...
苏维埃刑罚制度的其它怪异之处,包括存在两个殊异的刑事诉讼系统:一个属于司法性质,另一个则属于行政性质;还包括存在两个拘留系统:一个由内政部掌管,另一个则由格别乌掌管。除了容纳通过正常法律渠道获刑者的常规监狱外,整个集中营网路也由格别乌掌管,留作关押在其专门管辖下因犯罪获刑的人之用。这样的罪行包括任何形式的反革命活动、土匪活动、伪造和由政治警察自身所犯的罪行。
从1923年初到1927年底的略少于5年里,社会与新政权的对峙暂告一段落。列宁于1924年1月24日去世。自1923年3月第三次中风以来,他就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了。围绕继承权的内斗,在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政治活动中占据了很大部分。同时,社会也在舔舐著自己的伤口。
新刑法典中制定的新刑罚之一是终生流放,而如果返回苏联,就会立即被枪决。早自1922年起,这种刑罚就作为一项长期放逐行动的一部分,被付诸实施。此行动影响了近200位被怀疑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知名知识分子。他们中有很多是参与反饥荒社会委员会的显要人物。该委员会于当年7月27日遭到解散。
1922年6月6日,莫斯科上演这些法律上的滑稽表演数周后,一场自二月底以来就在报刊上宣布的大型公审开始了:34位社会革命党人被指控从事“针对苏维埃政府的反革命恐怖活动”,其中最突出的是1918年8月31日刺杀列宁未遂和参与坦波夫农民起义。被指控者当中包括名副其实的政治领袖,例如以亚伯拉罕‧戈茨(Avraham Gots)和德米特里‧顿斯科伊(Dmitry D...
俄国已知的上次大饥荒发生在1891年,影响了多数相同地区(俄国中部、伏尔加河下游和哈萨克斯坦部分地区),并导致40万至50万人死亡。国家和社会基本上都为了挽救生命而奋战。一位名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Vladimir Ilych Ulyanov)的年轻律师当时住在萨马拉──受饥荒影响最严重的一个地区的首府。他是当地知识界唯一一个不仅拒绝参与援助饥饿...
科学主义将被彻底铲除和清算,这是其不可抗拒的历史宿命。
当局似乎在奉行不惜一切代价以饥饿迫使农民屈服的政策。面对当局的这种态度,较开明的知识分子开始作出反应。1921年6月,农学家、经济学家和莫斯科农业协会的大学讲师们成立了一个反饥荒社会委员会。在首批成员中,有杰出的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Kondratyev)、曾任临时政府食品部长的谢尔盖.普罗科波维奇(Sergei Prokopovic...
1921年春布尔什维克政权其它最优先的行动,包括“平定”所有落入农民手中的地区。1921年4月27日,政治局任命图哈切夫斯基将军领导“肃清坦波夫省安东诺夫分子的行动”。有近10万人供他差遣,其中包括许多契卡特别小分队,并配备有飞机和重型火炮。图哈切夫斯基以异乎寻常的暴力,对安东诺夫部队发动了战争。他连同中央执行委员会全权代表委员会主席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大...
在该国的另一端,在旧首都彼得格勒与新首都莫斯科,1921年初的局势几乎一样具有爆炸性。经济近乎停滞,运输系统逐渐陷于停顿。大部分工厂被关闭或因缺乏燃料以半速运作。对城市的食品供应有完全停止的危险。所有的工人都在街上、在周围村庄里搜寻食物,或在冰冷、半空的工厂内闲坐着并交谈。由于要用物品换取食物,其中很多工厂已被搬空。
1920年底,布尔什维克政权似乎胜利在望。白军的残余部队已被击败,哥萨克人也遭遇挫败,马克诺的分遣队正在撤退。尽管对白军的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但新政权与大部分人之间的冲突在日益激化。1921年头几个月,对农民的战争达到高峰。当时,各省实际上并未完全被布尔什维克掌控。在坦波夫省──西西伯利亚的伏尔加河诸省(也包括萨马拉、萨拉托夫、察里津和辛比尔斯克)之一,布尔...
对囚犯和人质的屠杀,属于规模最难衡量的暴行。他们被扣留,仅仅是基于他们“属于一个敌对阶级”或“在社会上不受欢迎”。这些屠杀是1918年下半年“红色恐怖”逻辑的一部分,但是规模更大。布尔什维克拿一种说辞来不断地为这些基于阶级的屠杀辩护。此说法声称,一个新的世界正在形成,为了协助这一艰难的诞生,没有什么不可以做的。
在农民与布尔什维克当局斗争的一系列事件中,“De-Cossackization”──将顿河和库班河的哥萨克人作为社会群体系统性地消灭,占有特殊的地位。一个新政权首次根据共同责任的原则,采取一系列措施,专门消灭、灭绝和放逐一整块地区的人口。这一地区,苏维埃领导人已习惯称之为“苏维埃的旺代”。
无论工人战线在战略上是多么重要、多么具有象征意义,它也只是内战中诸多内部战线中的一个。对绿军即反征用和征兵的农民的斗争,往往要重要得多。目前首次公开的契卡特别部门和共和国内卫部队报告,揭示了这场“肮脏战争”异乎寻常的暴力所造成的彻头彻尾的恐怖。这场战争已不再只是红白两军之间较为显著的冲突。契卡特别部门和共和国内卫部队的任务,就是惩处逃兵、镇压兵变和农民暴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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