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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刑罚制度的其它怪异之处,包括存在两个殊异的刑事诉讼系统:一个属于司法性质,另一个则属于行政性质;还包括存在两个拘留系统:一个由内政部掌管,另一个则由格别乌掌管。除了容纳通过正常法律渠道获刑者的常规监狱外,整个集中营网路也由格别乌掌管,留作关押在其专门管辖下因犯罪获刑的人之用。这样的罪行包括任何形式的反革命活动、土匪活动、伪造和由政治警察自身所犯的罪行。
从1923年初到1927年底的略少于5年里,社会与新政权的对峙暂告一段落。列宁于1924年1月24日去世。自1923年3月第三次中风以来,他就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了。围绕继承权的内斗,在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政治活动中占据了很大部分。同时,社会也在舔舐著自己的伤口。
新刑法典中制定的新刑罚之一是终生流放,而如果返回苏联,就会立即被枪决。早自1922年起,这种刑罚就作为一项长期放逐行动的一部分,被付诸实施。此行动影响了近200位被怀疑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知名知识分子。他们中有很多是参与反饥荒社会委员会的显要人物。该委员会于当年7月27日遭到解散。
1922年6月6日,莫斯科上演这些法律上的滑稽表演数周后,一场自二月底以来就在报刊上宣布的大型公审开始了:34位社会革命党人被指控从事“针对苏维埃政府的反革命恐怖活动”,其中最突出的是1918年8月31日刺杀列宁未遂和参与坦波夫农民起义。被指控者当中包括名副其实的政治领袖,例如以亚伯拉罕‧戈茨(Avraham Gots)和德米特里‧顿斯科伊(Dmitry D...
俄国已知的上次大饥荒发生在1891年,影响了多数相同地区(俄国中部、伏尔加河下游和哈萨克斯坦部分地区),并导致40万至50万人死亡。国家和社会基本上都为了挽救生命而奋战。一位名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Vladimir Ilych Ulyanov)的年轻律师当时住在萨马拉──受饥荒影响最严重的一个地区的首府。他是当地知识界唯一一个不仅拒绝参与援助饥饿...
科学主义将被彻底铲除和清算,这是其不可抗拒的历史宿命。
当局似乎在奉行不惜一切代价以饥饿迫使农民屈服的政策。面对当局的这种态度,较开明的知识分子开始作出反应。1921年6月,农学家、经济学家和莫斯科农业协会的大学讲师们成立了一个反饥荒社会委员会。在首批成员中,有杰出的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Kondratyev)、曾任临时政府食品部长的谢尔盖.普罗科波维奇(Sergei Prokopovic...
1921年春布尔什维克政权其它最优先的行动,包括“平定”所有落入农民手中的地区。1921年4月27日,政治局任命图哈切夫斯基将军领导“肃清坦波夫省安东诺夫分子的行动”。有近10万人供他差遣,其中包括许多契卡特别小分队,并配备有飞机和重型火炮。图哈切夫斯基以异乎寻常的暴力,对安东诺夫部队发动了战争。他连同中央执行委员会全权代表委员会主席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大...
在该国的另一端,在旧首都彼得格勒与新首都莫斯科,1921年初的局势几乎一样具有爆炸性。经济近乎停滞,运输系统逐渐陷于停顿。大部分工厂被关闭或因缺乏燃料以半速运作。对城市的食品供应有完全停止的危险。所有的工人都在街上、在周围村庄里搜寻食物,或在冰冷、半空的工厂内闲坐着并交谈。由于要用物品换取食物,其中很多工厂已被搬空。
1920年底,布尔什维克政权似乎胜利在望。白军的残余部队已被击败,哥萨克人也遭遇挫败,马克诺的分遣队正在撤退。尽管对白军的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但新政权与大部分人之间的冲突在日益激化。1921年头几个月,对农民的战争达到高峰。当时,各省实际上并未完全被布尔什维克掌控。在坦波夫省──西西伯利亚的伏尔加河诸省(也包括萨马拉、萨拉托夫、察里津和辛比尔斯克)之一,布尔...
对囚犯和人质的屠杀,属于规模最难衡量的暴行。他们被扣留,仅仅是基于他们“属于一个敌对阶级”或“在社会上不受欢迎”。这些屠杀是1918年下半年“红色恐怖”逻辑的一部分,但是规模更大。布尔什维克拿一种说辞来不断地为这些基于阶级的屠杀辩护。此说法声称,一个新的世界正在形成,为了协助这一艰难的诞生,没有什么不可以做的。
在农民与布尔什维克当局斗争的一系列事件中,“De-Cossackization”──将顿河和库班河的哥萨克人作为社会群体系统性地消灭,占有特殊的地位。一个新政权首次根据共同责任的原则,采取一系列措施,专门消灭、灭绝和放逐一整块地区的人口。这一地区,苏维埃领导人已习惯称之为“苏维埃的旺代”。
无论工人战线在战略上是多么重要、多么具有象征意义,它也只是内战中诸多内部战线中的一个。对绿军即反征用和征兵的农民的斗争,往往要重要得多。目前首次公开的契卡特别部门和共和国内卫部队报告,揭示了这场“肮脏战争”异乎寻常的暴力所造成的彻头彻尾的恐怖。这场战争已不再只是红白两军之间较为显著的冲突。契卡特别部门和共和国内卫部队的任务,就是惩处逃兵、镇压兵变和农民暴乱。
在所有的镇压性事件中,被新政权最精心遮掩的是对工人动用的暴力。而布尔什维克当初就是以工人的名义取得政权的。自1918年起,这些镇压在随后两年里加剧,并于1921年在喀琅施塔得发生的知名事件中达到高潮。自1918年初起,彼得格勒的工人已表现出对布尔什维克的蔑视。在1918年7月2日总罢工失败后,在布尔什维克逮捕许多社会革命党领导人后,1919年3月,这个前首都...
俄国内战,通常被当作红色布尔什维克与白色君主主义者之间的一场冲突来分析。但实际上,军事对峙前线后方所发生的事件要重要得多。这是内战的内部战线。其特征首先是由每一方所进行的各式各样的镇压。红色一方的镇压更具普遍性和系统性。镇压针对的是反对党或反对派团体的激进政治人物、因不满而罢工的工人、逃离部队或逃避征兵的逃兵,或者很简单地针对碰巧属于“嫌疑人”或“敌对”社会...
对于这首波红色恐怖巨浪的受害者人数,要找到一个确切数字是不可能的。契卡主要领导人之一拉齐斯(Latsis)声称,1918年下半年,契卡处决了4,500人,并带着些许玩世不恭的语调补充说:“如果契卡可以被控告的话,它不会被控过分热衷于处决,而是被控未能满足实施这种最高处罚的需要。从长远看来,铁腕手段能够减少成为牺牲品的人数。”1918年10月底,孟什维克领导人...
8月30日的两次暗杀企图──一次针对彼得格勒契卡头目乌里茨基(M.S.Uritsky),另一次针对列宁──似乎证实了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这种理论:一个真正的阴谋正威胁到他们的存在。事实上,现在看来这两起事件之间没有关联。第一起是由一名年轻学生按照根深蒂固的、平民革命恐怖之传统所实施的。他想为一位官员朋友之死复仇。这名官员几天前被彼得格勒契卡所杀。
“布尔什维克公开表示,他们已经时日无多”,德国驻莫斯科大使卡尔.赫尔弗里奇(Karl Helfferich)1918年8月3日告诉其政府。“实实在在的恐慌压倒了莫斯科……可想像得到的最疯狂的谣言正甚嚣尘上,是关于所谓‘叛徒’的。他们被认为正躲藏在城市周围。”
1918年春强化专政造成的政治影响包括:完全关闭一切非布尔什维克报纸、强行解散一切非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逮捕反对派领导人,以及残酷镇压众多罢工。1918年5月和6月,反对派社会主义者的报纸中有205家被最后关闭。在卡卢加、特维尔、雅罗斯拉夫尔、梁赞、科斯特罗马、喀山、萨拉托夫、奔萨、坦波夫、沃罗涅日、奥廖尔和沃洛格达,孟什维克或社会革命党人占多数的苏维埃遭强...
1918年4月11日至12日晚,契卡发起了首次重大行动。当时,一千多名特种部队小分队人员,向莫斯科约20个无政府主义者据点发动猛攻。经过数小时的激战,有520名无政府主义者被捕;25人被作为“土匪”就地处决。“土匪”一词从此即特指罢工工人、逃避征兵的逃兵,或抵制强制征粮的农民。
契卡当时起步低微。1918年1月11日(公历1月24日),捷尔任斯基捎信给列宁说:“尽管我们已做了重要的工作,但我们发现,目前的情况是无法容忍的。我们什么钱都没有。我们夜以继日地工作,没有面包、糖、茶、黄油或乳酪。要么采取措施批准给我们像样的口粮,要么给我们权力征用资产阶级的财物。”捷尔任斯基招募了约100名男子,其中大多为军中旧党、波兰人和来自波罗的海诸国...
作为一个“非常委员会”,契卡后来盛极一时,行事没有丝毫法律依据。和列宁一样,捷尔任斯基只想不受约束地行动。他以如下的惊人方式作了描述:“是生活本身给契卡指明了走向。”在这种情况下的“生活”意味着“群众的革命恐怖”,即被很多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激烈煽动的街头暴力。他们暂时忘却了其对民众自发行为的深刻不信任。
布尔什维克诉诸于群众的革命自发性,在实践中是一种难以运用的手段。暴力和报宿怨广泛存在,武装抢劫和洗劫商店也是如此,特别是洗劫冬宫的地下库存和卖酒精的商店。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现象变得十分普遍,PRMC只好按照捷尔任斯基的建议,设立了一个打击酗酒和内乱的委员会。12月6日(公历12月19日),该委员会宣布彼得格勒进入紧急状态,并实施宵禁,“以结束由伪装成革命者...
新的布尔什维克权力结构相当复杂。它公开声称的“苏维埃权力”,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代表行使,而政府的立法机关是苏维埃人民委员会(SNK)。它拚命要在国内和国际上赢得一定的合法性和认可度。政府也有其革命组织,是以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PRMC)的形式出现的。它在实际夺权中极为重要。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Feliks Dzerzhinsky)从最开始就在PRMC...
自1903年成立以来,布尔什维克党就一直身处俄国和欧洲其它的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思潮之外,主要是因为它意欲从根本上打破现存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也因为它把自己视为一支高度结构化、纪律严明和优秀的职业革命者先锋队。如此一来,布尔什维克就与孟什维克和欧洲其它社会民主党完全对立起来。后者允许大批人加入,也容许迥然不同的观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但未复兴沙皇政权和加强社会残缺的凝聚力,反而无情地揭示了一个独裁政体的脆弱性。该政体被1905年至1906年的革命所撼动,并进一步被摇摆于不充分让步和回归顽固保守主义之间的政策所削弱。这场战争也突显了经济现代化不完善之弱点,这一现代化依赖于资金定期流入、专家和技术。最后,这场战争加强了俄国城市与农村之间,即权力和工业中心与基本上独立的传统社...
“随着共产主义的崩溃,证明十月革命具有‘历史必然性’,也逐渐丧失了其必要性。因此,1917年或最终成为一个‘正常的’历史事件。不幸的是,和我们社会中其他每个人一样,历史学家似乎不愿抛弃这个元年创始神话(founding myth of Year Zero)。一切的一切──俄国人民的幸福或不幸,似乎就是从这一年开始。”
在赫鲁晓夫发表演说前,对共产党人所犯罪行的谴责,仅来自他们的敌人、托洛茨基主义异见者或无政府主义者;而这种谴责并非特别有效。共产党大屠杀的幸存者和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一样,同样强烈地渴望作证。然而,幸存者非常稀少,尤其是在法国。在那里,对苏联集中营系统的切实体验,仅直接影响到几个孤立的团体,例如阿尔萨斯-洛林(Alsace-Lorraine)地区的“我们身不由...
1956年2月24日晚,官方承认共产党罪行的第一个转折点来临。当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在苏共第20届大会上走上讲台。大会议程是闭门进行;只有大会代表在场。在一片鸦雀无声中,代表们被所听到的惊得目瞪口呆。只见党的第一书记在发言中系统地废除了斯大林作为“各族人民的父亲”、“天才”的形象。30年来,斯大林一直是世界共产主...
和普通娼妓一样,知识分子发现自己被诱骗加入宣传战的行列。1928年,马克西姆.高尔基(Maksim Gorky)应邀到索洛维茨基群岛(Solovetski Islands)“旅游”。这是一座实验性集中营,可能会“蜕变”(借用索尔仁尼琴的话)成古拉格系统的一部分。回来后,高尔基写了一本书,为索洛维茨基集中营和苏联政府歌功颂德。1916年龚古尔文学奖(Pri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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