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

金钟访问文革研究者王友琴
中国不是一个有宗教传统的国家,但是中国有写历史的传统,通过书写历史来分辨是非善恶,来学习教训。

王友琴:摧毁日记的革命(下)
(六) 极少人在文革期间依然一如既往地写日记,北大中文系王力教授是其中之一。其中的原因也许很多:那时他是一级教授,铁定了的“反动学术权威”,文革重点打击对象,日记这样的事情反倒不会成为他被清查的重点;他1966年时60岁,写日记的习惯...

王友琴:摧毁日记的革命(上)
文革一开始,看到年纪较大的教授干部被“揭发”和“斗争”,他们虽然因年轻而还不是重点对象,看到针对别人的恐怖行动,他们也很紧张。1966年夏天,7月或者8月的一天,她的丈夫来探亲,他们俩在北大校园的红湖游泳池边,把她大学时代和留校教书以后所写的日记,以及他们夫妇之间的通信,全都烧掉了。那些编了号码的信原是他们夫妇最珍贵的东西之一。从那以后,郑培蒂停止了写日记。因为后来不再写日记,她已经记不得她的日记是哪一天烧掉的了。

文革斗争会。(网络图片)
王友琴:文革“斗争会”(下)
更希望“斗争会”会像疾病天花一样将只存在于历史书中或标本室里,而在人类实际生活中绝迹。

王友琴:文革“斗争会”(上)
“斗争会”是文革的主要景观之一,也是文革的最邪恶的一道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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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名被判死刑的北京大学“右派分子”(下)
关于“右派分子”的“处理”(这是当时用的动词),是在1958年做的。在《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8》中,没有记录数百名“右派分子”被大卡车到学校来装去“劳教”和“监督劳动”的事情,也没有记录被杀害的人。

七名被判死刑的北京大学“右派分子”(上)
文革前在北大发生的规模最大的迫害是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和延续到1958年1月底的三个月的“反右补课”中,北京大学有589名学生和110名教职员,一共699人,被划成了“右派分子”;后来又再“补划”,一共划了...

1966年6月18日,北大发生了全校性的大规模暴力“斗争”。(网络图片)
王友琴:六十三名受难者和北大文革(下)
文革迫害的残酷程度超过了以往所有的“政治运动”。把“斗争”对象侮辱、折磨、捆绑、殴打及拷打致死,以前就发生过,但一般来说只发生在农村,在文革中则长期大量地出现在校园之中,包括北大这样的“最高学府”。这不单是犯罪,也是民族文明的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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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的六十三名受难者,他们在文革中遭到迫害,被殴打、折磨致死,或者在遭到殴打和折磨后“自杀”。图为北大附中红卫兵斗校长。(网络图片)
王友琴:六十三名受难者和北大文革(上)
从北大的六十三名受难者可以清楚看到,他们之被害,是因为他们属于文革领导人规定要打击的某个群体。没有文革,六十三人都是社会中的守法公民;有了文革,就变成了“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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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琴:曾在芝加哥大学留学的五名文革受难者(上)
饶毓泰,叶企孙,王均,萧光琰四位都在芝加哥大学毕业得到学士或者博士学位。陈梦家曾在这里作研究并取得相当多的成果,同时他的妻子赵萝蕤在这里学习并取得博士学位。五人中三人学习自然科学,两人研习人文学科。其中三人是教师,二人是研究人员。他们在1966年开始的文革中受到深重迫害。二人被打死,二人在遭到殴打和折磨后“自杀”(这根本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自杀”,所以必须加上引号),一人曾被逮捕入狱,精神失常患病而死。

王友琴:清华附中模式(下)
发生在1966年夏天红卫兵大规模毁坏文物书籍、殴打并且杀害教师的运动,是中国历史上自从秦始皇在公元前214年“焚书坑儒”之后发生的、性质有所相似但规模则大得无法比拟的、反文明反人道的迫害事件。如果我们不忘记这一事件,也就不应该忘记刘澍华。历史不应该删除刘澍华的名字。

王友琴:清华附中模式(上)
清华附中是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在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发展和校园暴力迫害的发展同步紧密相关。

“摧毁日记的革命” 王友琴28年书写文革真相
“50年了,有些人还在说要真相,觉得挺着急的。”文革今年爆发50年,记录文革受害者遭遇的王友琴已持续这项工作28年了,她相信为历史留下见证的意义,却觉得做得还远远不够。 1975年,文革即将结束的前一年,23岁的王友琴已失学多年,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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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蒙:北大第八名被处决者 一位勇敢的反抗者
在《观察》上看到王友琴女士的《第七个死刑:吴思慧》一文,想起从反右斗争到文革结束后,北大除了已知的黄宗奇、林昭、任大熊、顾文选、沈元、吴思慧、张锡琨等七人外,还有一名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处决的北大学生、一位勇敢的反抗者——黄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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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的牌坊清华园被红卫兵砸毁的现场照片。
王友琴:红八月与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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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辫子的母亲王佩英,一位勇敢的反毛先驱者。(张大中)
王友琴:纪念一位英雄的母亲
一九七○年和遇罗克一道被处决的王佩英,是一位英雄的母亲。五十元工资抚养七个孩子,还拥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与无畏精神,勇于喊出“打倒毛泽东”。文革后,她儿子张大中艰苦奋斗,成为一名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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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洛诵:爱,不会随风而逝 (3)
两年多半一个夜晚,正在酣睡的我被大作的电话铃声吵醒,我睁开朦胧的双眼,看看墙上精致的挂钟指的是二点十分。我爬起身来,走下床去,抓起话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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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洛诵:爱,不会随风而逝 (2)
我对王友琴教授佩服得五体投地,她对人类的贡献绝不亚于圣女林昭。我能把苏晓康为她作的序倒背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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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 黑暗之河中的界石——读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兼纪念文革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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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中被迫害惨死的六个普通老百姓,原图载王友琴《文革受难者》。
王友琴:文革之罪正在被淡化
编者按:知名的文革研究者王友琴女士在本文中针对近几年的思想倾向,指出文革之罪是严重的反人类及群体灭绝罪,是预谋的大规模杀人,必须予以起诉审判。然而一批文革人物至今没有丝毫反省之意,甚至还有人赞美文革。文革之罪正在被洗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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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琴:“嚎歌”与对文革的“选择性记忆”
心理学上有“选择性记忆”的说法,是指人对往事记忆有选择性的倾向。这种倾向之一,是人可能选取感到愉悦的事情记住,而将引起痛苦的事情忘掉。而对曾造成巨大心理创伤的事情的记忆,会被彻底压抑,结果可能导致记忆消失,也就是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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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琴:纽约时报记者帮斯大林撒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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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琴:受难者和暴君(2006修正版)
在现实世界中,是暴君造成大批的受难者。所谓暴君,是指残酷暴虐的有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的统治者。残暴和绝对权力,这两个因素使得大规模的杀戮和迫害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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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琴:揭示人为大饥荒的真相
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三年大饥荒原因是毛泽东已知饥荒发生,还出口大量金钱与食品,为了制造原子弹和米格机,甚至苏联支援粮食一百万吨,毛也拒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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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琴:三名相关联的文革受难者
其实,所有的文革受难者都是相关联的,因为造成他们的悲惨的死亡的原因都是文革。但是这里的三名受难者之间还有一些具体事由方面的关联。透过这些关联,可以看到他们的惨剧在时间跨度上超出了文革,包含的历史内容也远超过了他们的故事的个人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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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琴:史达林的“群体饥饿灭绝罪”
因为写文革受难者,我采访了大量的文革经历者。在访谈过程中,有数位被访者曾经情不自禁地把话题转到了1960年代的大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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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琴:俄国出版百万政治受难者光碟
俄国一小批人权工作者在无政府支持,人力物力缺乏的状况下,收集了斯大林时代一百三十余万名受难者资料,制成光碟。这一伟大的人权历史工程足令曾遭受同样苦难的中国人汗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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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山:历史的义工王友琴
在本周的日历上﹐"五一六"是一个浸透了中国人的血和泪的日子。三十八年前的这个日子﹐被毛泽东把持的中共中央发布了"五一六通知"﹐号召全国人民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造一切代表旧思想﹑旧制度和旧文化的人和事的反。这些充满了暴力暗示的文字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这场"大革命"中﹐数百甚至数千万中国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背井离乡﹐而受到各种形式的株连和迫害的人更是不可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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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琴:张放和记住张放之死的人们
张放,女,北京西城区二龙路中学英文教员,1966年夏天遭到红卫兵学生毒打,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审查”。她不堪虐待逃离学校到河南新乡朋友家中。该校红卫兵负责人追到新乡,把她抓获,要把她带回北京。在新乡火车站红卫兵负责人打她耳光。张放在新乡写下遗书自杀。她的尸体被埋在新乡坟场上,未留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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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琴:“翻案就是现行反革命”
胡秀正,1933年生,女,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化学教师。1966年9月,胡秀正和丈夫一起因其丈夫的父亲的“阶级成分问题”被驱逐出北京并被打被“斗争”。他们后来试图纠正对他们的这一对待以回到北京。1968年夏天,她被当作“清理阶级队伍”的“重点审查物件”,罪名是“企图翻案,反对文化大革命”。她先遭大字报“揭发”“批判”,又在几十人的会议上被迫“交代”她的“问题”,后来又被关押在学校里不准回家,即受当时所谓“隔离审查”。1968年8月11日,她被关押在学校中时,从五楼坠下身亡。她去世时3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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