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5日訊】“西方國家的政客實在太頑固了，面對全球民眾的聲討，竟然還堅持說貧鈾彈不會危害人員健康。我就是西方大國使用帶有輻射性的貧鈾彈的直接受害者。”昨天上午，曾經在中國駐科威特使館工作的孫渤在煙台大學的家中，憤憤地向本報記者描述了自己被貧鈾彈“擊中”的經過。
圖為孫渤夫婦不能要孩子，只好養一對小貓
26歲的中東外交官
孫渤是1986年從上海對外貿易學院畢業以后進入國家對外經貿部人事司工作的，后又調至國家對外經貿部管理干部學院任教。1989年7月，他作為外交人員調至科威特，這時，他剛剛滿26歲。年紀輕輕就成為外交官，他成為許多人羡慕的對象。1990年8月，伊拉克進攻科威特，孫渤隨著外交使團撤离。1991年2月科威特城解放，2月28日，聯合國宣布正式停火。3月份，孫渤与另外五名外交人員先期返回科威特恢复被戰爭毀坏的大使館，在陷入癱瘓的城市和未散盡的戰爭硝煙中，他緊張地忙碌著，頻繁接触戰場上被貧鈾彈炸毀的坦克和冒著滾滾濃煙的石油井，精神高度緊張，他患上了“海灣戰爭綜合症”。
我是貧鈾彈受害者
“你沒有參加海灣戰爭，怎么會患海灣戰爭綜合症呢？”“開始時我也沒有想到，得知許多參戰的外國大兵出現海灣戰爭綜合症，我將自己的病症与他們對照，才發現自己也是海灣戰爭綜合症。當時仍然沒有想到是貧鈾彈帶來的核輻射問題。”
重新返回科威特工作1個月以后，他身体出現不适，胸悶、咳嗽、嘔吐、頭部劇烈疼痛、控制不住情緒，經當地醫院化驗發現尿液酸性偏高，并判斷為大气污染所致。在災后重建時，因為首批進入科威特的中國外交人員只有6人，而任務又很繁重，工作人員經常往來于硝煙尚未散盡的戰場和城市的廢墟之間。孫渤到過“死亡之谷”賈哈腊戰場，到過熊熊燃燒的油井旁。在方圓十多公里的賈哈腊戰場上，被炸毀的坦克、裝甲車、民用車輛多得數不清。經過大量艱辛的采訪，他后來完成了10万字的書稿。
戰后的科威特油井噴出濃濃黑煙，遮天蔽日，被熏死的麻雀隨處可見，許多牛羊宰殺后發現肺是黑的。原本湛藍的天空變得污濁了，利雅得還下過黑雨，雨水落在汽車上留下黑黑的痕跡，很難擦掉。工作人員做一小會儿体力勞動就要大口喘气，站著感到胸口憋悶，他們就平躺著呼吸，當時還發了防毒面具。孫渤說，也就是在頻頻与這些被炸坏的車輛或到油井附近實地考察的工夫，核輻射不聲不響地侵入了他的軀体。綠色和平組織的一份報告透露，美國及其盟國在海灣戰爭中投擲了315吨貧鈾彈。据伊拉克紅十字會調查統計，海灣戰爭結束后，伊中部和南部的儿童患白血病的概率激增，成人患癌症的人數也逐年增加，迄今為止伊拉克人患癌症的病人數目，比波斯灣戰爭前增加了約10倍。這些都与貧鈾彈有密切的聯系。
十年坎坷求醫路
昨天早晨起床后，孫渤照例要喝一碗濃濃的湯藥，還沒有喝完就又吐了起來。
10年來孫渤沒有停止過治療。開始時，他按照呼吸系統疾病吃藥，未見到成效。后來，他又怀疑是生化武器所致，因為戰爭雙方相互攻擊對方使用了毒气。但隨著人們揭露的事件越來越多，生化威脅一說已經被專家排除，那么許多人怎么會得症狀近似的病呢？經過仔細調查，人們發現海灣戰爭綜合症的罪魁禍首竟然是美國大肆宣揚的貧鈾彈。1998年，孫渤看到新華社記者唐師曾所著作的《我鑽進了金字塔》，書中提到唐師曾已經被确診為再生障礙性貧血，原來体壯如牛的他怀疑自己是因為核輻射才導致今日病症的。這時，孫渤才將自己的病情与貧鈾彈的核輻射聯系起來。
為了尋找到貧鈾彈造成核輻射的証据和了解別國是如何對士兵治療的，他趁工作之便到歐洲、美國和非洲，甚至進入美國五角大樓；1998年9月，他又赶到荷蘭阿姆斯特丹，想由此到歐盟總部布魯塞爾，但因為手持的是個人因私護照，未獲成功。在阿姆斯特丹滯留的8個小時內，他焦急地等待消息。布魯塞爾与阿姆斯特丹坐火車僅僅需要兩個小時的路程，上飛机時，孫渤這個憨厚的30歲的山東漢子落了淚：“沒有朋友的資金支持，我已經無力到國外尋找貧鈾彈對人体有害的确切証据了，而這次到布魯塞爾可能是最后一次努力。”
不能生小孩
晚上采訪結束，孫渤堅持送記者。不到1000米的路程，不到10度的一個小坡，孫渤休息了兩次。然而1986年大學畢業時，全部畢業生中，他是只有達到了國家体育鍛煉標准的兩個學生中的一個。現在孫渤面臨的最大的問題是不能生育。醫學專家王綿之教授特意叮囑孫渤：不是不能要小孩，而是絕對不能要小孩，不然災難會影響到子女。
1996年孫渤結婚，不久妻子妊娠，但胎儿在3個月大時流產，從此也不敢再怀孕。見到弟弟妹妹的孩子，她總愛抱起來一起照相。做母親的快樂是那么遙遠，她抱養了兩只小貓：寶寶和貝貝。這兩只雪一樣的寵物成了她的精神寄托。
“我与妻子也曾經想闖一下，但不能要小孩是科學，我們只能尊重現實。父母的年齡越來越大，妻子因為愁慮頭發變白，我覺得最對不起的是父母和妻子。”
貧鈾彈的半衰期長達45億年，它對所有接近它的人都會造成傷害，中國駐科威特工作人員不同程度都有“海灣戰爭綜合症”。李國林，原中國駐科威特大使館廚師，國家一級廚師，出國前身体一切正常，從科威特緊急撤出來后感到疲勞、腰疼，開始以為是勞累和感冒，再檢查是肝癌晚期，就在33歲生日的那個月，他离開了人世。韓冬霖，原中國駐科威特工作人員，是首批返回科威特做重建工作的6名外交人員之一，李殿元、劉偉民、李漢謨，這些人是孫渤的同事，也是貧鈾彈的受害者。經過了戰后重建工作，每天呼吸刺鼻的污濁空气，大家的身体素質都出現了下降，臉色變灰，呼吸困難，無緣無故的長時間咳嗽。
科威特的空气污染很厲害，工作几天之后，大家已經充分体會到現實的困境，但在發給后方“娘”家的電傳中，他們仍然建議“后方暫時盡量別來人了，等大气污染情況有好轉時再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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