軼名: 我千百次地問蒼天,問為什么我會是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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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只能是農民

在中國,一個農民的普通孩子,在我們國家的很長的時間內是沒有任何途徑可以走出農村的。文革結束后,從77年開始,高考才成為一個農村孩子進城的一條獨木橋。80年代后期,個別富裕的農民也可以花大約1万塊錢買一個城鎮居民的身分了。看起來象是一种封建社會的贖身。許多大城市象上海、廣州等地,可以憑借一定的投資拿到藍印戶口本,也屬于類似的做法。經濟因素的介入來打破法律制度上的不合理,倒也是一种社會進步。但這一買一賣,也直接体現了一种生而不平等。否則的話,為什么要買賣一种法律身分呢?最重要的是為什么沒有城鎮居民去贖買一個農民身分,只有農民贖買城市居民的戶口身分呢?所以,農民的社會地位是一目了然的。

某電視台的一個節目里有一天夸耀說,我們是世界上唯一一個舉辦“農民運動會”的國家,那是在“農民運動會”舉辦期間說的。真是滑稽邏輯!他們沒有問一問,這個世界上目前有多少個國家規定了“農民”只能是“農民”,并且農民需要用錢來取消農民戶口換取城市居民的身分!

§§農民實際上享受不到一般公民的權利

政府對于農民倒是從來都沒有主動明确地歧視過農民,甚至會以种种形式來維護農民的利益,這在電視等媒体大家已經看到了很多,包括“農民運動會”也可以列入類似的積极范疇。一般所謂的歧視都是以多數人對于少數人的威勢來形成的,并且有一定的理論來說明其集体生理和心理上的特殊低級之處,中國的農民都不具有這些社會特征,中國農民占人口約80%的這一現實決定了不具有被政治歧視的條件。

那么現實中農民的低下社會地位是通過什么來實現了的呢?是通過政府一再對于城市居民的各种优惠而遺漏農民的利益來完成。

非常奇怪的是,在1954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中也規定過“公民具有自由居住遷徙”權利,但1958年就改變為嚴禁自由居住遷徙。這一由先進到落后的倒退過程,有其他的社會心理潛因嗎?我至今沒有找到明确的答案。是革命剛剛成功的共產党人嚴格按照共產主義的原則才選取了先進的法律取向,而后來某些人的農民意識抬頭、同時又發現拋棄農民利益對經濟嚴重困難時的政府是個轉机才走向了法律上的倒退?我不肯定,沒有人可以肯定。表面上的原因可能很容易找到,但潛在意識上的永遠只能是謎。

§§通過高考擺脫農民身分的我仍然關切農民

作為一個從小就在農村長大的農民,我始終困惑著。今天仍然有許多人困惑著。

我千百次地問蒼天,問為什么我會是農民。為什么我不生在一個市民的家庭?為什么作為農民我天生就被剝奪了一切和城鎮孩子一樣許許多多的權利,當然也包括可以上山下鄉的光榮和坎坷?假如沒有后來的高考,我還沒有到城市里工作的權利。我的權利只能限于在土地上耕作。

盡管我今天已經不再是個農民,我家里沒有了一個農民,但憑著一個小知識分子的良心我至今卻不能不關心這個仍然存在的階層。我始終不能忘記我是一個農民的女儿,那份屈辱和不平等成了激發我永遠關心社會問題的最初起點。這段特殊的生活經歷使我每一次面對農民問題時都不能平靜。由農民問題我想到中國太多類似的社會問。

§§農民即使進了城,還是一個不平等的另類

農民今天部分人是進城了,但是他們仍然是城市中的“另類”。他們住在城市里,干最低賤、最累人的活,干城市居民不愿意干的一切活,但他們仍然不是城里人。盡管比以往他們可以自由出入城市(在文革的時候農民出入城市都要生產隊里開條子),但在法律上他們仍然沒有城鎮戶口,所以進了城他們仍然是農民,人們通稱這些人為“民工”。發給“城鎮居民的最低生活補貼”是不會發給他們的。

還不僅僅是個戶口問題、經濟補貼問題,實際上在有關中國法律的勞動保障一條中,剛剛有學者考証出來,農民在土地上的勞動并不在國家法律中所說的勞動保障之列。也就是說,農民在土地上的勞動不算勞動,或者說,中國法律中的勞保條例,只保障城市居民的勞動,而不保障農民的勞動。該條法律條文上卻沒有說只保障城市居民的勞動權力,用詞是中國公民。但在執行的時候,農民的勞動是沒有任何保障的。我們可以說,中國農民不是中國公民嗎?

對于農民也還不僅僅是勞動保障問題,農民們也沒有工人、干部、解放軍、教師這些城市居民們所具有的醫療保障。從來沒有。今天,當城市居民面臨醫療改革的時候有些惊惶失措,農民不必,因為他們從來就沒有享受過那种优待。在中國,農民本來收入就只是城市居民的大約1/10,再加上沒有任何的國家醫療保障,這么多年了農民們是怎么熬過來那些非人的日子的啊。當年的知識青年們倒是有些了解,所以,他們為那么多年的非人鍛煉痛哭流涕,他們也死活甚至不惜出賣自己的色相都要換取回城的權利,也所以愛著農民姑娘的知青們只能在小河邊對著“小芳”無奈之中說“bye-bye”。

在看起來戶口環境通過買賣等途徑轉換都較為寬松的今天,面臨城市失業人口的巨大壓力,許多城市“把進城農民赶回農村”已經成為一個公開解決城鎮失業的秘訣。招工時一句“需要本市城鎮居民戶口”也就把所有外地農民找工的可能性取消了,因為農民不具有城鎮戶口。我也敢肯定,今天中國統計的失業人口或者說下崗人數,一定不包括農民閑居人員。農民從來不在人們的視野之內。

長期以來,在中國做農民實際上就成了一种懲罰。城市居民的罪犯有的會在刑期結束后剝奪他們的城市居民戶口,而把他們貶為農民。這樣的做法在很長時間里通行。

§§据說上山下鄉是一种浪費,
  那農民豈不是一生都在浪費?

假如做農民不是這樣遭罪的話,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几年有什么苦可訴!《天浴》中知青的悲劇基礎也就不存在了。

今天有人說,他們當年上山下鄉是一場飛來的橫禍,那么出生在一個普通農民的家庭看來真的就是被拋進万劫不复的深淵了。

農村不是一般的苦啊,那与知識青年們他們原來城鎮生活反差實在是太大了啊。

看來毛主席對農村是有一定的了解的。他號召的上山下鄉政策中有著起碼公平而客觀的思想核心,那就是農村是苦的,沒有受過農村苦的,或者對中國整体有著虛幻感的城市孩子是應該去農村鍛煉鍛煉的。“農村是個廣闊的天地”,“知識青年可以在那里大有作為”的思想包含著他多方面的期許。

但知識青年仍然憤憤不平了。他們說,人有多少個青春,我們有多少個十年可以放在農村?

農民沒有憤憤不平。假如上山下鄉十年就是浪費的話,那么我們是不是可以說,農民在農村“浪費”了他們的終生?這种限制農民遷徙和工作權利的戶籍制度已經在中國執行了41年,在今天仍然沒有徹底放開!

§§農民生下的居然只能是農民!

在每一個知青想尋找自己公平的時候,農民的公平去向誰要?稍微意識到這個公平問題的中國農民都會在生育子女時感嘆到:他們就要再生育一個農民了。有時候那种抱憾和一個奴隸的感嘆不會有特別大的距离。我相信許多城市居民正是考慮到避免生育一個農民的后代而斷絕了与農民女子的愛情。類似這樣的悲劇在農村和城鎮中上演著。大家對這一點還是有一點覺察,因為改編自農民作家路遙小說的電影《人生》就反映了那樣的一個愛情悲劇。它反映的社會現實遠比從小生長在大上海的陳衝拍攝的《天浴》有著更為廣泛深刻的社會意義。當然,他們兩個人的出身決定了他們是不同社會階層的代言人。

撇開不同的視點看,兩部片子牽涉城鄉差別矛盾的片子都很感人。但《天浴》中悲劇的基礎建立于一個知青回城的困難上。女主角年輕、她是城市人、她是社會优勢的獲得者,對于了解中國真實國情的人們女主角的悲劇性就有效降低了,只獲得了觀眾對文革的進一步關注和對一种畸形情感的同情,該片沒有触及更深刻的社會問題;而《人生》的悲劇建立在一种廣泛的社會制度上,男主角愛一個農村的姑娘,但為了徹底擺脫自己農民的命運,他放棄了個人的幸福,意欲和一個城市居民的女儿結婚,他是一個中國的“于連”。所以,兩部片子所反映的社會意義深度以及他們的价值取向都是不同的。

§§沒有幸福的農民,哪來幸福的中國人?

無論是哭哭啼啼的知識青年,還是今天為著解決下崗問題而心里打著“把農民赶回農村”算盤的管理干部們,我從他們身上看到了最根本的一种東西,那就是他們這些中國人都最适合生活在封建時代,而絕不應該是生活在今天這個電子時代。因為他們都沒有現代社會所起碼需要的平等与人權觀念。

嗚呼,時代!

19世紀的英國社會學家斯賓賽說過:“在所有的人都獲得自由之前,沒有人能完全自由;在所有的人都有道德之前,沒有人能被稱為完全有道德;在所有的人都獲得幸福之前,沒有人能獲得幸!”

假如我以一個國家為一個“所有”單位而論的話,我們身邊有許許多多的人在哭哭啼啼喊各种各樣的不平的話,實在是因為我們有正好配得上讓人們哭哭啼啼的管理素質和管理人才。在一個人人漠視他人權益的社會里,實際上人人在侵害他人權利的同時自己的權益也在受到同樣水平的傷害。一個社會的良知和社會公平意識是會水平發射、平均反射在每一個人身上的。只要一個社會中有明顯的一批人受到不公正待遇,那么這种不公正的意識終有一天是會發揮在其他人身上的。這倒是很公平!可它也很殘酷,它說明即便生活在城市里的居民,也是在許許多多的方面受到“農民”一樣的不合理管理,當然不是表現在戶口上面,而這种隨隨便便犧牲或漠視部分人權利的事情也會表現在其他的方面,反射在你身上,如殘疾人,如知識分子階層,如城市貧民,如一切非權利階層……。

為了讓每一個中國人都能記住并真正理解斯賓賽的這句話,我愿意第二次重复它:“在所有的人都獲得自由之前,沒有人能完全自由;在所有的人都有道德之前,沒有人能被稱為完全有道德;在所有的人都獲得幸福之前,沒有人能獲得幸福!”

它其中包含的朴素共產主義理想情怀值得我們中國人深深体會,尤其值得城市居民以及一切暫時的利益獲得團体的体會。盡管這种共產主義情怀不是來自于克思本人,但太陽出發點的這种人類大同的精神本來是我們中國人一點都不陌生的,甚至是半個世紀前中國人赴湯蹈火的精神指引。可是我們今天看是不是我們只得到了表面的一切,卻失落了很多共產主義的精神真諦,因為民主和平等權利就是共產主義的最基本原理,而起碼在農民這個明顯的問題上我們嚴重違背了有關的原理。

§§農民報复的社會意義

一個發生在中國北方城市的凶殺案例也許為這种思想可以做一個解釋。一個19歲的農民,從小父母雙亡,過著飢寒交迫的生活。依我的所知,社會對這樣的農民一般不會有任何的幫助,一切負擔會傾斜在他們的親戚身上。后來他隨著年老体弱的奶奶過活,但他唯一可以依靠的奶奶也死了。倍嘗生活的艱辛,精神上更是無依無靠,這個孩子几次自殺未遂,精神瀕臨崩潰。后來,作為民工他到城市里打工,可是老板不給工錢,并且找人對他棍棒相加。在要錢無望,生活無著,遭人毒打之后,他到一個市場逛游,無意中看到賣肉攤上的屠刀他就順手操了起來,以此連續殺傷殺死多人。

許多專家和群眾對他這种報复行為很吃惊,以為他神經錯亂,為什么不去報复那個老板,而是去濫殺無辜?其實說白了,這個農民在報复社會。我認為是這個社會的整体生存狀態的低下直接逼迫他最終走上犯罪道路的。每一次當他面臨人生的絕境時,社會都沒有向他及時伸出溫暖之手,甚至是連勞動的權益都沒有辦法得到保障。

我們可以想象,即便是他為老板不付工錢而去上告,他有沒有這個經濟能力?他有沒有這個知識能力?我們有沒有貧民可以咨詢的法律部門?而我們現實中的司法公正有沒有給他有足夠的底气?我看答案几乎全部是否定的。所以,他會看不到其他的出路。盡管殺人是万惡的,但他卻不是毫無理由地選擇了報复社會。近年來中國這樣的報复社會的案件有很大增長的趨勢,他們都反映了一种社會下層,尤其是農民對社會生存條件的敏感。

從這個報复社會的案件我想到另外一個案件,那發生在兩年前我的老家河南。一個農民在喪偶之后,帶著几個孩子生活更加無著。中秋節到了,他沒有錢買月餅給孩子們吃,他不愿意辜負孩子們的心愿,他向鄉親們借錢而無果,在絕望中,他向公用水中投毒,最終造成數人死亡。有時候我想,假如發放給城市居民的“低生活保障金”也發放給農民的話,起碼這個具体的悲劇是不會發生的。

前不久發生在湖北的一樁18歲青年的縱火案也帶有明顯的報复社會的特征。案犯是個初中生,他為農民的父親告訴他初中畢業就要輟學回家干活了,因為家里沒有錢供他上高中讀大學。這個學生告訴記者說,現在的社會,一個初中生將來是沒有前途的,可是他卻沒有了繼續上學的机會。据老師和鄰居講,連續發生的六起縱火案大家都想不到是他干的,因為他在大家的眼里是個好孩子。記者采訪的時候問他是不是后悔,他說不后悔,監獄是最适合他的地方,他沒有其他的出路,即便呆在監牢外邊他也是沒有前途的。當他最后被判處十几年的徒刑進入牢房的時刻,他父親來看他。這個案犯“扑通”跪倒在父親目前,他說對不起父親的養育之恩。

看著這樣由于貧窮和社會分配畸形而導致的犯罪讓每一個有社會責任心的人都不禁感到心痛。假如這個孩子不是個農民,假如這個孩子得到了足夠的學費可以和其他的孩子一樣享受教育的權利,我們的監獄里就會少一個罪犯,社會就少了一份威脅和損失。數不清的這類案例讓人思考犯罪,也讓人思考我們的社會,考我們的种种落后意識給我們的社會帶來了什么樣的深層危害。

我常想,盡管我已經不再是個農民,但不能保障我不會有一天倒在這樣的農民報复的屠刀之下,喝上這樣的毒水,葬身于無名的火海。解決農民問題,是我們每一個仍然生活在這個社會里的人們的急切問題。他們的生活質量不改變,我們整体的生存狀況就難以改變。有一天我自己死在民工手中,我不惊奇,你也不用惊奇。所以我關心他們實際上就是關心我們自己。我們天天生活在一起,我們本來就是平等的一家人,當哪一個人生而不平等地与我們生活在一起時,我從社會中獲得的那份不應有的优越和利益使我不安,也使我深感慚愧──我渴望与他們平分社會的每一份利益。

我始終盯著農民的問題。有那樣一大群人受到不公平待遇,怎么可能有我個人的“自由”、“道德”、和“幸福”。說白了,為9億農民進化,實際上就是為我“自己”。我相信,只有中國人徹底解決了農民問題,這個國家整体上才可以說進入了現代社會。今天,起碼在意識上,還沒有。

我已經把農民問題當作中國的一個社會是否進步的標志好長時間了。

§§解放所有人,才能解放自己

在這里也許我們還應該重申當年共產党領導人民鬧革命時的一句口號:“一人一家的怨仇不算什么,要把眼光放到全中國人民、全世界的人類去”。這里邊包含的偉大共產主義精神就是:只有“解放”了“所有人”,才能解放你自己。只有絕大多數的人民(當然包括農民)獲得了“自由”、“道德”和“幸福”的時候,你個人距离真正的文明狀態才會近一些。

有人說,一個歧視婦女的社會不可能是一個文明的社會;那么一個歧視農民的社會就更不可能是一個文明的社會。

農民、知識青年、下崗工人,當你用一种全新的眼光去看他們以及他們之所以產生的社會條件和環境的時候,你還會有一些新的啟發。

太多的知識青年回城以后在反思他們所受到的苦難,我竟然從來沒有看到過一個當年的知識青年為他們所体會到的農民疾苦起而為農民鳴不平。我為這种社會良知的淪喪而感到無奈。我為那一批多達兩千万的知識青年中沒有一個“變异”,除了為自己哭喊,反轉過來為曾經与他們同甘苦共患難的農民兄弟來講話,我對這個事實感到震惊和悲哀。

§§在中國難以找到擁有平等精神的“人類”,唉!

在非洲,在中東戰亂地區,甚至在一些特殊的動物保護圈里,你都會看到一些人因為偶然的机遇認識到一個不平的現象就義無反顧地重新回到那個圈子里去解救苦難,甚至是去解救一些動物例如大猩猩、大象。他們向世界大聲疾呼,注意那里發生的一切。最近的一個例子是一個美國記者在非洲看到的人間慘劇,讓他對人類悲哀到自殺。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是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的“出身貴族而同情于貧民”(魯迅語)。但是,經受許多年共產主義教育的兩千万中國人──知識青年──到農村走了一圈,他們回來哭了、恨了,只是因為農村的生活太苦使他們在那里受了罪。可是,他們中沒有一個人反轉回來向社會大聲吶喊:農民們怎么辦?可能也有人做了什么,但既沒有触及到根本,也沒有形成一种引人注目的潮流。

我至今對50多年前的共產主義者的理性背叛充滿了敬意。可是,今天這种平等精神哪里去了呢?

〔原載《博訊論壇》, 小標題是GB資訊网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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