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8日訊】2000年12月13日是20世紀最后一個南京大屠殺紀念日，一位普通的留日學生舒曼整理出她兩年來拍攝的素材，自費制作了一部50分鐘的紀錄片《尋找塵封的記憶》。這部以日本小學教師松岡環追蹤調查南京大屠殺真相為線索的紀錄片一亮相，便產生了強烈反響……
震撼中毅然抉擇
北京晨報報道，見到舒曼這個詩意的名字，看到她嬌小的身影，你很難將她与她現在所從事的工作聯系在一起。然而，就是她，一位昔日的留日學生，卻用羸弱的肩膀擔起各种困難和風險，從事著一件記錄歷史、記錄現實的艱難工作。
前不久，北京晨報記者在北京見到專程赶來拍攝的舒曼，談起這兩年的工作，舒曼神情嚴肅地說：“戰爭已過去50多年了，當年的受害者和幸存者大都到了垂暮之年，歷史留給我們的時間不長了，如果我們不能盡快將他們的情況拍攝下來，將來后悔也來不及了。”
令舒曼震撼的是到了日本后她的所見所聞，而這种震撼促使她在認真地思索后選擇了現在的工作。
舒曼說：“我是從小看著《地道戰》、《地雷戰》長大的，對二戰時期日本軍國主義在中國所犯下的罪行有著切膚之痛，沒想到到日本后，我看到日本人和中國人對同樣的歷史事件，有著完全不同的態度和認識。有不少日本人對二戰期間日本對亞洲其他國家的侵略罪行几乎一無所知，更讓我吃惊的是，日本右翼勢力气焰囂張，活動猖獗，每年的‘八一五’日本投降紀念日，都有一些日本右翼分子參拜靖國神社，甚至一些當年參加過侵略戰爭的老兵，還要戴著驢耳帽、腰挎軍刀，耀武揚威地舉行紀念活動，而書店里到處充斥著否認侵略、否認南京大屠殺之類的書籍。”
舒曼感到憂慮，她不知道相信《戰爭論》之類讀物的日本年輕人，將來如何与看《地道戰》長大的中國青年溝通。
這兩种震撼也使舒曼意識到了自己的責任。因為有過媒体工作的經驗，舒曼把工作重點定位為記錄和傳播。舒曼說：作為一個旅居日本的中國公民，她對兩國的情況和民眾的想法都比較了解，所以她很想把中國民眾的呼聲，特別是戰爭受害者的体驗和傷痛傳達給日本國民；也想把日本令人擔憂的現狀和和平人士的努力傳達給中國人，為中日兩國民間在這一重大問題上增進溝通和理解盡一點個人的微薄之力。
為完成這一心愿，舒曼毅然放棄了工作掙錢和學習深造的大好時机，在沒有資助和收入的情況下，把全部時間和精力投到追蹤采訪活動中，并多次往返于東京、大阪、南京、上海、北京、河北、河南等地……
當北京晨報記者問起，她不懂電視怎么會有魄力去做紀錄片時，她說她起初并沒有想過要自己做紀錄片，因為搞電視需要大量的資金和專門的知識及設備，個人很難胜任。但日本的現狀是嚴峻的，有關戰后遺留問題是一個非常敏感的題材，因為有右翼勢力的攻擊和一部分日本國民的不理解，一般的專業電視机构都不愿去惹這個麻煩，而普通的專業人員就是付給工資，也不會有人愿拍這种肯定要引起非議的題材。而中國國內的電視台雖然很愿意拍，但因為出國拍片耗資巨大，手續繁雜，也難以成行。舒曼說她曾經采訪過一位日本專家，請教他到底有什么好方法能使更多的人了解這一段歷史。他說：把事實寫進教科書當然很重要，但是僅僅這樣是不夠的，讓我們日本人深深記住法西斯罪惡的不是教科書上几句抽象的注解，而是文學影視作品，比如《安娜日記》，還有那些紀實性紀錄片。這些作品通俗易懂，有血有肉，特別容易被人接受。舒曼听了這番話，更堅定了她用攝像机來記錄歷史与現實的決心。
在拍攝過程中，一個對舒曼后來工作起到很大作用的人物出現了，她就是普通但不平凡的小學女教師松岡環。
1998年，松岡環隨日本和平團体來南京時，突然了解到日本侵華時，在南京曾發生過大屠殺和強暴婦女的暴行，這位大學歷史系出身的女教師感到极度震惊：多年來，自己在日本傳統教育下學到的所謂歷史，竟沒有對這一大慘案做任何詳細的介紹。
出于一個教師教書育人的良心和責任心，松岡環首先想的就是要把歷史的真相告訴她的學生，告訴所有的日本人。于是，她開始了漫長而艱難的史料搜集工作，并每年帶領日本市民赴南京追悼大屠殺殉難者。
當舒曼發現這樣一個人物并得知她正在進行以“從一百名中國受害者和一百名日本老兵的証言看南京大屠殺”為主題的調查尋訪時，便立刻決定追蹤拍攝這一調查過程。她深知一位日本人進行這一實証調查所具有的特殊意義。她說：由于右翼勢力的影響和固有的偏見，不少日本人根本不相信中國方面有關南京大屠殺問題的研究成果，所以，如實地記錄一位日本教師對此進行的調查，無論對中國人還是日本人還是其他國家的人來說都具有相當的說服力。
纖纖女怒揭血腥暴行
對一個纖弱女孩，要追蹤人類歷史上最血腥的暴行，心理上的障礙可想而知。舒曼很坦率地告訴我，在她真的著手准備拍攝時，好几次都想打退堂鼓。但淋漓的鮮血也從反面給了她力量，激勵著她要為揭露這些慘無人道的戰爭暴行盡自己的一份力量。
万事開頭難。首先是取証難。在南京，她們拿著一份幸存者的名單四處尋找証人。搬家、拆遷，都還是小事情，艱難的是，當千辛万苦尋找到确切地址時，年歲已高的見証人卻早已离開了人世。“調查必須在盡可能短的時間里完成，幸存者的時間是經不起拖的。”舒曼感到了一种壓力和緊迫感。
重揭傷疤是另一种艱難。連參戰老兵都不愿回首往事，更何況是那些當年遭受了慘絕人寰的“性暴力”受害者。好不容易找到了幸存者，但她們大都不愿回憶噩夢，好不容易說服了她們，又常常是遮遮蓋蓋，生怕別人知道了她們屈辱的往事。但即使這樣，這些老人們用低沉的嘆息所揭開的埋藏在心底數十年的秘密，仍使她們潸然淚下。
舒曼永遠也不會忘記，她在南京采訪過的几位當年大屠殺的受害者。一位老太太哭訴了當年被日軍強暴后，又在日軍刺刀的威脅下被迫母子亂倫的經過。一位老太太被日軍強暴時才剛剛6歲，留下了終生難以治愈的后遺症，從此，她一輩子都要伴著尿布生活。在她的家中，舒曼看到的是一排排晾晒的尿布。在南京，舒曼還見到這樣一位老人，為免遭日本兵蹂躪，當年她拼死反抗，結果被扎了几十刀，胎儿也慘死腹中。這位九死一生活到今天的幸存者，半個世紀后見到日本人的感受卻依然是：控制不住的“惡心”。
字字血，聲聲淚。看到這种場面，舒曼說：“我當時震惊得都僵住了，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人帶來的災難，留下的創傷遠遠超出了我所能想像的范圍。”
舒曼端著攝像机，手在顫抖，心在流血，但受害者的痛苦，又給了她勇气。舒曼說：“很多場面，你不拍下來，以后就再也拍不到了。”
更讓她頭痛的是來自日本右翼勢力的威脅恐嚇，有些很重要的內容無法順利拍攝，有的雖然拍了，但考慮到當事人的安全也只能在編輯時舍棄。
近年來，因為右翼勢力，极力否認南京大屠殺，凡是揭露南京大屠殺真相的活動都會遭到他們的攻擊，對從事南京大屠殺研究考証的人，日本右翼勢力自然也恨之入骨。舒曼介紹說：為讓更多的日本國民了解二戰中日軍在南京所犯下的罪行，松岡環和日本和平團体的伙伴們每年都要在12月13日南京大屠殺紀念日，邀請一些南京大屠殺的幸存者在日舉行紀念活動，但會場里外必定會形成兩种截然不同的局面，會場內是控訴日本軍國主義暴行的听証會，而在外面日本右翼團体則開著宣傳車，用高音喇叭高聲謾罵，包圍會場干扰紀念活動。有一次放映《南京大屠殺》的影片時，一右翼分子突然衝進會場，用小刀划破銀幕，引起全場混亂。還有几處原本要播放此片的會場也在右翼勢力的連番攻擊下，以保護觀眾安全為名，取消了放映。
而松岡環因為曾調查過上百位中國老人，走訪過上百名日本老兵，主持過多次听証會、追悼會，支持過東史郎訴訟，在南京大屠殺的調查研究上，特別是在日軍性暴力罪行的實証調查研究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也成了日本右翼勢力的眼中釘，右翼分子曾用高音喇叭公開在大街上誣蔑她是“賣國賊”、“中國的爪牙”、“中了共產主義的毒”。夜深人靜時，她還會接到騷扰電話和恐嚇電話，除此之外，各种怪异的電話還會打到學校去，干扰她的教學生活，害得校長最后不得不下令：以后她的電話我來接！
松岡環的親友們時常會替她捏一把汗，因為右翼分子搞恐怖活動是有歷史的。前日本社會党委員長就是在講演時被右翼分子殺害的；1997年，當時的長崎市市長因在講演時言及天皇和戰爭責任，也遭到右翼分子槍擊。
松岡環就是在這种狀況下進行史實調查和集會宣傳的，舒曼也是在這种處境下進行跟蹤拍攝的。
為防各种明槍暗箭，他們有時不得不小心謹慎地行動，以防万一。當北京晨報記者問舒曼：“你一點也不害怕嗎？”她說：“說老實話，不可能一點不感到害怕，直到進入后期制作階段我都曾猶豫過，是不是該把這些素材暫時擱一擱，等日本的情況有所緩和后再拿出來。”但是最后舒曼還是完成了此片的制作，并准備在日本、中國等地傳播。
血淚史決不能忘記
去年12月13日是20世紀最后一個南京大屠殺紀念日，為此，舒曼整理出她兩年來拍攝的有關素材，自費制作了一部50分鐘的紀錄片《尋找塵封的記憶》，并參加了10月在上海舉行的國際電視節。這部以日本小學教師松岡環追蹤調查南京大屠殺真相為線索的紀錄片在電視節一亮相，便使她成了新聞人物。因為一位并非電視專業的海外華人以個人身份參加電視節，拍的又是這樣重大的題材，這在電視節開辦以來還是第一次。
舒曼說，她還會帶著這部紀錄片去參加更多的國際電視節，但目的并不是為了進軍電視業。她說，納粹德國在二戰中對猶太民族犯下的罪行現在已廣為世人知曉，這和以猶太人為主的各國有志之士在戰后以各种形式、各种角度揭露納粹罪行的努力分不開，直到今天都不斷有各种新的文學作品、紀錄片誕生。這對年輕人的人道教育、和平教育、警醒世人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現在歐洲新納粹勢力抬頭時，會立刻引起民眾的警惕和反對。而像南京大屠殺這樣發生在亞洲的戰爭災難盡管中國人人皆知，但從世界范圍來看，知道的人相對就少多了，這和相關的文學影視作品還太少有關。在日本、美國、加拿大等國家從事這一活動的華人們都深有体會，他們說在國外圖書館查資料時，要查納粹屠殺猶太人的資料，作品多如牛毛，而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就寥寥無几，這和日本一直在隱瞞歷史，以及歐美對亞洲受害情況的不了解和忽視有關。舒曼說參加國際電視節的目的就是想借那樣的机會讓更多的他國民眾了解這段慘事，也希望能拋磚引玉，喚起國際影視界對這一題材的關注。中國受害者悲慘的“戰爭記憶”應該成為世界人民的共同記憶。
舒曼也很希望有更多的國內同胞以各种形式來記錄戰爭証言。她說：“昔日的受害者如今都是些高齡的老人了，如果將來他們去世了，而我們又沒有記錄好，要想讓世人相信在20世紀的中國大地上，曾經發生過如此慘無人道的暴行就更困難了。”
兩年的奔波、沒有收入的生活也使舒曼感受到沉重的經濟壓力。在日本，做南京大屠殺這樣題材的片子是很難拉到企業資助的，惟一關心她生活狀況的，還是那些參加日本和平團体的善良的日本人。因為他們知道外國留學生在物价昂貴的日本本來就生存不易，更不要說自己出資干事業了。但舒曼卻不愿拿他們的資助。她說：這些人誰也不是大老板，他們從自己的工資、獎金、退休金里不斷地拿出一筆筆捐款來資助追究日本戰爭責任的民間運動，如果沒有他們十多年的奉獻，中國受害者到日本訴訟、作証、戰爭罪行的調查取証都無法順利進行。她實在不愿給他們再增加負擔，同時也想盡中國人的一份力。
當北京晨報記者問：你沒有找過當地的華僑企業家嗎？舒曼說曾經有人給她介紹過一位華商，但最后卻說，他做這件事要是給右翼分子知道的話，他開的店可能會遭到攻擊。舒曼拿著那張名片猶豫再三，最后還是沒有去找那位華商。按一般情況，這部片子如果被電視台買下播出的話，應該有一筆收入，但國內紀錄片市場价格之低是眾所周知的，有時還不如寫一篇文字稿，所以許多紀錄片都是靠企業贊助來解決資金問題的。但在中國拉企業的贊助播出對忙著繼續拍片的舒曼來說卻是一件力不從心的事。据記者了解，在舒曼的素材里，還有一些很重要的內容可以剪輯成片，但一部片子的成本沒收回再去做下一部，對她來說壓力就太大了。
最后舒曼說：我知道靠一個人的力量不可能長期堅持下去。我會尋求援助，也會量力而行，即使一些事情無法再做下去，我也會以可能的方式繼續關注戰后遺留問題。
舒曼的紀錄片《尋找塵封的記憶》据稱已于去年12月7日在日本東京的“女性國際戰犯法庭”錄像專場上亮相，成為中國性暴力受害者強有力的控訴証据。記者也希望能早日看到舒曼這部片子在國內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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