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起潮汕
在溫州做外貿生意的朱文怎么也沒有想到，廣東潮汕的千億騙稅案會對他的生意造成這么大的影響。
他最早听說潮汕的騙稅案是在2000年9月底，當時廈門遠華案還是全國關注的焦點，而外貿系統已經傳說在廣東的潮汕地區有一樁比遠華案更大的外貿案子。當時他只是隱隱約約听說案子与騙取出口退稅有關。
到11月份，各地騙取出口退稅案已經開始見諸于國內媒体。雖然現在還不能知道騙取出口退稅案的總金額，但是從打擊的陣容來看，整個案子的案值确實不會比遠華案小。國務院在11月份為打擊騙取出口退稅案召開了專項會議，廣東、福建兩個省都成立了以省長為領導的工作組，中央還先后派出了以國務委員吳儀和中紀委副書記劉麗英為領導的兩個專項調查組進駐潮汕地區。廣東省的有關會議中還專門對潮汕地區的騙稅問題進行了點名批評。
1998年亞洲金融危机以后，東南亞地區各國貨幣都出現了大幅度的貶值，中國政府則采取了人民幣不貶值的做法。但是為了保持中國出口商品的競爭力，政府對出口采取了提高出口退稅率的手段。從1998年到現在，國家已經6次提高了出口退稅率，2000年對出口的机電和紡織產品就兩次提高退稅率。
但從2000年以來，尤其是下半年，高退稅率的商品出口出現了不正常的激增情況。深圳文錦渡海關7月1日前電子產品出口每日為20單，而7月1日國家再次提高退稅率后，當日就猛增到68單，7月2日海關查驗后即發現有兩單出現多報少出的情況，而且所有出口都存在報价偏高的現象。深圳沙頭角海關還發現了用廢品出口的情況。在對一單耳机出口的查驗中，他們發現這种耳机只是用沙子填充了一下外殼而已，根本是不能用的。另外，一些出口的集裝箱里根本是空的，所謂的出口，就是要拿到國家的出口退稅。
消息靈通的香港報紙有消息說，出口騙稅的重災區潮汕總騙稅額將過千億，而現在已經有數百名官員被“雙規”。 同是做出口生意的朱文當然也十分注意這些消息，在陸續看到這些消息的時候，他還与別的出口商討論過這個事情。只是，他們沒想到風暴很快就刮到了溫州。
●地 震
隨著全面打擊騙稅力度的加大，從潮汕地區刮起的這個風波開始向全國蔓延，溫州的外貿也迅速地發生了一次地震。
9月29日，浙江省外經貿廳轉發國家經貿委文件，重申嚴禁外貿領域各种借權經營和挂靠經營活動。10月和11月，以財稅和外貿兩條線專業人員組成的中央和省兩級工作組進駐溫州，對溫州外貿進行了地毯式的檢查。而在此之前，溫州區、市兩級財稅和外貿已經進行了地毯式的自查。11月24日，溫州市外經貿局又發文對“挂靠部”形式的借權經營進行全面停業清理。
朱文的外貿生意陷入全面的停頓狀態。
外貿由國有外貿公司壟斷曾是中國的特有方式，這也是計划經濟給現在中國留下來的体制之一。數十年來，進出口生意基本由國有外貿公司操作，他們掌握了絕大部分貿易机會，這种方式到現在為止還沒有根本變動。但是由于市場的發展，在很多地方已經出現了一些變化，就是外貿商机開始為一些外貿公司外的人所掌握。雖然自外經貿部1999年1月開始授予私營企業自營進出口權以來，至今已有上千家私營企業獲得了自營進出口權，注冊資本總額達到100億元。但批准條件仍十分苛刻，一般私營企業很難獲得這种權力。
于是各地就出現了很多變通的手段，一般情況是由國營外貿公司對這些生意進行代理。由外貿公司与這些私營或者個体經營者簽訂協議，由他們負責進出口的全過程，外貿公司實行管理，同時收取一定的管理費。這實質上是把出口權租給了這些企業或者個人。
不可否認的是，進出口權的這种租借在實際操作中确實出現了很大的問題，遠華走私案、潮汕騙稅案都是在這种進出口權的租借中出現的問題。
●原因和現狀
在經濟几乎全部由私營成分构成的溫州，這种由國營的外貿和私營的經濟造成的不适應比其它任何地方都要來得明顯。在溫州，到90年代中期地區經濟已經成為中國的一個關注焦點的時候，溫州的外貿還是遠遠落在后面的，當時溫州的年出口交易總額還在1億美元以下徘徊。
但同時溫州也是一個僑鄉。大量在國外的溫州人和當地發達的私營經濟都促使溫州要在外貿上想辦法，尤其是要在私營出口上想辦法。而當地所謂的挂靠部形式的出口外貿企業也就是在90年代中期出現的。
應該說，在外貿一直由國有企業壟斷的体制下，這個做法是十分大膽的。它的操作方式是，以國有外貿企業為母体，由溫州市外經貿局批准，私營企業可以以國有外貿企業業務部的形式介入外貿業務。
不過溫州市外經貿局在操作上應該說還是十分小心的，為了防止這些業務部出現走私，他們并沒有批准這些私營企業從事進口業務，只允許它們從事出口業務。
雖然從實質上來說，這只是一种外貿經營權的租借，但這种變動對溫州出口的促進是十分強烈的。僅僅5年以后，當地以挂靠部形式出現的這些私營外貿部門已經達到了200余家，每個外貿公司下面都挂靠有20～30個私營的業務部門，大的挂靠部年貿易額可以達到1000多万美元，小的挂靠部也可以做到100多万美元。2000年溫州的外貿額可以達到10多億美元，比1999年增長30％以上，而挂靠部的貿易額則占到了其中的60％還多，預計可以達到7億美元以上。
朱文的外貿業務挂靠在溫州市區的一個區級外貿公司下面進行，1998年登記經營，2000年預計交易總額在1000万美元以上。但是到11月份他的業務就已經基本停了下來，因為這個時候財稅檢查開始了。朱文說，先是區里，后是市里對他這兩年的出口業務單据進行了“翻箱倒柜”式的檢查，到11月份省里和中央的檢查開始以前，市里又組織了一次檢查，所以他的業務部一共經過了5次徹底檢查。
不過當時他對檢查還是配合的。因為很簡單，他知道正是因為潮汕的騙稅案使政府對所有現在在進行外貿生意的私營企業和個人都產生了怀疑。他希望在檢查完証明他确實沒有騙稅以后，他的外貿生意能夠馬上進一步開展起來。
但是事實并不如他所想的發展，雖然從目前的檢查來看，溫州的騙稅情況确實不多，然而11月份溫州外經貿局的最新文件顯示這并沒有換來政府的正面回應。在這個文件里，溫州市外經貿局不但收回了他們批准的出口企業退稅登記証，而且采取了更嚴厲的措施，要求一些沒有經市里批准就已經進行挂靠的企業交出所有已退的稅款，同時經市里批准進行挂靠的企業以前出口業務的退稅也一律暫停。整個溫州總計約有3到4億元人民幣的稅款暫停退還。朱文也有800万稅款被壓在了稅務部門。在全國騙稅猖獗的大背景下，溫州的外貿也要优先服從打擊騙稅的大目標。
●擴 散
朱文的800万稅款并不完全是他自己的。事實上，現行的出口退稅率因商品的不同在13％到17％不等，而外貿企業的利潤率是絕對不可能達到那么高的，一般外貿企業的利潤在6％～7％就已經很不錯了。因此像朱文這樣的外貿商在与工厂簽訂合同時，多半都与工厂商定有一部分价款在退稅完成以后再付，朱文說實際上這800万稅款中有600万是他要付給工厂的。
于是由于暫停退稅而引起的信用鏈條的破裂已經在溫州很多外貿工厂中隱隱出現了。因為工厂拿不到的這些退稅款也不完全是老板們的利潤，有很多是企業的流動資金、工人的工資、各种渠道的借款。已經有一些小企業的業主開始悄悄地准備离開躲債了。
另一部分准備离開溫州的是那些沒有經市里批准而挂靠在外貿公司做出口生意的人，由于稅務部門向他們追索以往已經退回的稅款，而如前面所述，這些錢并不完全是他們的利潤，所以他們中有很多人是交不出這些稅款的。
而同時，國家的文件已經明确規定，像溫州這樣的借權和挂靠經營的外貿以后也不能再進行下去。這在溫州直接的表現就是這些以往生存在外貿公司的挂靠部的生意必須完全地停止下來。
這對溫州的打擊是沉重的。由這些挂靠部帶來的外貿額已經有7～8億美元，折合人民幣是60多億的產值將從溫州暫時消失。同時，由于外貿對國民經濟的拉動還有一個大于1的系數，因為在外貿工厂的工人拿了工資要消費，外貿工厂本身也會帶動上游企業生產，所以溫州在經濟總量方面的損失，將會超過100億。這對于GDP總值還沒有過1000億的溫州來說，用地震來形容是不過分的。因為退稅是由國家統一撥給的，而在出口以前工厂要向國家和地方分別交稅，這樣一來，地方經濟失去了超過10％的稅源，其影響可想而知。
不僅僅是稅源，像朱文這樣的出口商，一家就聯系著50多家工厂，有相當一部分的工厂每年依靠他們的訂單來從事生產，現在他們的業務停止，也就意味著有一大批本來已經走進工厂的溫州農民必須再次离開工業，回到農業上去。
朱文對騙稅案的態度是咬牙切齒，說：“（騙稅案）真是一顆老鼠屎坏了一鍋湯。” 對溫州人來說，真可謂“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陽光的尷尬
事實上，溫州現在的處境是一個体制上的矛盾，騙稅案只是一根導火索。
前面已經說過，溫州是個僑鄉，大量在海外的溫州人給溫州帶來大量的商机。這些商机在溫州很多情況下是以熟人、親戚的鏈條在傳播的。比如說，一個海外的溫州人得到了一筆訂單，他會很自然地告訴他在國內認識的人為他生產并完成銷售過程。
因此，我們很容易理解，為什么在溫州國有外貿公司不像其他地方一樣能夠掌握絕大部分貿易机會。
另外，溫州以小型、作坊型企業為主的私營企業群則是私營外貿經濟發展的又一個机會。溫州只有七八個外貿公司，而小企業則是成百上千，很難想像國有外貿大公司會把它們的訂單拆成几十份、上百份，使每個小企業都得到訂單。
而事實上，這些小企業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隨私營外貿的小訂單而生長起來的。有一批企業的產品只在海外有銷路，在國內貿易中是很難找到訂單的。
所以記者在溫州采訪的時候，有外貿商說：“按照現行的外貿規則，我是不能做外貿生意的。但是在溫州我有外商的訂單，有國內生產的渠道，只是在進出口這個途徑上我不能介入。那么嚴格按規則來辦事的話，我是不是應該把這些貿易机會無償讓給國有外貿公司？”
這顯然是句笑話。在沒有利益的前提下把商業机會讓給別人，從個別的角度也許可能，但從宏觀來看絕不是一种可行的做法。
外貿人士向記者透露，實際上這几年在外貿領域，像溫州這樣的情況并不是這個地區獨有的。很多民間的外貿机會都已經通過國有外貿公司代理的形式實現。“從運作情況來看，這种外貿代理的實質与溫州的挂靠部并沒有太多的不同。但是由于代理的單据与外貿公司自營的單据形式上沒有任何區別，所以查不出來。雖然現在查騙稅案，這种代理少了，但是還有。”而他們認為，實際上溫州的這种做法是把原來灰色的外貿代理以挂靠部的方式陽光化了。
在几年前，這种陽光化還被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認可，作為解決民間外貿的一种很好的方法。但是在騙稅案出現后，原來灰色的外貿代理方式也許還在一定范圍內存在，但是陽光化了的溫州外貿挂靠方式卻正好撞在了整頓的槍口上。
●思想超前還是管理滯后？
在溫州采訪期間，記者也几次想去最主要的當事人——溫州市外經貿局采訪。該局外貿處一位汪姓處長表示，在事情沒有一個結論之前，他們不接受媒体的采訪。但是在言語中，他也透露出一點心態。記者告訴他很多外貿商都為此事十分焦急的時候，他說：“我們比他們要急得多。”
而許多外貿界人士都認為，實際上隨著WTO的來臨，外貿的放開是遲早的事。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之下，一筆交易從市場需求的產生到生產到最后的銷售，不可能都在國有經濟的范圍內完成，因此，一定要給進出口這個國際市場經濟的一個環節加上國有的限制，實際上是不可行的。所以這几年在外貿界出現的代理、挂靠、借權經營實際上都是市場的一种正常反映。而溫州把這個領域里的灰色地帶陽光化，也未嘗不是一种做法。
但是我們的外貿系統顯然還沒有對這個灰色地帶作好管理的准備。借權經營這几年出現如此之多的走私騙稅案，除了反映我們一大批官員在金錢美色面前經不起考驗以外，還反映出外貿体制在管理上的滯后。而現在國家再次強調不許外貿借權經營，說明在這個領域還是沒有出現一种比較好的管理方式。決策者不會不知道外貿對于正在工業化的中國有多么重要，但是与大筆的國家稅款流失、大批干部被拉下水相比，這些商机的損失成了不得不付的代价。
從根本上來說，借權經營實質上也是外貿公司把國家給予它們的外貿經營權進行權力的尋租。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溫州的做法，只前進了半步，而且看來現在這個半步也要收回來。
但是收回這個半步造成的震動，到現在我們還很難說已經看得十分清楚。朱文說：“所有的挂靠部經營者都在看政府現在會采取什么政策。但是損失已經肯定有了，只是不知道會有多大。”
2000年12月9日，朱熚基在南京召開的有關打擊騙稅的會議上指出，打擊騙取出口退稅是繼嚴厲打擊走私和騙匯之后，又一次集中力量打擊進出口環節犯罪行為的專項斗爭。他強調，在打擊的同時，要保持出口退稅政策的連續性，進一步做好正常出口的退稅工作。這個消息對溫州而言，不啻為一縷新的陽光。
原載南風窗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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