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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元特稿】今年是八九學運和天安門事件十二週年。六月三日晚七時半﹐由“海外香港民主人權促進會”主辦的波士頓地區“六四紀念會”在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演講廳舉行﹐當年學運領袖王丹擔任主持人﹐會議的主題是“人民不會忘記”。今年的紀念會採取見證會的形式﹐主要由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到六月四日凌晨身處長安街﹑天安門的見證人﹐講述他們的親身經歷和親眼目睹的場景﹐為歷史作證。
會議開始前﹐演講廳內已經坐無虛席﹐氣氛莊嚴肅穆。幻燈機為大家投映著丁子霖教授收集的一百七十位受難者的簡短介紹﹐“xxx﹐男﹐頭部中彈﹐屍體于六月四日在xxx 發現……”冰冷的數據背後又是怎樣悲慘的遭遇呢﹖
主持人王丹在隨後的開場白中說﹐關於六四人們不斷地反思﹐但不論觀點﹑立場如何﹐歷史的真實是最重要的﹐而有人一直在試圖把這段歷史從人們的記憶中抹去。人們常問﹐歷史已經過去了﹐我們能做些什麼呢﹖其實我認為至少有一件事我們可以做到﹐那就是抗拒遺忘﹐這也就是這次紀念會的意義所在。王丹特別強調﹐會議提問﹑討論著重于具體事實﹐其他問題可于會後自由討論時提出。
第一位見證人是吳劍心﹐一九八九年是深圳大學的學生﹐到北京後參加了藝術學生自治會﹐參與了絕食﹑絕水活動。家在北京﹐父母是國家幹部的他﹐在六月三日已經得知﹐當晚軍隊無論如何會強行清場﹐佔領天安門廣場。他預感到場面可能會很混亂﹐而自己當過兵﹑打過仗﹐曾受過特種兵訓練﹐知道如何在混亂的情況下幫助大家保持冷靜﹐可能會起一定的作用﹐減少不必要的損失﹐因此約同兩位當年的戰友﹐于六月三日晚九時半許﹐到達天安門廣場。見證會上﹐吳先生一邊在黑板上畫出天安門廣場簡圖﹐一邊為大家描述當時的情形。當時全副武裝的軍隊已經列隊在長安街上﹐位于廣場西邊﹐坦克群在一隊士兵身後排開。廣場上學生已經基本撤離了﹐但有上百的市民和部份學生還聚集在廣場和長安街之間﹐他們自發地組織起來保護學生的安全。這時候一件意外發生了﹐竟因此引發了一場慘絕人寰的大殺戮。
一輛裝甲運兵車在行駛到天安門城樓前的長安街上時突然熄火了﹐一群人可能是聽說了早前發生在五棵松等地的屠殺﹐喪失了理智﹐沖上前去點火燒那輛軍車﹐又追打從車內逃出的兩名士兵。而包括吳先生和他朋友的另一群人則奮力上前去搶救那兩位士兵﹐正在這時﹐西側的軍隊向人群開槍了﹐頓時子彈橫飛﹐吳先生看到有人不斷地倒下去。開始吳先生以為是橡皮子彈﹐但當他上前去扶倒在地上的人﹐看到汩汩冒血的傷口時才確信這是真子彈﹗
血腥的屠殺激怒了人們﹐很多人撬起人行道上的磚頭﹐抽出隔離墩裡的鐵管﹐還有人手拿醫用酒精瓶做的簡易燃燒瓶﹐憤怒地向士兵方陣沖上去。這時候上過戰場的吳先生注意到士兵們的射擊已經不是警告性質了﹐而是準確地射向頭部﹐槍槍取命﹗人們開始奔逃。可能是為了阻擋軍隊和坦克的行進﹐以給大家逃跑的時間﹐跟吳先生來的一個朋友開著一輛小菲亞特轎車﹐向坦克群沖去﹗打頭的坦克為了躲避而緊急變向﹐橫在了長安街上﹐後面的坦克亂做一團。其他坦克還有士兵瘋狂地向小菲亞特一起開火﹐除了沒開炮﹐包括機關槍在內的輕重武器把小車打得支離破碎。吳先生目睹朋友的犧牲﹐也瘋了﹐想沖上去把朋友的屍體拉回了﹐他的另一位朋友死死把他抱住。好一會兒他才恢復理智。隨後他們盡力幫助大家冷靜下來﹐向後撤﹐逃裡現場。出口只有一個﹐就是東邊的南池子街﹐於是大家低頭貓腰向東跑。
跑著跑著﹐吳先生突然被跟在身後的朋友扑到在地。吳先生一邊爬起來﹐一邊說“別開玩笑﹗趕快跑哇﹗”可是他的朋友毫無反應。他回頭扶起朋友﹐看到朋友的後腦上有一個血洞。吳先生悲痛莫明﹐用手想捂住血洞卻毫無用處。“我們是一起打過馬裡坡（中越邊境）的戰友哇﹗戰場上我們從沒挨過槍子﹐可這麼一會兒﹐莫明其妙地全完了……”
吳先生背著屍體好不容易跑到南池子口﹐看到那裡的門榔已經被子彈打得千創百孔。突然對面從工人文化宮側門裡涌出一隊士兵﹐有一個士兵用槍托迎面砸在了吳先生的鼻子上……
吳先生哽咽著說﹕“我一直到現在也沒找到我的兩位朋友的屍體……是我把他們叫出來到天安門的﹐要不是我﹐他們不會死在那裡…我一直都無法原諒我自己……”場內聽眾唏噓一片﹐筆者也熱淚盈眶。
後來吳先生被關在團河監獄兩年﹐其後流亡歐洲﹐九六年到美﹐現在是青萍茶館的主人﹐進行一些中美文化交流的活動。
第二位見證人是原北師大學生黃力平先生。八九年六月三日晚黃先生和從美國回國參加學運的楊建利先生沿長安街走著去天安門﹐到六部口﹐就看見長安街上已經被軍隊和坦克佔領﹑封鎖﹐無法前行到天安門了。這時候旁邊的街道上過來一隊學生﹐原來是從天安門廣場上剛撤下來的。他們就想和這隊學生一起回去了。黃先生感到很疲乏﹐已經三天沒睡覺了﹐就停下來和楊先生抽口煙。“也許就是這根煙救了我們的命。”
就在此時﹐長安街上快速開來三輛坦克。學生隊伍在馬路邊上邊走邊呼喊口號﹐以為坦克是在示威﹐根本沒想到大難臨頭了﹗三輛坦克突然快速轉向並向人行道方向沖過來﹐還拋出煙霧彈﹐頓時煙霧瀰漫﹐學生隊伍一片混亂﹐而此時坦克已經沖進了人群﹗一片撕心裂肺的慘叫聲﹐仿彿人間地獄般恐怖。
煙霧漸淡﹐黃先生看到的景象慘不忍睹﹐死難者面目模糊﹐肢體殘缺不全﹐一位學生的屍體和自行車絞在一起﹐無法分開……人們撫屍痛哭﹐有人破口大罵冷血殘忍的士兵和下達格殺令的殘暴政府﹐附近居民紛紛跑出來﹐一邊哭一邊用自行車﹑三輪車把屍體和傷員拉上﹐送往醫院。
在場聽眾中站起一位女士﹐為黃先生的描述做了進一步見證﹐因為她當時就在學生隊伍的前面﹐慘劇就發生在她身後不遠。
筆者雖然知道六四死了很多人﹐但萬萬想不到場面如此慘烈﹐這麼多士兵如此毫無人性﹗更不能理解政府掩蓋真相這麼多年﹐從來不曾公開追究那天犯下滔天罪行的士兵和下令的軍官﹐也許下屠殺令的正是他們﹗我不知道政府對這些罪行該負多少責任﹐但掩蓋事實﹑包庇犯罪官兵無異于共犯﹗筆者不禁還想問一句﹐即使退一萬步講﹐這麼多的死傷中有多少是“平暴”所必需﹖又有多少是屬于無謂的殺戮﹖﹗政府打算什麼時候給人民一個交代﹖
有聽眾提及當時受傷而失去下肢的北京體院跑步運動員方政﹐王丹說九四年他到海南看望過他。方政本來是可以跳過欄杆免于受傷的﹐但為了救身邊一位女學生耽誤了時間﹐下半身被碾在坦克履帶下。方政受傷後又被學校開除﹐自己到海南開了間小店﹐艱難為生﹐好在他的女友和他在一起。後來亞洲殘運會﹐他被海南選拔去參加鐵餅比賽﹐被鄧朴方知道﹐把他的參賽資格取消了。而那位被方政救了的女學生擔心受牽連﹐拒絕為方政作證﹐使方政不能得到因救人致殘的補助﹐生活倍加艱辛。
接下來﹐被中共指為“背後黑手”而被判了十三年徒刑的現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生王軍濤﹐也做了簡短見證﹐那天他在長安街上也親眼目睹多具屍體。王先生回憶起法庭判決時他對法官們說的一句話﹕“感謝你們把榮譽給了我﹐把恥辱留給你們自己。”王先生一九七六年也曾參加了天安門四五運動﹐他說儘管後來說四人幫多麼多麼壞﹐但當時也只動用了棍棒。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四五運動是要求請鄧小平出來主政﹐而多年以後的六四﹐卻是鄧小平下令對學生和市民進行了血腥屠殺。王先生說﹐對于不了解情況的當年的中小學生﹐今天的年輕人﹐我們可以告訴他們到底發生了什麼。但是最讓人痛心的是﹐許多經歷了六四﹐知道真相的人們﹐今天卻在選擇遺忘。這次見證會有助于大家抗拒遺忘﹐這是每個人至少應該做到的。
最後在圖書館外大家手擎熒熒燭火﹐齊聲唱起當年廣場上流行的“血染的風采”等歌曲﹐緬懷六四死難者。
拒絕遺忘﹐我們就擁有明天。
(圖片 Copyright AFP,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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