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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1日訊】 北大是個筐，什麽都往裏面裝。這話原本是沒有惡意的。“相容並包”是北大的傳統嘛。各種學說、各種流派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都可以在北大覓到自由發展的空間。在蔡元培時期的北大，最保守的與最激進的，並行不悖，相安無事。至今，在北大的講壇上，來自社會各個階層的成功人士包括各國政要、企業家、新聞記者都在那裏發表自己的見解，與青年學子進行交流。北大是名校，名校除了本身就出產名人之外還特別鍾情北大以外的形形色色的名人。無名鼠輩是爲北大所不齒的。雖然胡適等老一代北大人曾經反復提醒：“暴得大名者，不祥”，但是，總有急功近利的學人歪曲北大精神，成爲“僞北大”。
胡適曾經不無憂慮地說：“希望北京大學的同仁們能痛痛快快的忘記了這幾年得來的虛名”。殊不知，告別五四的“北大”一直籠罩在“虛名”之中，總有一些空泛的口號式的東西被北大人當作寶貝。北大不甘寂寞。北大人習慣於把自己放在新潮流的率領者的位置上。即使不是始作俑者，他們也要迫不及待地補上這一課。魯迅先生說過：“北大是常爲新的”。這是因爲北大有一種勇敢的先鋒精神，這種“新”是以思想的力量作驅動的，而決非是盲目的效仿。遺憾的是，這種原創精神後來被簡單地理解爲西化。20世紀80年代的北大就有不少言必稱“後現代”的學者，他們大批量地移植西方的學術概念，頗有生吞活剝的架勢。
市場經濟推動了文化的大衆化、商品化，北大自然也不能熟視無睹。學生創業辦公司、開網站成了一件熱鬧的事情，冒出了不少學生老闆。北大開始把學術報復與追求利潤緊密結合，實用的、獲利迅速的技術性專業成爲熱門。很少有人坐在那裏無緣無故地陷入沈思了。老北大那種“明其道不計其功”的氣概已消散地乾乾淨淨。曾經有人面對周末紛紛被大款們的豪華轎車接走的女生發出：“北大，你不該如此墮落”的哀歎。北大從什麽時候開始變得庸俗起來呢？在商潮滾滾、物欲橫流的今天，讀書難道真的成了一條“支路”？前不久，連“星爺”周星馳都跑到北大的講壇上大呼小叫。而北大的“星迷”爲了獲得入場與周星馳見上一面而險些發生流血衝突。這樣一種場面，恐怕會讓那些上課時聽者寥寥的老教授們寒心。善於搞笑的周星馳過了一把“教授癮”，這可以算是一種高級的作秀方式。北大百年紀念講堂，畢竟不是什麽人都可以隨便上去大放厥詞的。但是，周星馳畢竟只是個“戲子”，雖然演戲的功夫很高，但是，畢竟不是書生本色，所以，說起話來不免有些張揚，他甚至直截了當地對北大學生說：“你們也不比我說得好多少，我還以爲你們北大的學生很厲害，哈哈”。我們可以把這句話看作是隨意的調侃，也可以理解爲大衆文化對精英文化的調戲和捉弄。作爲“追星族”的北大學生不知道有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反正，北大是個筐，什麽都可以往裏面裝。這是北大的傳統，也是北大的風度。君子不器。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可是，無原則的包容只能降低北大的品味和精神標準，使北大成爲“大雜燴”。蔡元培先生所謂的“相容並包”並不是沒有尺度的。如果不用苛刻的學術標準來把關，北大豈不成了農貿市場，不管什麽貨色，人人皆可以在那裏面叫賣。沒有立場、隨波逐流的北大不但失去了其固有的個性和火氣，而且也喪失了批判社會的責任感。我們看見，北大有幾分賴皮相了。蔡元培先生曾經“患其模仿太過而消亡其特性”，這話不幸讓他言中了。今天的北大依然有各色的奇談怪論，有狂妄的教授和學生，但是，那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表演，一種拙劣的證明。北大的教授們不厭其煩地論證金庸的文學價值，恨不得13億中國人人手一冊《笑傲江湖》。
最近，筆者隨便翻了一下北大“才子”余傑的新作《愛與痛的邊緣》，被其中一個毫無邏輯的觀點嚇了一跳，餘傑一本正經地說：“李敖沒有在‘地理’的北大裏念過書，但李敖卻屬於‘精神’的北大”。至於理由余傑並沒有說清楚。篇末又自相矛盾地說：“北大産生不了李敖，這是北大的悲哀”。我倒認爲，北大真正的悲哀在於把不相干的人往自己身上拉。在當下這個文化垃圾成災的時候，北大的當務之急不是藏汙納垢，而是拒絕和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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