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5月05日訊】「菜農韓進今年種了六畝椰菜，希望有一個好收成，把債務還清。老天還算照顧，風調雨順，椰菜長勢很好。但是，韓進從菜市場回來後非常難過，今年椰菜收購價低至八分錢一斤，他邊喝酒邊哭，說菜價太便宜，無法還債及生活下去，最後一狠心，拋下妻子及一雙未成年女兒，上吊自殺了。」
這不是故事，這一事件就真實的發生在今天的山東濟南唐王鎮，這就是「菜賤傷農」在當今中國大陸對農民艱辛生存狀態的最強烈的詮釋。「菜賤傷農」——傷害的不僅僅是菜民的經濟利益、菜農對種菜的熱情，傷害的嚴重程度已經到了菜農已無生存下去的勇氣，傷害到生活在大陸底層的民眾對社會的絕望與無助。
痛定思痛，人們不禁要問，為甚麼今年大陸多地蔬菜收購價會便宜到如此低廉的地步，這種悲劇怎樣才能避免再次發生？
中共的亂作為是「菜賤傷農」的更深層原因
財新記者調查發現，流通環節固然推高了蔬菜價格，但並不能將其作為當前事件的主要原因。目前的蔬菜流通環節是經過市場競爭形成的，幾無減少空間。
而要降低物流成本，更多的需要中共政權在各環節讓利，但中共對石油等戰略資源高額壟斷利潤的攫取慾望不會因菜價成本的攀昇而降低。同時要降低物流成本，避免空車返程造成的損失，就要在基礎信息平台上增加投入，而這種實實在在的服務，也是中共不擅長、不願投入的。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主任范劍平認為，蔬菜是一個完全競爭的行業，各環節都很難獲得暴利。那麼一定是有一種體制，浪費掉了這些資源，造成了「菜賤傷農」。
這種體制就是中共片面的調控政策，也就是中共行政手段嚴重干擾了市場信息，也嚴重影響了中國農民的種植決策。中共的亂作為正是造成這一「菜賤傷農」現象更深層次的原因。
去年底以來，中共為了抑通脹而採取的補貼以增加種植面積的做法，首先惡化了成本上升的壓力，接著，經過三個月至半年的生長週期，補貼蔬菜陸續上市，供大於求的嚴峻形勢，使原有的季度性價格回落變得更為明顯。
以補貼增加種植面積的片面的刺激性的做法，使得更多沒有拿到補貼的農民，承受不了當下菜價低迷的強烈衝擊，最終導致菜農韓進上吊事件的發生。
正是由於中共行政手段——所謂的 「菜籃子工程」、「市長負責制」擾亂了正常的市場經濟的客觀規律，嚴重放大了蔬菜市場的季度性供大於求，最終導致悲劇的上演。
中共不允許農會的存在是「菜賤傷農」的根源
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菜賤傷農」「菜貴傷民」，這種經濟學上農產品蛛網理論的典型案例，在中國大陸多次上演，甚至越演越烈。這充分反映了中國大陸現在這種分散的農業小生產與大市場之間不匹配。
目前，中國農民的生產決策，多靠經驗與相互之間有限的信息交流，在信息不充分的情況下，這種口口相傳的信息，很容易造成某類農產品漲價，來年農戶大量種植。跟風式的生產決策，使農民始終處於被動地位。
在現有體制下，農民是農產品從生產到流通的所有環節中最弱勢、信息最封閉的群體。
其實，改變農民的弱勢地位並不難，海外的日本和台灣農會就讓農民活得很有尊嚴和輕鬆。
日本的農協已經有近百年的歷史，既是群眾性的政治組織，又是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發揮著其他社會團體不可替代的政治影響和經濟職能。其特點是「無處不在」、「與農共存」。
按照日本《農業協同組合法》規定，凡耕種0.1平方公里以上土地、年間從事農業生產90天以上的農民，都可以自願向農協入股，成為所在地區農協的正式會員。日本的農協是一個集生產、加工、銷售、金融、保險等於一體的綜合機構，農民生產的80%的農副產品是由農協幫助販賣的，農民90%的生產資料是由農協提供的，產生的手續費是農協自身運轉的主要經濟來源。農協的工作內容包括：提供農業生產的信息、農業生產資料和技術指導，統一銷售農產品，提供農村金融服務，從事農村醫療保險、文教和各項社會福利事業。
如果遭遇自然災害，農民的損失將由農協全部賠償，目前日本農協受理的保險額僅次於日本最大的日本生命保險公司位居第二。日本農協有100多家醫院，有完整的教育體系，國家設農協中央學院，各地有 40多所農協大學及各種研修中心，還有自己的報紙和刊物。
在東京附近的千葉縣，千葉綠色農協建造的「海上稻米中心」。 農民把收來的稻穀送到這裡，中心負責統一乾燥、脫殼、打包、貼標籤，然後銷往全國各地，收入會自動計入會員賬戶。
農協可以根據市場情況有計劃地規模出售農產品，保證農民在高價位賣出農產品。
日本農協發展至今，成為亞洲乃至世界最為成功的農民經濟合作組織，和國家對農協的法律保障、政府對農業的大力支持分不開。日本政府對農業提供了巨額財政信貸支持，農協比其他法人納稅率低 10% 。
台灣的農會是台灣分佈最廣、影響最大、最為完善、功能最為齊全的農民組織，服務涉及農業生產經營的各個環節和領域。實行的是民主選舉和管理，強調農民素質的提高和技能的增強，還包括農民政治地位和權益的保護等。
在台灣的超市，顧客僅憑農產品包裝上的條形碼，比如一個蔬菜包裝袋，就能查詢出，這是台灣哪個農會、哪個農戶，甚至哪塊兒茶田地裡生產出來的產品。農會高質量的信譽保證了食品安全，並且由於農會是公益法人，它還幫助農民組織起了具有小型公司性質的產銷班，其運作實現了「農超對接」，農民和市民的利益都得到了保證。
總之，沒有台灣的農會，台灣農民的地位不會像今天這般重要、農民的權利就不會和社會其他階層那樣平等。
而在中國大陸，為甚麼占總人口70％的農民卻沒有農會組織？難道是因為農民沒有這種需要？難道幾億農民不需要自我保護？難道是因為農民太散漫、太愚昧、太落後，無法形成自己的統一組織？其實都不是。中國大陸至今沒有農會，原因很簡單，長期奉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的中共，當年就是靠農會的支持和鼓動農民造反，搶奪了國民政府的天下；中共竊國後，當然不能再容忍這個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群體有自己獨立的組織，生怕有一天有組織的農會會造它的反。
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的許多對中共抱有幻想的人士向中共呼籲，容許民間成立農會組織。然而他們不明白的是，這正是中共最忌諱的一個問題之一。
雖然目前中國大陸的一些地區有小範圍的農民專業協會，但這些組織無論在規模和性質來說，所能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
著名經濟學家劉易斯曾經揭示：第三世界的農業失敗主要是政治失敗。他主張，必須給農民以極大的政治關注。
用通俗的話來講，就是不能以農協的經濟職能取代農會的政治職能，用農民的經濟利益來掩蓋農民的政治訴求。試想，一個被剝奪了政治訴求和權利的群體，奢望能得到經濟利益的保障，無異於癡人說夢。
不管是農會還是農協，其獨特性質和職能是政府部門無法替代的。「讓農民自己代表自己」，這是生活在中國社會最底層的農民的共同呼聲。
沒有一個真正的、無處不在的、與弄共存的農會，這也正是「菜賤傷農」的根源。
不過在中國大陸現實環境中，這種真正為農民著想的呼聲中共是不會聽的。正如菜農韓進的親戚說：「菜太便宜了，老百姓日子沒法過了，連本錢都賣不出來指望甚麼還賬，房子也沒法住，成危房了，人死了，書記，鎮長連問都不問啊，老百姓的死活它們是不管的，當地菜農的損失也沒有得到政府的任何補償。」
當菜農們無法生活下去選擇自殺的時候，中共的領導們卻喝著天價茅台酒，躺在「天上人間」豪華包間裡，想的是「及時行樂，自我死後，哪管洪水滔天」。
中共不亡，「菜賤傷農」無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