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12月12日訊】自從鎮壓（法輪功）命令下達以後，作為真正掌握最高行政權力的國務院總理朱鎔基竟然從此就從電視上消失了，一連半個多月沒有露面。1999年8月中旬的一天，中央電視台播出了一則江澤民座談國企脫困的新聞。本來國企三年脫困，是朱鎔基就任總理時的豪言壯語，如今這個領域也交給了江澤民，看來朱鎔基當時心灰意冷，一切都大撒把了。
在八月份的「人大」「三講」匯報上，李鵬說：「對法輪功人員不要追究參與沒參與，關鍵是看其思想認識是不是轉變了。這一點，一定要向同志們講明白。不要把人民內部矛盾轉化成敵我矛盾，要把握分寸。」這也是李鵬在刻意和江澤民殘酷鎮壓政策保持距離。
政治局委員們也對鎮壓不以為然。讓江澤民十分惱火的是，除山東、遼寧等少數省份外，許多省市對鎮壓不感興趣，對鎮壓的指令陽奉陰違，尤其南方一些省市如廣東，到1999底仍然有「法輪功絕大多數是好人」，「在廣東不判一個」等說法。被選為第四代接班人的胡錦濤、李長春也是消極敷衍、低調對待，不願和江一樣被綁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江澤民沒辦法，2000年2月只好親自去廣東督戰。他批評廣東對法輪功「鎮壓不力」、「軟弱」，要李長春在政治局會議上做「檢討」，還親自給深圳市委發傳真要他們「守住陣地」……在江澤民和羅干的高壓下，廣東終於開始勞教法輪功學員，第一批被勞教的學員中就有胡錦濤的大學同班同學張孟業。有人對江澤民說：你這是一石二鳥，既給廣東省鎮壓法輪功開了先例（胡錦濤的同學都判了，誰還不能判？），又給胡錦濤套上了「出賣同學」、「不仁不義」的恥辱牌。
江澤民一個人在台前大跳大叫，中央許多人卻像看小丑一樣看著他表演。
脅迫朱鎔基
看到鎮壓的遲緩進展情勢，薄一波給江出主意說：「政府在這件事情上工作很不力，這和鎔基同志不重視、不公開表態有關。」
老百姓中流傳著一句話：「馬列主義一卷卷，毛澤東思想一本本，鄧小平理論一篇篇，江澤民學說一句句。」實在是「黃鼠狼下耗子——一窩不如一窩」了。實際上，江澤民的「三講」和「三個代表」加在一起也不過是幾十個字而已，實在是算不上甚麼思想。然而，從鎮壓法輪功後，曾慶紅開始在全國轟轟烈烈地推廣「三講」，江澤民也把「三講」作為個人樹碑立傳的好機會。
按照曾慶紅的想法，朱鎔基在「四.二五」事件中親自接見法輪功學員，他不出來講話，會給外界造成黨中央分裂的猜測。另外以朱的民望和信譽，如果支持鎮壓，可以讓不少人倒向江澤民這邊，也可以讓那些來上訪的法輪功斷了希望。「三講」運動是一個很好的強迫朱鎔基表態的機會。
曾慶紅把這些分析告訴江澤民後，江立即把朱鎔基找去訓了一次話，大意是說，國務院部門「三講」進行得很不得力，要朱鎔基把「三講」當作維護執政黨地位的運動重視起來。江澤民指責朱鎔基長期以來「不知道服從政治的大局，對黨中央的政策有牴觸情緒，消極應付。要知道，『三講』中最重要的就是『講政治』。鎮壓法輪功就是當前最大的政治。」江說：「鎔基同志，黨中央要求國務院不但要『講政治』，而且要講好，要把推廣『三講』和當前最大的政治結合好，否則就是分裂黨！」
從江辦出來，朱鎔基十分沉默。不久以後朱鎔基還是違心地表態支持江澤民的鎮壓決定，也許他是不想再受當年被打成右派時吃的苦，或是想起了趙紫陽的淒慘狀況。
「三講」其實並沒有甚麼成效，老百姓中流傳著一副對聯，借用政治局委員吳官正和政治局常委尉健行的名字說：「講政治講學習講正氣講來講去無官正，反貪污反腐敗反墮落反來反去未見行。」
當年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司馬昭也是讓賈充在前面幹壞事，自己躲在後面；毛澤東發動文革是把林彪、江青和張春橋等人推在前台；但鎮壓法輪功這樣愚蠢的毫無理性的行為，沒有多少人願意賣命，江澤民想躲在後頭都不行，所以只好事事衝在前頭，所有的黑鍋都自己當眾背上。他不但「四.二五」當晚連夜寫信給政治局，還在9月份參加在新西蘭奧克蘭的亞太經合會議上，親自給每個國家元首遞上誣蔑法輪功的小冊子，失盡體統。
江澤民滿心希望各國元首「干涉一下中國內政」，對他的鎮壓表示贊同，結果碰了個大釘子。克林頓通過美國國務院早在1999年9月11日就公佈了《國際宗教自由報告》，批評中國大陸對法輪功的迫害。不到三個月以後，克林頓在華盛頓的一次人權演講中，公開批評中國鎮壓法輪功，把逮捕法輪功成員稱為壓制人權的「一個麻煩例子」。當然，江澤民不明白信仰自由是天賦人權，沒有一個民主國家的元首敢說他江澤民鎮壓有理。看到遞小冊子收到了反效果，江澤民隨即祭起了兩頂常用的大帽子，曰「干涉內政」和「反華」。
鎮壓升級
鎮壓已經快三個月了，但1999年「十一」前後，來北京上訪的法輪功學員源源不斷。讓江澤民弄不懂的是，這個看似不堪一擊的法輪功修煉者團體似乎具有出人意外的頑強生命力。
「十一慶典」結束的當天晚上，江澤民又找到了曾慶紅。他說：「現在每天的動態清樣上都有法輪功上訪的消息，前一段時間我命令信訪局把上訪人員直接抓走，現在進京的這些法輪功都改到天安門煉功抗議了。各個省每天都有人來，而且在國際上我們也很被動。」
曾慶紅說：「現在從常委、政治局委員到各級黨組織，對鎮壓都很消極。我建議：第一、各地實行一把手負責制，各地如有上訪的法輪功超過一定數量的，一把手撤職；第二、上訪人員中山東來的幾乎最多，告訴吳官正，如果再有上訪人員就撤銷他省委書記和政治局委員的職務，如果鎮壓得力，可以考慮他在十六大上當政治局常委；第三、胡錦濤的態度很曖昧，原來我們選定的第五代領導人李長春在廣東的鎮壓，也很不得力。我們必須採取措施。」
送走了曾慶紅，江澤民緊急召見中科院院長路甬祥，希望中科院組織一批院士宣揚科學和無神論，藉此批判法輪功。路甬祥匯報說以何祚庥、莊逢甘、潘家錚為首的一批院士正準備聯絡一批宗教界人士成立一個揭批法輪功的組織，宣傳無神論，「把批判運動引向深入」。江澤民對路甬祥說的這幾個人很不以為然，讓路甬祥去做錢學森的工作。
中科院當時煉法輪功的人相當多，「四.二五」中南海請願時，站在府右街中南海正門對面大街的就是海淀區八大學院和中科院的教授和學生。由於中國科學院是中國最高科研教育機構，社會影響力極大，因此江澤民臨時決定將剛剛到上海冶金研究所擔任所長不到三個月的長子江綿恆馬上調中科院任副院長。
一般來說，一個理工科博士畢業的人，要先做博士後，然後擔任講師、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導師，帶出一批博士併發表一批論文後，再擔任系主任、學院院長，非常有成就的才能評為院士。江綿恆學術上沒有建樹，直接擔任中科院副院長非常不合適，但江澤民既然提出來了，路甬祥也只能照辦。就這樣一天教授也沒做過的江綿恆就成了中科院的領導。
台灣中研院院長、諾貝爾獎金得主李遠哲對江澤民的安排嗤之以鼻。有人撰文說：「如果台灣今天就回歸大陸，台灣中研院合併到大陸中科院裡來，總不能讓台灣這麼個地方政府的中研院院長當堂堂大陸本土的中科院院長吧？你讓李遠哲在路甬祥手下聽吆喝就夠窩心的了，再讓他和江綿恆平級，人家怎麼能服氣！？」
就在江綿恆11月就任中科院副院長以前，他通過江澤民的關係於1999年10月22日成立了中國網通公司。如果說，一開始他是看上了電信領域是一個暴利行業的話，自從網通開始運營之後，他便以封鎖中國互聯網為第一優先任務了。
法輪功在海外擁有一大批科技驕子，擁有碩士及碩士以上學歷的在海外修煉者中占相當大的比例，擁有博士、教授、系主任頭銜的也不乏其人。尤其是北美的法輪功修煉者，一直利用他們掌握的最新科技，通過互聯網等手段突破網絡封鎖和國內學員互相呼應，不但把法輪功在國內受迫害的真相及時通報國際社會，同時也把國際社會對法輪功的聲援反饋國內。
血債大家都要有份
以喬石為首的一批退休老幹部對江澤民的鎮壓十分反感。在1998年，喬石曾經對法輪功做過調查，並得出了法輪功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的結論。面對海外各國政府的壓力和國內不斷增長的上訪潮，政治局開會時開始有人提出停止鎮壓、給法輪功平反的聲音。
江澤民聽後心情極其糟糕。如果給法輪功平反，就意味著他江澤民在全國人民面前摔了個大跟頭。誰不知道鎮壓是江澤民發動的？再說又把誰拋出去當替罪羊呢？
曾慶紅告訴江澤民，要想在政治局裡消滅平反聲音，就必須加大鎮壓力度。薄一波也給江澤民出主意說，「六四」之所以沒有人認真討論平反問題，就是因為殺人殺得多了，這個問題就改正不起了。一旦平反，我黨就得下台。現在鎮壓法輪功沒有達到這個程度，所以政治局想犧牲江澤民，奪江的權。薄一波說：「我建議：第一、要打死幾個法輪功，有了人命，他們就得考慮他們要為平反付出的代價；第二、要讓常委和政治局人人公開表態支持鎮壓，這樣所有的血債大家都有一份兒；第三、宣佈法輪大法研究會為非法組織遠遠不夠，這個定性必須升級，要讓老百姓覺得只要修煉法輪功就是犯罪。」
江澤民採納了建議。幾天以後，在吳官正的地盤裡，山東省招遠市張星鎮人趙金華因不肯放棄對法輪功的信仰而遭到電擊、體罰和其它酷刑，10月7日被迫害致死。警察們按照上面的指示強迫趙金華放棄信仰，一邊打一邊問趙還煉不煉了，她至死都說煉。趙金華成為第一個被披露出來的遭迫害致死的法輪功學員。10月25日江澤民在接受法國費加羅報採訪時公開稱法輪功為「邪教」，並表示人大常委會正準備表決防範和嚴厲打擊「邪教」的法律提案等。幾乎與此同時，十幾名來自瀋陽、北京的法輪功學員在天安門紀念碑北側，打起了一幅5米多長白底紅字的橫幅「法輪大法弟子和平請願」。十五秒之後，周圍二十多名警察和便衣蜂擁而上，對這些弟子拳打腳踢，並將他們迅速帶走。
第二天，西方各大媒體都刊載了一則讓江澤民火冒三丈的新聞。十幾名法輪功學員避開警察層層圍堵，在北京郊區一家賓館召開新聞發佈會，向在場的外國記者講述修煉法輪功身心受益的情況和法輪功學員在中國受到殘酷迫害的事實。許多駐京的西方大媒體記者都到場了解法輪功真相，併發出了相當準確的報導。江澤民當時仍在法國，接獲消息後厲聲喊道：「告訴羅干立即破案，把這些開會的法輪功全部抓起來殺掉！我就不信治不了法輪功！」在隨後的幾年裡，參加新聞發佈會的法輪功學員當中，絕大多數已經被判刑、勞教或「失蹤」，其中丁延（32歲）和蔡銘陶（27歲）已經被迫害致死。
在對法輪功學員肆無忌憚的抓捕持續3個月後，甚至已經開始出現法輪功學員因為不放棄信仰而被迫害致死的案例後，面對國際社會強大的壓力，江澤民忽然發覺自己在鎮壓程序的部署上，有個難以掩蓋的重要漏洞：要對被抓法輪功學員定罪，竟然還沒有一個合適的法律依據。法輪功問題說到底是個信仰問題，是個思想問題，而現代法律不能對思想定罪，只能是對某種行為定罪。要想「治得了」法輪功，首先還得解決這一尷尬。
在江澤民的授意下，1999年10月30日九屆人大推出了一個所謂懲治「邪教」的決定。令國際社會好笑的是，江澤民居然迫不及待地命令法院依據這個10月30日通過的「法律」對早在7月份就被抓捕的法輪功學員進行判刑。現代法律有兩個基本原則：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和不溯及既往。通俗地說，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的，就不能被判有罪。另外新的法律不能對頒布之前實施的行為定罪。但是江澤民卻用10月份制定的「法律」去給7月份以前法輪功學員的行為定罪。據說過去有個「百發百中」的「神箭手」，他的訣竅是先射出一箭，然後以中箭處為圓心畫靶子的圓圈。中共正是依靠這種手段保持著永遠「偉大、光榮、正確」的。
但必須指出的是，一直到今天為止，中國的法律也沒有取締法輪功。雖然江澤民指示公安部在1999年7月發佈過「六禁止」通告（禁止法輪功學員煉功、上訪等），但公安部不是立法機關，因此「六禁止」並無法律效力。10月份人大頒布的「反邪教法」也不可能把法輪功定為邪教，因為法律在制定時只能說某種行為是犯罪，而不能說張三犯了罪。張三是否犯罪，取決於法院在審判時是否認定張三違反了某一條法律。所以，凡是「法輪功就是邪教」的說法，完全出自江澤民或人民日報，二者都無立法權，根本無法作為法庭判案的依據。
羅干在江澤民的授意下，指示北京市中級法院於1999年12月26日開庭「審判」了原法輪功研究會成員李昌、王治文、紀烈武和姚潔，對他們處以最高達18年的徒刑。判刑所援引的正是這些無效的「法律」。更狡猾的是，羅干特意選在了聖誕節過後的第二天，西方記者回國渡假而不在北京的日子，以躲過國際社會的關注。當時，依照法庭公佈的程序前往申請旁聽的300多名法輪功學員則全部被抓走拘留、甚至勞教。
美國國會通過決議案
江澤民現在迫切需要找一個機會和西方社會改善關係，也需要安撫國內因鎮壓而引起的民間怨氣，於是他又想到了WTO。
江澤民在美國談判代表團到達北京前召開政治局會議。江澤民在會議上說：「我們必須丟掉幻想，認為我們強硬一點，美國就會讓步。克林頓倒是不在乎和我們簽協議，但是美國國會不答應。1997年和今年4月份鎔基同志訪美的時候都因為美國國會從中作梗而沒有簽下來WTO，這次我們要繼續努力，必要的讓步是不可避免的。」
江澤民一直把加入WTO視為他個人樹碑立傳的好機會，因此在朱鎔基與美國代表團談判之際，一直都是他在幕後操作，所有的讓步最後都是江澤民親自拍板定下的。由於急於加入世貿，江澤民決定的讓步要比朱鎔基四月份美國之行的讓步大得多。10月15日，當雙方終於簽訂協議的時候，朱鎔基已經吸取了「功高震主」的教訓，沒有出席協議簽字儀式以及當晚在中南海舉行的慶祝酒會。《新聞週刊》評論說，一紙世貿協議使朱鎔基成了「隱形人」。
倒是江澤民喜氣洋洋地出席酒會並接見美國談判代表。他喜笑顏開地說：「人逢喜事精神爽」。
江澤民並沒有爽得太久。當時部署對法輪功的鎮壓是江澤民每天的主要工作，但是無論江如何努力，又是派出駐外使節遊說，又是給各國元首親自遞上誣蔑法輪功的小冊子，國際社會卻並不買賬。1999年11月18日晚，美國眾議院全體議員通過了要求中國政府停止鎮壓法輪功的218號決議案；第二天下午，美國參議院也通過了內容相似的217號決議案。
決議指出，法輪功是一種主張和平、摒棄暴力的個人信仰，而中共對法輪功的取締不但違犯了中國的憲法，也違反了《國際公民政治權利條約》和《國際人權公約》；同時，數以千計的法輪功修煉者因為堅持信仰和向國際社會求助而被拘禁並在關押期間受到了非人的待遇和慘無人道的折磨。有鑒於此，決議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對法輪功修煉者的迫害並要求美國政府竭盡全力，通過各種官方和民間渠道，包括聯合國人權組織，向中共發出強烈呼籲，要求立即釋放所有被關押的法輪功修煉者，停止一切對他們的非人道待遇和迫害行動，並按照中國憲法恢復法輪功修煉者的信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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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選自《江澤民其人》；小標為編者所加；責任編輯：肖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