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中共官場 專家一週為官員拆40多個竊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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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2年12月06日訊】中共官場上的險惡已經世人皆知,但是官員之間、官員與商人之間、官員與自己的妻子之間或為自保、或為經濟利益、或為向更高職位攀登、或為瞞著妻子在外面包養二奶,相互間的算計、竊聽、偷拍已經成為普遍現象,最近重慶連續曝光的官員淫亂視頻就是其中的一個方面。近日,有竊聽器檢測專家披露,曾經在一週之內就為其官員客戶拆除了40多個竊聽器。

近日《南方人物週刊》刊登了一位名叫齊紅的竊聽器檢測專家的人物專訪。齊紅在2011年,曾經從上百名官員的汽車、辦公室或是臥房裡拆出三百多個竊聽偷拍器材。被拆除竊聽器的官員有的驚呼「老子沒有貪污」,有人還得表演出冷靜,但當事人大都突然變得反應遲鈍,爾後神情恍惚。在經歷了太多的官員百態之後,齊紅厭惡了這一職業,器材送人、遠離了這一竊聽器檢測行業。

大陸官場竊聽成風

雙腿一軟、癱坐地上、久久不能說話,這是齊紅第一次為官員拆出竊聽器時,對方面對結果的反應。始料不及的是,從此齊紅在官場上傳開了名聲。

官員們紛紛通過熟識的朋友來找他檢測、拆除竊聽偷拍設備。出於保險起見或是覺察到某種異常,比如,妻子得知某個秘密行蹤,領導講話「話中帶話」等,他們都會找到齊紅。最忙碌的一週,他拆出了四十多個。

這段神奇的經歷起源於一次飯局。一名來自山西的官員帶來了「官場竊聽成風」的信息——官員們廣泛使用間諜設備,彼此刺探,抓對手把柄,由此副職立刻升為正職……。這位官員說:「現在我們見面都要擁抱,趁機摸摸對方身上是否帶設備,重要談話得去洗浴中心。」

齊紅考慮:「公務員隊伍相互收集黑材料,將會帶來甚麼後果呢?」幾天後,他就找到一套檢測儀器。檢測工作先在朋友圈中進行。手握審批權力而又鋒芒外露的處級幹部成為首個檢測對象。

「萬一我私生活被發現,老婆不讓我回家了怎麼辦?」聽到齊紅提出主動排查,這位「處級」還一臉輕鬆開玩笑。但很快,他就嚐到了沉重的滋味——兩個竊聽器、一個針孔攝像頭,藏在了辦公室的空調裡。

「臉頓時煞白了,直勾勾望著天花板」,兩三個小時後才緩過神來對齊紅說,不可能是家人裝的。冷靜之後是應對。接下來一週,他頻繁拜訪上級,給他們送禮,終於得到「點撥」——某副手能力超群,應該調去更富挑戰性的崗位。他豁然開朗,將副手調離。

憂心忡忡的大陸官員

間諜設備主要來自他們的妻子、情人、同僚及競爭對手。在查出前二三十個竊聽偷拍器時,齊紅忍不住想:朋友們待在一塊時,各抒己見,指點江山,談起腐敗還同仇敵愾。回歸官場後,他們是怎樣的形象?又是如何成為腐敗一員的呢?當漸漸深入他們的隱私,他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尷尬。

齊紅的朋友中,一位總是風度翩翩、侃侃而談並且見解深刻的廳級官員,「像國家領導人」。一次閒聊中,對方調侃著說:「怎麼不幫我檢查檢查,看看我是不是好幹部?」

接下來,又是一串轉折。齊紅果真在車上查出了插卡式竊聽器,還看到了一張前所未有的扭曲的臉,「突然間給你的感覺是皮膚都皺起來了,就好像突然核武器爆炸,被輻射到了。」二十多天後,他找到齊紅,嚴肅地說:「我承認,我有兩個情人。我馬上終止交往!」

與這位「廳級」官員不同的一名局長迅速接受了結果,並斷定:情人裝了竊聽器。隨後他和情人果斷分手。「太厭惡了,」再提起此事時,局長仍咬牙切齒。聽多了石榴裙下栽跟頭的故事,他甚至懷疑起情人的背景,「是不是被誰安插在身邊的?是不是被利用了?」壓抑和不安之感,長久籠罩著他。

那些沒檢測出問題的倖存官員呢,能鬆一口氣吧?他們憂心忡忡,成天懷疑,是不是檢測設備不夠先進啊?
  
「要不要告訴他呢」。慢慢地,當齊紅檢測到竊聽偷拍器,他都在心裏猶豫一番:不說,不知他們會走上哪條路?我不願看到淒慘的事發生。說了,看到這麼多的表情,得病的,沉默的,我還得去安慰他們。但安慰的話也沒法說,總不能問你做了甚麼你交代吧、你捐了吧?

較清廉的官員也被竊聽 後悔沒有早日墮落
  
不可避免,「淒慘的事情」發生了。查出竊聽器一週後,齊紅的一名朋友(國有資產管理部門的主任),算是一位比較清廉的官員,但因涉嫌受賄,被雙規了,後悔沒有早日墮落。

這位主任講原則,待人和氣,厭惡虧欠他人,是吃頓飯都要搶著買單那種人。他提出幫他檢查檢查。因為,「他在工作中不容易跟壞勢力同流合污,又處在一個重要的位置上,很多勢力包括他的上級很難通過他來獲得更多利益。」

當時,齊紅就對他說,你很容易被看作危險的異己分子,一塊利益集團的絆腳石。對於這一警告,「主任」只是再次強調「原則」的重要性。然而,與這反應不相匹配的是,當看到齊紅從辦公室的檯燈揪出竊聽器後,他陷入了沉默。

「不是憤怒而是沉默,」齊紅用儘管看透世事依然失落但其實也沒甚麼的口吻說。他曾反覆琢磨其中意味,直到再次見到了他。

那時「主任」已經在監獄了。「只收過一次錢,就出事了!」他憤怒又哀怨地斷定,竊聽是一個預謀,行賄是一個陷阱,為的就是除掉他!

一切都已不可挽回。齊紅說,那次見面,他得知,僅在拆出竊聽器一週後「主任」就出事了。他還說主任之所以受賄,是因頂不住壓力,是因他意識到一直都沒與局長一致,而惟有一致,才能讓上面和下面的人順暢地「辦事」。因而「主任」後悔了。並不是後悔受賄,而是「與其這樣,還不如早早墮落,和他們一塊。」
  
齊紅曾為此感慨良久,隨後他發現,「主任」並不是孤島,他眼中的正直人——一名大學校長,也被安上竊聽器了。在他那些愁苦的案例中,校長是惟一保持冷靜的人:誰能對我這樣呢?是黨在考驗我嗎?還是單位其他的同事在觀察我呢?

竊聽或是偷拍並不一定來自對手或是「惡勢力」。即便踏在同一條船上,他們也要接受來自同伴的考驗,以確保共同利益的安全與穩固。經過一番討論和縝密調查,這名當事人確定竊聽器來自「防患於未然」的同僚們,最終加強了「忠誠意識」,鞏固了聯盟。

各自的應對之道

大多數時候,這些官員們會積極尋求應對的方案。齊紅由此見識人性的豐富多彩——有人終止了地下生活,更加認真工作;有人小心翼翼,加強信息保護;有人要求給對手反裝竊聽監視器;有人意識到結成聯盟尋求庇護的重要性;有人想到「分權」以壯大自己人馬;有人則想到,不如為自己找一個「代理人」……

飯桌上,齊紅聽到一名局長說:「現在嫉妒心這麼重,又安竊聽器,又裝偷拍機,說不定我上下班就有人跟蹤;我躺在床上,說不定就有一個人的眼睛在我頭上看來看去。乾脆這樣,我也不掌權了。但是你說,我當局長,辭職也不實際,還涉及到整體利益,還有上級安排的問題呢,不是那麼簡單的。那怎麼辦呢?為了減少嫉妒、減少別人的攻擊,我把權分了,就沒人恨我了。」

隨著檢測的深入,他開始對這一切習以為常。重新建立是非標準,用以區分人群。他說,對於「明顯的壞蛋」,他會堅決拒絕幫其檢測的要求,雖然也有看走眼的時候。

另一名局長則在看到拆出來的竊聽器後,輕鬆地指出——那是我妻子裝的。「他覺得自己在單位太受歡迎,不會有人監督他的,因為全單位都被他帶動起來搞腐敗,每個員工都得到很多好處」。

齊紅提醒他,國家還是有法律的。「我在我們單位,就我說了算!我說的就是規章制度!」

這些時候,齊紅總會感到一種厭惡感在迅速蔓延。慢慢地,他發現自己對這件事完全喪失了興趣。他曾對朋友們努力分析竊聽偷拍現象背後的原因,也曾希望通過檢測竊聽器,起到提醒並讓其懸崖勒馬的作用。但他等不及看到效果了。當有人勸他將此發展為職業,他選擇了遠離,將器材都送給了別人。

(責任編輯:肖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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