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7月06日訊】（大紀元記者秦雨霏編譯報導）美國加州克萊蒙麥肯納學院政治學教授裴敏欣表示，過去二十年的全球經濟繁榮讓中共分得一塊蛋糕，得以保持高速增長，但是今天西方金融風暴暴露了中國經濟和政治體制的內在缺陷。中國神話無法再繼續。雖然中國近期努力轉型成“消費型增長”，但中國全方位的泡沫（經濟、智慧、政治）已經破裂。那些吹噓中國無需民主和法治就能取得經濟成功的「中國特色論」被證明只是一個幻想。
內在缺陷解決前 消費型增長「紙上談兵」
新加坡英文報紙《海峽時報》6日報道，裴敏欣的文章說，中國目前的經濟放緩有很多原因，比如歐洲的金融風暴，美國恢復緩慢，國內投資增長疲軟。因為出口和投資分別佔據中國GDP增長的30%和40%，其經濟對疲軟的外部需求和由於過度浪費的固定資產支出造成的不良貸款特別脆弱。
但是中國這些因素的脆弱，只是更深層次體制問題的症狀。在這些內在的缺陷解決之前，談甚麼新的消費型增長模式，就像中國政府在第12個五年計劃中宣稱的那樣，都是紙上談兵。
結構性漏洞：嚴重依賴出口、過量投資和低水平家庭消費
畢竟，北京主要的貿易夥伴，國際金融機構比如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還有中共高級官員自己都長期以來意識到由於過量投資和低水平家庭消費造成的結構性漏洞。在將近10年的時間裏，北京被敦促進行改革糾正這些經濟模式，他們已經損害了普通中國人的福利並繃緊了全球貿易系統。
中國宏觀經濟不平衡的最顯著特點是，經濟增長嚴重依賴出口，這尤其要歸咎於疲軟的國內需求：作為中等收入國家，中國缺乏購買能力來消費它自己生產的產品。由於可以接觸到幾乎是無限大的先進國家的市場，北京可以利用外部需求來提升他的GDP增長潛力，就像過去20年所作的那樣。
中國企業家對內交易成本增加 國內市場難以生存
文章說，如果這些觀點是正確的話，解決的途徑很簡單：中國可以糾正其不平衡，通過增加其公民的收入（通過減稅，提高工資或者增加社會支出），以便他們可以消費更多，因而減少經濟對出口的依賴。的確，將近所有的主流經濟學家都給中國開出了這個藥方。
但是對於中國過度依賴出口有另外一種解釋，它更多的跟這個國家糟糕的政治和經濟體制有關。特別是，出口依賴部份反映了在中國經商的高度困難。
官員腐敗，不安全的房屋產權，令人窒息的監管限制，脆弱的支付規則，糟糕的物流配送，廣泛的假冒偽劣，知識產權盜竊，所有這些障礙都增加了交易成本，並使得企業家在國內市場難以生存。
相反，如果中國私營企業把產品賣給西方跨國公司比如沃爾瑪，塔吉特或者家得寶，他們就無需擔憂收不回錢。他們可以避免所有那些頭疼的事情，因為好的經濟體制和商業慣例可以保護他們的利益並大大減少交易成本。
經商容易程度：中國排名91位 落後於蒙古、阿爾巴尼亞
文章說，中國經濟的體制弱點反映在國際調查數據上面。世界銀行發佈了包括183個國家和地區的「經商容易程度」的年度審查報告。在2011年6月份作出的調查當中，中國是排名91位，落後於蒙古，阿爾巴尼亞和白俄羅斯。並且在中國特別困難的環節包括開始經商，排名151位，繳稅，排名122位，獲得施工許可證，排名179位，和獲得電力，排名115位。
面對如此惡劣的環境，中國私營企業家被迫從事「制度套利」，就是利用有效的西方經濟體制來擴展他們的業務（多數出口型企業是屬於私營企業家和外國公司）。
中國缺乏有效的法律監督、監管、知識產權等
文章說，不幸的是，因為中國已經佔據世界商品出口的很大比例（2010年達到10.4%），並且西方經濟停滯限制了外部需求，這種策略不再有用。但是重新定位他們的企業到中國國內市場要求的不僅僅是投入更多資金到消費者口袋的政府政策改變。
為了享有跟出口同樣的低交易成本，中國企業家需要更好的商業環境：一個有效的法律制度，一個良好的監管框架，一個保護他們品牌免受知識產權侵犯的政府，可靠的物流配送網絡和抵抗腐敗的官僚。
中國政府必須從掠奪性狀態轉換成培育型
文章認為，中國不能很快創造出這樣的環境。從本質上講，北京政府必須從掠奪性狀態轉換成培育型，把私營企業當作財富創造者而不是搾取的對象。
在將近所有其他國家裏，這樣的轉換是通過建立法治和從專制走向民主而實現的。
在缺乏法治和政治問責的情況下不可能維持經濟增長，這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是一個生存的兩難困境。自從中共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當中鎮壓了民主運動以來，共產黨已經發誓不放棄它的政治壟斷。過去二十年的投資熱潮和全球化紅利允許共產黨分到一塊蛋糕。中共基於經濟繁榮而保持它的統治，但是卻不能建立一個維持這種繁榮的體制。今天，這不再可能繼續了。
中國泡沫不僅經濟，有智慧和政治上的泡沫
所以在某種意義上，中國泡沫——不僅僅是經濟上的，還有智慧上和政治上的泡沫，已經破裂。隨著中國經濟放緩暴露了它的結構弱點。
（責任編輯：孫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