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政評論

廖祖笙:為何總是難於責有所歸?

【大紀元2015年12月26日訊】常態的國家具有這般顯著特徵:不會指李推張,不會避重就輕,更不會無洞掘蟹,反向運作,責任在職能部門會有所歸屬;國民在立身處世上也普遍具有責無旁貸的自覺性,有強烈的公共責任感。面對種種的玉毀櫝中與為政失職,我們有必要追問「負責任的大國」:為何總是難於責有所歸?

早在1998年,當時的財政部部長助理劉長琨說:「漢朝八千人養一個官員,唐朝三千人養一個官員,清朝一千人養一個官員,現在四十個人養一個公務員。」赤色天朝的官民比例和歷朝歷代相比,反差巨大,卻每每人浮於事,問諸水濱,真正在管事的官員寥寥無幾,大江南北遍見一地雞毛。

與史上相比,赤色天朝的教育模式首先就存在問題。古人自幼讀的是四書、五經,在耳濡目染中形成的是絕對的道德律,也基本能養成己溺己饑的情懷,懂得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樣一層淺顯的道理。而應試教育更多進行的是奴化教育和功利性教育,樹人的失敗直接就導致了責任感的缺失。

《吳越春秋》記載:伍子胥被楚國兵馬追至長江之濱,幸得漁翁所救,伍子胥要將價值千金的寶劍贈給漁翁,漁翁仰天長歎,說搭救你只因你是國家忠良,並不圖報,你疑我貪利少信,我只好以此劍示高潔。說完,橫劍自刎。今有「公僕」食君之祿不忠君之事,百般拆台,較之這漁翁如何?

古人哪怕殺人如武松者,在作案後也有起碼的責任意識,坦蕩寫下「殺人者,武松也」,以示敢作敢當。今人呢?抓人的反比過去殺人的還要鬼祟。我兒廖夢君慘烈遇害後,與我夫婦倆接觸的警察多穿的是便服,問其姓甚名誰不肯說,向其要名片不敢給,我夫婦倆不知辦案單位是何方神聖。

與別國相比,赤色天朝在民主風潮中,迄今梗頑不化,故步自封於「四不像」的一黨專政。既不用競爭上崗,也不存在著零成本的監督,幹好干壞一個樣,干和不干一個樣,這樣的黨怎能不腐化墮落?又會有多少責任意識可言?正因為此,黨天下確在管事的鮮有,貪官污吏一抓則是一大把。

仰觀俯察,在美國、英國、法國等民主國家根本不成問題的物事,在赤色天朝往往就成了問題,而且多半是成了久拖不決的大問題。現行的專制政體在民主政體前自慚形穢,與皇權時代比比也一樣是無地自容。即便在腐敗的晚清,皇城內也並無冤民張袂成陰之景象,更未烏天黑地到這境地。

教育有問題,體制有問題,用人有問題……問題隨之堆積如山,日久變得無從下手處理,只能在焦頭爛額中按下葫蘆浮起瓢,在手忙腳亂中終至掩蓋問題成性。幾十個百姓養個「公僕」何用?國家畢竟是個整體,尸位素餐的「公僕」無良心良知和社會責任感的驅動,國家就成了銹蝕的機器。

「負責任」得就連殺人的事、搶人的事都沒人管,屁民坐的是死亡動車,吃的是地溝油,吸的是霧霾,住的是活埋房……倘若責有所歸,何至於此?「負責任的大國」不對本國負責,對別國負的甚麼鳥責?擦脂抹粉強貼某種標籤是容易的,關鍵在標籤是否被認同,能否讓人確有國家認同感。

寫於2015年12月26日

(廖祖笙之子廖夢君在羅干擔任中央政法委書記期間、周永康擔任公安部部長期間、劉雲山擔任中宣部部長期間、賙濟擔任教育部部長期間、張德江擔任廣東省委書記期間,慘烈遇害於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黃岐中學,和殺人犯同穿連襠褲的流氓集團「統一宣傳口徑」,指鹿為馬,放任絕人之後者逍遙法外第3450天!

遇害學生的屍檢報告、相關照片及「破案」卷宗全是不可示人的國家機密!作家廖祖笙在國內傳媒和網絡的表達權被匪幫全面非法剝奪!廖祖笙夫婦的出境自由被「執法」機關非法剝奪,被反動當局連續非法斷網1751天,被公然帶有凌辱性質地置於監控探頭之下!廖祖笙被迫顛沛流離期間,風燭殘年的母親和岳母蹊蹺被摔至大腿骨折、股骨碎裂……在令人髮指的殘酷迫害中,幕後迫害的操縱者能非法控制全國的媒體和互聯網,能控制公檢法,能控制廣東和福建,能控制電信,能控制銀行,能控制學校,能不時操弄「不作惡」的谷歌,能任意操弄無脊樑的百度……為國防事業奉獻了青春年華並立過軍功的廖祖笙,因在文字層面堅持為國家前程和百姓福祉呼號,遭到法西斯新變種瘋狂迫害,呼天不應,叫地不靈,蛇鼠一窩、寡廉鮮恥的無良當局從上到下裝聾作啞!)

責任編輯:高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