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7年03月03日訊】（接上文）

四、暴力迫害的理論支撐：「教育革命」、「階級路線」和「造反精神」

上文寫到，在毒打劉澍華的過程中，在折磨清華附中一批教師和幹部的過程中，在給女同學剃「陰陽頭」的行為中，人性中的惡意和罪惡慾望，確實在起作用。對他人揮舞鞭子棍棒，欣賞受害者在腳下呻吟，掌握對他人生殺予奪的權力，這些，對於沒有建立良心預防機制、道德底線極弱的人來說，是一種快樂和享受，稍加推動，就足以使他們樂此不疲，積極進行。但是，這種人性惡，在文革中是依附於紅衛兵的政治理念和行動目標發生作用的。

清華附中紅衛兵一直宣稱他們的成立宗旨，也就是他們所要做的事情，最主要的是兩項：一是「教育革命」，二是「貫徹階級路線」。不過除了當時他們不隱瞞打人的暴行並且還炫耀這種暴力權力，後來他們一般不提用犯罪的手段來實踐他們的理論目標。

為著他們的第一項任務「教育革命」，他們毫不留情地攻擊清華附中的校長萬邦儒等學校領導，殘酷地毆打教員們如劉澍華，儘管這些人在文革前不但沒有「迫害幹部子弟」，而是給了他們相當多的特權。紅衛兵的行為確實像是一種恩將仇報或者對特權的貪得無厭的追求以及虐待狂的表現，但是也不僅僅如此。他們有意識形態和革命理論作根據，他們把校長和老師先定義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代表人物，然後以此為「理由」，可以毆打、侮辱、甚至打死校長和老師。

這樣的認識顯然來自毛的「五七指示」——毛在1966年5月7日給林彪寫的一封信。這封信當時是和「五一六通知」一起在黨的高級幹部中傳達的。在這封信裡，毛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無論毛指責的這種現象是否真實存在，但他指示人們，特別是學生，去攻擊當時學校的校長和教員，是非常清楚的。

在1966年的夏天，學校的校長和教員，便淪為當年「鎮壓反革命運動」和「肅清反革命運動」中的「反革命分子」、「土地改革」中的地主、「五反」中的資本家、「反右派運動」中的「右派分子」，他們是被最高當局指定的「革命」所要打擊的對象，是做為社會中的一個群體被當作了打擊對象。儘管在其中的每個人，可以苦苦申辯並且幻想逃脫，但是，大的形勢是不可改變的，比如，劉澍華根本不是什麼「流氓」，這是顯而易見的事情，但是即使沒有這個藉口，也會找到別的罪名處罰他。作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成員，清華附中的教員和校長們，註定是要被打、被鬥、被迫害的。

這樣一種迫害方式——在社會中劃出一大類職業範圍的人、進行大規模的超越於法律之外的迫害，在人類歷史上是少有的，所以很難界定其獨特性，也沒有一個專門的名詞來描繪。這種迫害方式不是僅僅從文革開始的，紅衛兵的貢獻是把這種方式用在了大批教育工作者頭上。

紅衛兵的第二個目標和任務是「貫徹階級路線」。清華附中紅衛兵發明的「紅五類子女」和「黑五類子女」的新概念新名詞，遠遠溢出馬克思所說的「階級」概念，不但不是指擁有生產資料的人，也不是指過去曾經擁有生產資料的人，而是指曾經屬於某個階級的人的子女。紅衛兵在他們的同代人之間劃分等級，制定打擊目標，建立新的秩序。

這顯然是符合毛關於「階級鬥爭」的理論需要的。文革開始的時候，黨已經執政十七年，當時30歲上下的成年人，都是在黨時代才進入小學或者中學的，根本沒有可能再成為「地主」、「資本家」，所以，那時候需要新的理論，劃出新的打擊對象，才能使得「階級鬥爭」繼續下去。紅衛兵擴大了毛關於「階級鬥爭」理論的打擊對象，不僅從「地富反壞右」擴展到了所謂「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如教育工作者和文藝工作者，並且，從「地富反壞右」本人擴展到了他們的子弟。而且，在那個時代，每個家庭生育的子女數目平均多於兩個，所以這一新政策在鬥爭對象數量、範圍的擴展方面也極其可觀。

正是出於這樣的理論，清華附中紅衛兵理直氣壯地侮辱毆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學，包括剃女同學的「陰陽頭」。劉澍華死去30年後，他的同事對筆者談起他的時候，還特別提到，劉澍華「不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最多是小業主」；他們也提到校長萬邦儒遭到長期的毒打和虐待，不但因為他是「黑幫」，是「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在清華附中的代表，還因為他是「地主家庭出身」。在這樣的記憶背後，還看得到清華附中極端強調「家庭出身」的血統論遺風。

1966年8月26日，劉澍華被毒打的同一天，北京農業大學附中紅衛兵舉行「鬥爭會」，強迫該校128名老師和學生跪在大食堂的地上，面對毛的掛像「請罪」，而且，128人中有的被剪了頭發，有的被打，有的被沒收了手錶。這所中學當時隻有60名教職工和不到500名學生，128人占很高的比例。此後，「128」成為農大附中的一個恐怖數字。「鬥爭」他們的「理由」是一個：他們「家庭出身壞」。這是一個以「家庭出身」來進行「階級鬥爭」的典型案例。

清華附中紅衛兵有明確的規定，隻有「紅五類」子女可以加入紅衛兵。這五類是：革命烈士、革命軍人、革命幹部、工人、貧下中農。這就是說，對一個像北京這樣的城市，作為人口主體的商業工作者、機關職員、教師、醫務工作人員，工程師、各種服務人員以及專業人員的子女，都是不準參加紅衛兵的。這麼多行業人員的子女尚且如此，他們本人的處境也很清楚了。這些人員是現代城市經濟的主體，打擊這些人，是在打擊現代城市生活的基本部分，打擊商業、技術和科學。「紅色高棉」的波爾布特在柬埔寨驅逐城市人口，摧殘受過教育的專業人員，與此有相似之處。西方學術界對柬埔寨波爾布特暴政的史實，已有相當程度的研究，至於他受到了中國文革的哪些影響，還待考。

家庭出身是加入紅衛兵的唯一條件，紅衛兵又是將此條件明文寫在章程裡的組織。共青團雖然在實際操作中強調這一方面，但是章程裡沒有這一條。把一種先天性的條件寫入組織章程裡去的另一個組織，是納粹德國的「希特勒青年團」。「希特勒青年團」嚴格調查成員的父母是什麼人種，誰若有所隱瞞，會被懲罰。這方面和上文寫到的清華附中紅衛兵把一名被指控「隱瞞家庭出身」的初二女學生剃了「陰陽頭」，並罰跪和毆打，做法是相似的。

紅衛兵在學生中實行隔離政策。該校初二(1)班的學生成立了一個叫「梅花」的小組進行活動。「梅花」小組的成員有不同的家庭出身，有的是「紅五類」，有的不是，是「職員」。紅衛兵命令「梅花」小組解散，理由是他們「階級陣線不清」。由此，不同「家庭成分」的學生，被禁止互相平等來往。實際上，當時在北京的中學生中，不同「家庭出身」的學生，互不來往甚至互不說話。

1966年6月，中央和國務院宣布取消高考制度，使「貫徹階級路線」獲得了最有力的社會制度方面的支持。不管怎樣，考試制度和「家庭出身」制度有衝突，前者被廢除，後者就可以大行其道。清華附中紅衛兵把「家庭出身」的重要性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是很有影響力的。後起的、與之「對立」的、成年人的組織，如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的蒯大富，在其發出的文告中，蒯大富署名之後還特別註明他是「革幹」家庭出身。（《井岡山紅衛兵第三號決議》，1966年9月28日，有三個人署名，都寫明「家庭出身」。）通常，署名可以伴隨本人的職務，但是註明家庭出身，卻是罕見的做法。

清華附中紅衛兵實行「教育革命」和「貫徹階級路線」的手段，是相當暴力性的，破壞常規的。他們在這方面的說法是「革命造反精神」，並以此作為紅衛兵的重要特色。他們前後寫了三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毛看過前兩論後，寫信支持他們。《人民日報》發表了這三篇文章。時間是在劉澍華被「鬥爭」和毒打的前兩日。

所謂「造反精神」，實在是一個極大的謊言和諷刺。「造反」一詞在傳統意義上是反對皇帝反抗強權。紅衛兵聲明他們是毛的紅色衛兵，那麼也就是說，他們不僅根本不「造反」，相反卻是最高權力的忠實奴才。

清華附中紅衛兵明確規定，所謂「革命幹部」，是指在1945年以前入黨的幹部，這些幹部在1966年大部分都是高級幹部，因此，當時清華附中1000多名學生中，紅衛兵隻有200來人；北京的其他中學，也有類似的比例，也就是說，他們是一代人中的少數。一個200人的組織，可以在該校內外施行上文所描繪的種種暴行，是因為紅衛兵得到毛的支持和扶植；少數人能控制多數人，也是因為他們有一套革命理論；此外，也由於他們使用無限制暴力，使得反抗不可能發生。

清華附中紅衛兵的所作所為，就是在最高權力者毛的一手支持下，在權力當局的保護下，對老師和同學恣意施暴。他們肆無忌憚地迫害虐待學校裡無法還手、也無處可逃的老師和同學，毆打折磨學校外的和平居民。這樣的行為，不但野蠻，而且卑劣。

清華附中紅衛兵的這種「造反」，是對文明社會常規的反動，是無法無天，在縱向的歷史和橫向的世界文明範圍內，都是罕見的嚴重的反文明、反人道的暴行，是極大的罪惡和醜聞。然而文革結束以來，紅衛兵的暴力迫害和殺戮，一直沒有得到記載。在現有的已經出版了的三部「文革」通史中（分別印刷於1986、1988、1995年），以及兩部數百頁長的紅衛兵史（1994、1998年出版），沒有提到任何一個被紅衛兵害死的校長和教員的名字，也沒有記載1966年「紅八月」的大量發生的校園血腥事件。

劉澍華死於1966年8月。紅衛兵自豪地把這個八月稱之為「紅八月」。長久以來，這個時期被描述為狂歡的理想主義的青少年的盛大節日，而大量被殺害或自殺的教育工作者，卻長期被隱瞞、被遺忘。「紅八月」的紅，不但是紅衛兵的紅布袖章和毛語錄本的紅色塑料封皮，更是千萬文革受難者鮮血的顏色，其中也有劉澍華年輕的血。

1990年第二期《傳記文學》發表《紅衛兵之旗》一文，是清華附中紅衛兵領導人卜大華對清華附中紅衛兵的產生發展以及所作所為的長篇介紹，共兩萬字。在這長篇大論、用詞華麗的回憶錄中，卜大華完全沒有提到他在1966年8月26日晚上主持召開的那個「鬥爭會」，那場導致劉澍華老師自殺的殘酷拷打，也沒有提到清華附中紅衛兵大規模地長時間地毒打侮辱老師和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學的行為。這裡不僅有一個是否說出事實真相的問題，更直接關係到基本的道德原則和是非問題。在卜大華的描述中，顯然不認為這是一種錯誤，需要認錯、悔過和向受害者道歉。

從1966年到1990年，24年過去了，這位當年的紅衛兵領袖的「進步」，僅僅在於不再把1966年紅衛兵所從事的暴力迫害，作為正面「成績」來誇耀了——在1966年夏天的數次天安門的盛大集會中，林彪和周恩來的講話都熱情洋溢地誇讚了他們的行動，24年後，畢竟鄧小平已經否定了文革。

在卜大華1990年的發表物中，津津樂道地敘述了一件往事：他們在1966年6月24日貼出了題為「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大字報，其中引用了毛語錄「造反有理」，當時在清華附中的工作組對這張大字報不滿，可是不能反對毛的指示，又沒有聽說過毛有這樣一個說法，於是來問紅衛兵，毛的話出處在哪裡，卜大華故意不說，工作組隻好派人去北京圖書館、黨史資料館等地到處尋找，結果還是找不到，很是狼狽。

這樣的事情有什麼值得自豪的呢？工作組的做法，無非是在當時的環境下很可笑也很可憐的做法。工作組一開始就支持紅衛兵，說他們是「革命左派」，後來對紅衛兵暴力攻擊老師和同學的行為進行了約束，但是不敢反對紅衛兵引用毛的語錄，所以才發生了這樣的病態的事情。從這件事情，也可以看到紅衛兵的所謂「造反」是些什麼。

五、劉澍華死後

在劉澍華死後，暴力迫害繼續進行和發展。就在劉澍華死亡一天之後，1966年8月27日，清華附中陳書祥老師的父親被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從家中抓走，當天夜裡在北大附中校內被打死，時年37歲。陳老師的父親名叫陳彥榮，是一個工人，他的家離清華附中和北大附中都不遠。和清華附中一樣，北大附中也是紅衛兵運動的發源地之一，隻是他們的組織用了「紅旗戰鬥小組」的名稱。陳彥榮被打死後，清華附中紅衛兵給北大附中紅衛兵發了一封關於屍體處理的公文信，信上赫然蓋有紅衛兵的圓形公務圖章。這張公文信的照片，展示在「網上文革受難者紀念園」中「陳彥榮」條目之下。這封信，表明了當時中學各校紅衛兵之間在打死人這樣的事情方面已經建立了公文係統和工作網絡，配合協調，也表明了當時清華附中紅衛兵組織在文革殺人機器運作中的作用和角色。

在1966年底，清華附中紅衛兵失去了文革領導人的寵幸。這是因為文革的打擊目標擴大了，遠遠超出了「五一六通知」中圈定的上層建築五界（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曾經大力支持紅衛兵的文革領導者們轉而全力支持後起的另一些組織，這些組織開始猛烈攻擊黨中央以下的各層領導。清華附中紅衛兵的父母們受到攻擊，他們中間相當多的人也變成了「黑幫子弟」，變成了他們曾倡導推行的暴力迫害運動的受害者。包括卜大華在內的一些紅衛兵頭頭，在1967年初被公安部抓起來關了三個月，又由毛澤東下令釋放。他們由此被稱之為「老紅衛兵」，以區別於文革最高領導人支持的別的新學生組織。這是文革的戲劇性轉變之一。

文革中曾有非常戲劇性的幾個大轉折。一是一度領導「揭發」「鬥爭」原學校負責人的「工作組」變成了被「鬥爭」的對象；再就是曾經不可一世的高幹子弟紅衛兵失勢；再後來是取代高幹子弟紅衛兵的「造反派」被拋棄。這些看似出爾反爾的大轉折，總是犧牲掉一部分積極追隨者，而文革卻在此過程中發展到了新的程度。所以，站在文革的立場看，這是偉大領袖相當成功的領導藝術。

這類轉折造成了一些特別的人，即他們先充當迫害者，然後又變成被害者。但是文革過後，這類人往往隻控訴他們遭受的迫害，卻對他們曾經迫害過他人，避而不談，守口如瓶，也不道歉和懺悔。卜大華是這類人中自己出來亮相的一個。在他的文章中，他講自己受害，卻隱瞞了自己怎麼迫害別人，更沒有向被他迫害過的人表示道歉和懺悔。這是典型的道德上的「雙重標準」，這樣的想法不但使得文革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被歪曲，而且在這樣的敘述中包含的思想仍然是「別人迫害我不對，我迫害別人卻是對的」，也就是說，文革的暴力迫害的思想，在這類描述中繼續張揚。

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失勢並不意味著他們奉行的暴力迫害原則的失勢。清華附中新起的組織叫「井岡山」，和紅衛兵在學校裡各占了一座樓。紅衛兵在宿舍樓房頂上，「井岡山」在教學樓的房頂上，兩邊對罵。紅衛兵指責「井岡山」是「保守派」，「井岡山」為了證明他們的「革命性」，把關在學校的5個「牛鬼蛇神」——校長萬邦儒，副校長韓家鼇，語文老師高恬惠，職員張秀真和羊滌生，用布蒙上眼睛，拉到教學樓門口，命令他們往上爬，爬上五層樓，又爬上房頂。「井岡山」的學生在樓頂上用皮鞋底抽打這五個人。

在1968年所謂「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的新一輪迫害中，清華附中的另一位老師在被關押「審查」的時候自殺身亡。他的名字叫趙曉東，是該校的體育老師，體育教研組負責人。趙曉東身材高大，體格強壯，年輕時是很好的運動員，後來成為很好的體育教員。清華附中在北京的中學裡以體育成績出色而聞名，跟他有很大關係。他的罪名是「歷史問題」。據說他曾經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並在抗戰時期「跑單幫」（即做個體戶小買賣）。其實按照當時的「政策」這也算不上「敵我矛盾性質」的問題。趙曉東在1968年8月9日在學校跳樓身亡。那一天，他在五樓的另一間大教室遭到「鬥爭」。「鬥爭會」後，他出了會場，下到五樓和四樓之間的樓梯拐角處，從窗口躍出。他的血和腦漿噴濺在樓前地上，死亡場面十分可怕。清華附中五樓有兩間大教室，在那裡召開的兩個「鬥爭會」，造成了兩名教員的「自殺」死亡。趙曉東的死和劉澍華相隔整整兩年。文革這輛巨車仍然在氣勢洶洶地進行，不斷用人血潤滑車輪。

在1966年8月26日晚上和劉澍華一起被「鬥爭」的校長萬邦儒和韓家鼇，1966和1967年在校園「勞改隊」中被「專政」，1968年又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關押。最後，他們得到一個「忠實執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犯了嚴重政治錯誤」的「文革結論」，被發落到北京附近的「五七幹校」勞動，1969年林彪發出了所謂「一號命令」後，他們被「下放」去北京遠郊縣農村無限期「插隊」。1973年，在林彪死後多時，他們才被允許回到北京，另外分配了工作。文革後，1978年，萬邦儒重新擔任清華附中校長。他從1960年開始擔任校長，六年後文革發生，被整了12年。

在1980年代末，萬邦儒告訴別的中學校長，紅衛兵的出現和施暴，和他文革前的教育有關係，特別是他對幹部子弟的特殊對待。1964年毛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以後，清華附中領導把幹部子弟組成一個特別小組，請清華大學高層幹部給他們作報告，傳達毛對其侄子毛遠新和王海容的談話，組織他們參加軍事訓練。學校還把學生幹部大量地換成高級幹部子弟。這樣的做法培養了幹部子弟的特權意識，直接導致了後來以幹部子弟為核心的紅衛兵。教育屈從於強權，放棄了教育的標準和平等原則，失落了教育的尊嚴，也埋藏了日後的災難。文革開始，幹部子弟立即批判校方的「階級路線」，嫌他們得到的特權還不夠，而且，發展為暴力攻擊校長和老師。

可惜，萬邦儒對文革前中學教育的反省，未見發表，他就在1992去世了。這一代教育工作者經歷了如此劇烈慘痛的人生經驗，未能為後人留下他們的記錄和分析，十分可惜。

清華附中的相當一部分的老師和學生，沒有忘記那個害死了劉澍華的「鬥爭會」，他們還清楚記得那天晚上打人最為殘忍的紅衛兵的名字，他們也還掛念劉澍華的孩子和妻子以及他的老爹。但是，由於當局對出版有關文革的文章和書籍有嚴格的控制，他們無處發出聲音。能發出聲音的，反而是紅衛兵方面的那一類刪改事實美化暴行的謊言，如上文提到的卜大華回憶錄。由於對紅衛兵的真實歷史的掩蓋和隱瞞，美化和懷念紅衛兵和「紅八月」的聲浪，時時出現在官方許可的出版物中。

劉澍華的沒有見過面的孩子，正是文革的同齡人。他的童年是在文革的陰影中度過的。他沒有父親，得不到父愛和父親的撫養，已經是一個非常大的不幸。他的父親那樣死去，在文革那種強調所謂「政治」和「家庭出身」的時代，還要給他的成長帶來歧視和麻煩。劉澍華的妻子，新婚喪夫，後來又要獨立撫養孩子，她一定經歷了旁人難以想像的艱難和痛苦。劉澍華的老爹，不知道是否還在世？如果讀者中有人知道劉澍華的家人的消息，請告訴筆者。

發生在1966年夏天紅衛兵大規模毀壞文物書籍、毆打並且殺害教師的運動，是中國歷史上自從秦始皇在公元前214年「焚書坑儒」之後發生的、性質有所相似但規模則大得無法比擬的、反文明反人道的迫害事件。如果我們不忘記這一事件，也就不應該忘記劉澍華。歷史不應該刪除劉澍華的名字。（全文完）#

文章來源：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www.chinese-memorial.org

成文時間：2000年

責任編輯：莆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