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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月1日訊】第一本全面描述及深入探討中國生態災難的著作《中國之毀滅》,由我這樣一位小說家來完成,其中有許多必然与偶然的因素。
在中國,作家一般离官方意識形態較遠,多少還保持了一點自由的思維能力。從個人來說,八十年代初對大興安岭的采訪使我受到極大震動,其后,在小說《老井》和《神樹》中,人与基本生存環境的主題都得到強烈的表現。當然,文學有自身之規律,不可能成為社會問題的圖解,于是一些偶然的因素發生了作用。九十年代初流亡到海外,信息自由不僅打開了我的眼界,還打碎了在封閉社會中長期形成的思想禁錮。我終于惊奇地發現,在遙遠自由的空間里,才可能更加切近地了解中國。只是在這時,對祖國生態環境災難的關切才變成想寫點什么的可能。
最終的促成是劉賓雁先生:他慷慨地把自己長期收集的剪報送給了我,這批資料遂成為我研究的起點。爾后,我又在普林斯頓大學中文圖書館查閱了大量資料,開始進入寫作。
事情遠比我當初預想的困難得多。
首先是基本狀況不清,許多官方數字疑點重重。比如,進入九十年代以來,水土流失趨勢減緩,每年新增水土流失面積為1万多平方公里,比起四十年來年均新增流失面積5.35万平方公里大幅下降。另一方面的事實是,無論官方還是民間,都一致承認水土流失治理不力,”治理赶不上破坏”。
那么,水土流失趨緩的現象意味著什么?經反复思考計算,結論令人震惊:中國水土流失在面積上已經達到超飽和狀態,所有能夠流失的土地已全部在流失。–原來,隱藏在一個好消息背后的竟然是這樣一個可怕的秘密。
這种坏的”好消息”還有一些,比如黃河輸沙于七十年代開始趨緩。一認真研究,發現這竟然主要緣于降雨量的減少。也就是說,黃河流域水土流失之趨于好轉或穩定,主要是因為已開始進入以降雨量減少為標志的荒漠化頂級階段。
此外,如森林覆蓋率13%、土地沙化速度年均2460平方公里等一批基本數字,都是抄來抄去,從來不過腦子。尤其是耕地,從家底到流失數字,全然是胡涂帳。于是,大量時間与精力耗費在摸清基本國情与數字上,一個小小的數字阻擋我一周是常事。
“整體大于局部之和”。全面摸清了基本國情,災難的嚴重性這才開始凸現,寫作也隨之進入更加艱難的階段。完全沒有料想的是,我卷入了更大的麻煩:一系列生態經濟學、政治經濟學問題咄咄逼人地迎面而來。這并非我之所長,而且,我這才發現這是應該由一個研究班子或机构來完成的課題,匹夫之勇便顯得有些堂吉訶德。我多次面臨半途而廢的困境。使我終于支撐下來的,一是某种命運感,一是對于自由寫作的信念。–我堅信自由的思維遠比研究經費与班子更重要。在這种自由的思維下,一些流行的預設的觀點和結論紛然倒下,生態環境狀況之描述深化為生態經濟學,而生態經濟學最后又深化為”生態政治經濟學”。全部努力的結果是,我終于完成了第一部有關”制度生態學”著作。
我最重要的發現是:”公有制”,特別是”兩權分离”的”公有私營制”乃是生態環境的第一殺手。”改革開放”以來實行的所有權与使用(經營)權之分离,造成了史所未見的環境与資源破坏,從而把一個尚有希望的中國引向毀滅。我首次以生態經濟學方法對一個世界大國進行了資源環境成本的全面的量化估算,其結果駭人听聞:近年來,在”兩權分离”的產權制度下,每年因破坏性”高速增長”而支付的資源環境成本約為全年國民生產總值的3倍以上。這對于一個人均資源極少、生態環境極脆弱的國家,無异于自殺。
于是《中國之毀滅》變得無比沉重。關于中國正在急速墜入生態崩潰、社會解體的結論,并非危言聳听。我相信,只要讀者稍有耐心地讀下去,都會同意這确實出于事實与邏輯。
這是一次極其痛苦的寫作。我一章又一章地追蹤著一個偉大民族走向自我毀滅的足跡。為了避免”情緒化”、”非學術化”之指責,我盡可能克制情感,甚至努力不使用一個感嘆號(除引文)。但我無法回避對生態環境惡化制度性根源之探討,一來回避就不可能把問題講透徹,二來這才是真正的”非政治化”。許多自認為很”非政治化”的”學術”著作,之所以談不清問題,正是由于有預設的政治前提,或者因政治因素干擾而刻意采取了”回避”的生存策略。作為一個有經驗的作家,我深知文學作品是否”泛政治化”不在于是否涉及政治,而僅僅在于是否存在政治化的”主題先行”。同文學應從生活出發一樣,學術也應從經驗事實出發,一是一,二是二,逢魔殺魔,逢佛殺佛,其邏輯之鋒芒不容稍有規避。我以為,這才是真正誠實的科學的態度。如果說這對于身處高度政治化社會的研究者勉為其難,于我卻是應始終恪守的本分。
青年時代,我曾讀過一本由愛因斯坦和一位科普作家合寫的小書,序言里說,他們避免過于專業化的術語与數學公式,其目的是希望任何一位逐頁讀下去的高中程度的讀者,都能理解什么是相對論。本書采取同樣的寫作策略,希望任何一位具有高中程度的讀者都能理解中國資源与環境的狀況与原因。(我從來認為,一個不刻意玩弄專業詞匯的經濟學家,應該可以讓明了家庭收支、柴米油鹽的家庭主婦弄懂整個國家的基本經濟狀況。)當然,朴素不等于淺薄。我相信本書對于生態學及經濟學界的專家也有重要參考价值。這是跨學科寫作特別是大幅度跨學科寫作題中應有之義。
《中國之毀滅》分上下兩篇。上篇是對于中國生態環境現狀的描述,下篇是生態災難的制度分析,結尾兩章是對于國運的分析与預測。對數字不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跳過數字,好在本書有大量生動的案例。但我還是奉勸各位留心數字,它是對于”嚴重”、”触目惊心”、”刻不容緩”等等已使用得令人麻木的詞匯之量化。
我要感謝程曉農、陳奎德、王維洛、吳道平、李森等友人,我在他們的著作或与他們的討論中獲益匪淺。我特別要感謝大陸的作家同行冷峻、已已、盧躍剛、梅洁、陳桂棣、徐剛、朱幼棣、何建明等等,從他們充滿道德勇气的紀實作品中,我找回了在祖國大地上赤腳行走的感覺。我還要感謝何博傳,他的《山坳上的中國》至今仍不失其生命力。如果不考慮篇幅,鳴謝的名單會拉得很長。從這個意義上,本書可視為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的集體創作。其中之謬誤當然要由我個人承擔,因為我享有充分的寫作自由。
最后我還要向我的妻子北明致謝。在沒有研究經費的情況下,她肩起了謀生的重擔。在我們身處的這個高度商業化的社會里,沒有她的理解、支持和參与,《中國之毀滅》絕無完成之可能。
僅以此書獻給浩劫之后的中華儿女。
愿上帝保佑中國!
轉自 《新世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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