瀟瀏﹕誰對得起中國？

瀟瀏

更新 2002-02-11 2:55 PM

(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紀元2月11日訊】1998年底，大概是我剛剛從一家報社辭職的時候，我看到了一個節目——是CCTV－4播放的一個記錄片，講的是1998年10月份，湖南的一個偏僻的小山村，在經歷了几十年的期盼与艱辛之后，村民們終于有了一條通往山下的路。一位白發蒼蒼、滿臉皺紋的老人從山上她的家拄著拐杖，走了好几個小時才走到他們的村部，她用十分惊奇的目光看著那些來參加山路開通儀式的領導們用的汽車，這是她有生以來第一次知道什么是汽車！

看她用一雙蒼老的手撫摩汽車的樣子，听她沒牙的口中說出的話在風中飄飛，我淚流不止，在她行將走完這漫漫的一生的時候，她才“有幸”看到了什么是汽車！這就是我們勤勞善良的祖輩的命運嗎？電視記錄篇說開通這條山路用了几十万元錢，山路沒開通以前，村民們每每出一次大山都像是出一次遠門一樣，他們要用肩膀翻山越岭地把自家山坳里生長的土特產品背到山外去賣，那种艱辛，我相信自己是無法用語言表達出來的。可是，就在那個通車儀式上，卻有那么多的高級轎車，一排排地亮在那里，其實，用那些車里面隨便的哪一輛都能換來這條路的。

看完電視以后，我都不明白這個電視記錄片所要表達的東西是什么，是說那些山民們在党和政府的領導下“終于”有了一條可以下山的路么？是表揚党和政府的功績，還是為了讓我們看看那些人是生活在怎樣的艱辛里？已經有多少次了，每當我們的老百姓遭受到災難的時候，我們從媒體中能夠看到什么？我們能夠從中得知誰該對這災難負責的么，我們能夠听到老百姓對責任人的批評么？不能，我們所能看到的是我們的媒體怎么樣把一次次的災難轉化成一种歌頌的。抗洪搶險如此，抗震救災如此；發生海難時如此，發生火災的時候，還是如此；老百姓貧窮了多少多少年，貧窮到了沒見過汽車、不知道什么是電視，從來沒有走過柏油馬路的時候，還是如此——當有一條山路的時候，總是歌頌著什么什么“關怀”之類的，有誰想過這“關怀”是不是來得太晚了點，有誰想過要對這晚來的“關怀”提出一點質疑？當然，我們都知道，發出質疑的聲音比歌頌是困難得多的，也好像危險得多。表面上看，另類，總是不被接受的。但是，如果我們能從歷史的漫漫長途來看，還真說不好，到底那一种才是另類呢。

誰對得起中國？

“大躍進”搞得最如火如荼的1959年，為了標榜自己“高舉三面紅旗”的政績，以路憲問為首的河南信陽地區領導班子中的９個常委有８個同意把全地區的糧食總產數量由10多億公斤浮夸成35億多公斤，為了實現這個謊言，他們以這個數字強行向農民征糧，征不夠，就開展“反瞞產運動”，直至讓農民家里顆粒無存。到了1960年的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期間，雖然在河南的信陽地區的官倉里堆滿了糧食，但是，為了不讓上級知道自己曾經有過的強征糧食的罪行，路憲文他們硬是眼睜睜地看著本地區100多万的老百姓成了餓殍，許多人家的房屋都成空房，有的地方，人餓死了以后都沒有活人去埋了！100多万條生命，就這樣白白地死了，他們死得有多冤誰又能知道呢？

而那100多万人并不是一下子就成了餓殍的，在他們從挨餓到死亡的期間是有一段過程的，在這個過程中，飢民們為了生存遍食野菜，而路憲文一伙為了怕飢民給自己的“政績”抹黑，竟然派人去砸農民的鍋，就連農民外去討飯這條路，也被那些禽獸不如的暴虐干部攔路設卡給擋住了（以上資料來自网絡上的新聞組）。

連討飯都不允許，這樣的日子在中國几千年的封建歷史時期又曾見過几回？而現在，當人們想反思過去，追問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到底餓死了多少人，都成了一种禁忌，為什么？早在多年前就已經有人對“自然災害”這一說法提出了質疑，可是，這樣的聲音也成了一种禁忌。

誰對得起中國？

遇羅克在1966年寫的《出身論》里，列舉當權者殘害“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坏份子、右派份子）及其子女的手段，有過“殘酷的‘連根拔’”一句，指的就是發生在1966年8月的慘絕人寰的大興縣屠殺事件。

1966年8月26日，大興縣公安系統傳達了公安部長謝富治的講話，從8月27日至9月1日，這個縣內的13個公社、48個大隊，先后殺害了325個“黑五類分子”，最大的80歲，最小的才38天，有22戶人家被殺絕。（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大興縣有十三個公社進行了屠殺，最有名的是大辛庄公社。

中心大隊的貧協主席，一人用鍘刀鍘了十六個人，自己也緊張得癱倒了。鍘死的人都塞進一口深井里，直到井快塞滿了。黎明大隊把殺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葦塘里。后來，干脆把活人就往葦塘拖，用繩子套在脖子上，連拖帶勒，到了葦塘人也就斷气了。

靠近公社的大隊，好几個都把“黑五類”殺絕了（据遇羅文的文章《大興屠殺調查》）。

誰對得起中國？

每當我想到這個問句的時候，我都不能忘記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所受到的一次又一次的刺激，刺激我的東西有很多，而且，那些東西也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被忘卻的，就像魯迅先生所說，“時間永是流逝，街市依舊太平，有限的几個生命……”，巧的是，我有時候會把自己所受的刺激“記錄在案”——

2001年5月16日，從网易電子雜志《新聞綜覽》上看到了《貧困學生丟了十元錢全班學生投票選”賊”》，原文如下（有刪節，但無改動）：

兩岭鄉九年制學校位于陝西省山陽縣一個偏遠的山村，這里山連著山。席飛是兩岭鄉九年制學校初一（1）班的學生，對于無爹無娘的席飛而言，10元錢是他在校生活半個月的“口糧”。

席飛家境貧寒，3歲時母親突然患病离家出走，后來听說殞命他鄉。從此，席飛便与多病的父親及爺爺奶奶一起生活。然而，天有不測風云，席飛12歲那年，父親也染病身亡，剩下他和年邁多病的爺爺奶奶相依為命，經濟上主要靠在縣城工作的叔叔和20歲就出嫁了的姐姐的接濟。

4月中旬，住校的席飛要在學校買飯票，卻實在難以啟齒向爺爺要錢。他便趁爺爺不注意，悄悄把家中的8公斤黃豆种子拿出去賣了15元錢。除了買部分學習用品外，席飛把剩下的10元錢放在上衣兜里，准備到學校買飯票。

4月17日上午下課之后，席飛到操場打乒乓球前把上衣脫了放在課桌里，當時他還摸了摸兜里的錢。打完乒乓球后，他一直沒有穿上衣，下午下課后，又到离學校不遠的河灘上看書，直到天快黑時才回到教室。當他拿出放在課桌里的衣服時，發現兜里的錢不見了！他當時嚇坏了，這可是准備買飯票的錢啊！沒了10元錢，半個月的伙食怎么辦？他又找了几遍，還是沒有見到錢的影子，只好將丟錢的事告訴了班長和同學們。

班長李松柏知道情況后，立即在班上宣布了此事，并發動全班同學查找，但最終未果。李松柏只好將此事告訴了班主任朱耀貴。朱老師赶到教室后說，誰拿了席飛同學的錢，課后可以交到老師那里或悄悄還給席飛同學，這樣就可以不追究責任。否則，如果讓老師查出來，就要嚴肅處理。可是直到下晚自習時也沒人承認。

找不到錢，李松柏也很著急，晚自習后，他找到朱老師，建議第二天早自習時在班上無記名投票把“賊”選出來；同時將在班上查找時發現的劉、吳兩同學臉紅的“疑點”匯報給老師。朱老師同意了李松柏的這一想法。

4月18日早自習課上，朱老師宣布：為幫席飛同學找到錢，現在開始進行無記名投票選“賊”。除丟錢的席飛和一位請假的同學之外，班上的38名學生將各自寫好的選票交到老師手里。朱老師大概翻看了一下選票情況，當眾宣布了選“賊”結果。就這樣，劉金滿和吳力鵬兩名同學被選為“賊”，并被叫到了講台前。

站上講台，吳力鵬眼淚奪眶而出，劉金滿則气憤地同朱老師爭辯起來：“有什么證据證明我是賊？”

……

記者：“你為什么想出了這個辦法？”

班長李松柏：“席飛同學很可怜，想幫他找到丟的錢。”

記者：“這個辦法能找到賊嗎？”

班長：“我也不知道。”

……

2001年5月17日在万千新聞的“熱點話題”上看到了《中國巨貪們澳門億元豪賭紀實》一文，原文如下（有刪節，但無改動）：

以下人員是在過去兩年里，曾在澳門賭場豪賭的數十名高級別官員或國企領導中的一部分，他們所輸錢額少則几百万，多則上億。

朱承岭原浙江省供銷社主任

葉德范原杭州市副市長

謝建卓原江門市城區政府辦公室副主任

魏光前原蘭州連城鋁厂厂長

謝鶴亭原廣東省食品企業集團公司總經理

馬向東原沈陽市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

李經芳原沈陽市財政局局長

宁先杰原沈陽市建委主任

吳學智原十堰市某汽車貿易公司經理

張俊夫原云南五菱汽車銷售有限責任公司經理

周長青原西安市机電設備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金鑒培原湖北省駐港宜丰公司總經理

郭剛林原湖北省仙桃市經濟電視台台長

岑煥仍原恩平市江洲鎮鎮長

吳彪原宁波發展信托投資公司總經理

……

這些貪官在揮霍國家財產的時候，比拿家里的錢還方便即使是原恩平市江洲鎮鎮長岑煥仍，雖然級別不高，但身兼鎮經濟發展總公司、鎮出口物資公司等4個公司的法人代表，其調動資源的能力同樣不可小視。他能以4個公司法人代表的身分，”借”款1179万元，以鎮長身分”借”款777万多元，個人”調動”資金1957万多元，全部匯到澳門賭博，輸得分文不剩。

周長青形容他在公司里的地位時，認為”我在公司說一不二，我說什么就是什么”.每次他都是讓財務把錢從西安以往來款名義匯往珠海一公司，再轉到澳門。當机電公司的5000多万公款被他”說一不二”地送進賭場，已無款可貪后，他坦承：”說良心話，如果我單位還有錢，我還會繼續再賭下去。”

……

2001年5月18日在《中新社》上看到了《瑞金教委教研室集體貪污案：盤剝學生50万元》一文（原文如下，無刪節也無改動）：

中新网南昌5月18日消息：江西瑞金市檢察院近日偵查終結的該市教委教研室集體貪污案，使這起盤剝學生試卷費的案件露出水面。這起集體貪污案涉案人員達11人，涉案金額50余万元。

据江西日報報道，1996年，當時就已任瑞金市教委教研室主任的鐘某，開始負責全市中小學生試卷的印刷業務。他瞄准了給學生印試卷中有利可圖，便琢磨如何利用手中的權力中飽私囊。為保密需要，鐘某等人把全市中小學的單元試卷都放到廣昌縣某印刷厂印。鐘某与教研室的另兩名副主任，便与印刷厂共同玩起了”貓膩”：采取提高單价虛開發票的手段套取差价款。他們背著教研室的其他職工，將原本2分9厘一張的試卷，簽合同時提高至3分4厘。几年間，三人各分得近4万元。檢察机關認定鐘某等三人私分此筆錢是涉嫌受賄犯罪。

在簽合同時提高了一次价錢后，鐘某等人在結賬開發票時，又一次將試卷价格提高到每張4分3厘-4分8厘不等，這次得到的差价則作為教研室的”獎金”，”發”給每一個工作人員。該教研室前后共有11名工作人員被卷進此案，每人分得2万余元。檢察机關認定這是該教研室涉嫌集體貪污。在私分過程中，鐘某等三名正副主任与出納、會計5人清楚這些錢的”來歷”，另外6人則不清楚真實的情況，檢察机關認定這6人不构成犯罪。

自1996年以來，瑞金市的中、小學及在校生逐年遞增，現已有中小學270多所，在校學生8万多人。据檢察机關查證，四年中，瑞金市教委教研室共從280多万張試卷中套出印購試卷費50余万元，除了10余万元被用于送禮等不正當開支外，其余均被私吞瓜分。

目前，瑞金市教委教研室的主任鐘某及兩名副主任和出納、會計等5人，已被瑞金市檢察机關的偵查部門移送審查起訴部門審查起訴。（周文英、溫斌、朱小平）

同時看完上面的這三條消息，你會有什么樣的感想？難道你不感到憤怒嗎，難道你不覺得有什么東西堵在你的心口嗎，難道你還能無動于衷地麻木下去嗎？這樣的東西如果是單獨地出現在我的面前，也許我還不會感受到如此令我几乎要窒息的激憤，因為，畢竟窮人一直以來就這么窮著，窮掉了活著的樂趣窮掉了自己應得的權利，但是，為什么要讓我看到這樣的對比呢？這用來維系席飛半個月生活的10元錢，給席飛的那兩個被選為“賊”的同學帶去的卻是靈魂的創傷，給席飛的老師帶去的是抹不去的愧疚。可是，這10元錢，對那些貪官污吏來說，能算得上九牛一毛么？！在這兩种生態的人面前，你的感受用什么語言能夠表達？

我有一個中學同學，讀大學的時候我們兩人的學校相隔很近，她是學醫的，我學的是机械制造，我們兩所學校的中間隔著的是黑龍江大學。大學畢業后一開始我們還聯系了几年，后來，她突然間就失蹤了。在失去聯系將近十年的時候，她突然打通了我的電話，接電話的時候我一時都懵了，把她當成了另一個中學同學。她來看我，我們几乎聊了几個通宵，說的無非是那些二十多年前的往事。她說她到大學里第一頓飯吃饅頭的時候淚流滿面，因為她想起了還在農村黑土地上求生存的父母仍然在家里就著大蔥吃那又硬又粗的苞米面餅子，她說她小的時候看母親給生病的奶奶做了一次雞肉水餃，當時饞得不行，就想，自己什么時候能當上婆婆也這么享受一回？她說的時候我們兩個都哭了。那就是我們的童年生活，我們上大學那年是1980年，那時候，生活在農村的老百姓的日子和現在的席飛的爺爺相比有了多么大的改變了嗎？也許，那時候的貧窮老百姓和現在的貧窮老百姓之間的惟一差別就是數量上有了點不同，那時候像我的同學的父母那樣的農民到處都是，現在像席飛這樣的情況是屬于少數。可是，二十年過去了，二十年的時間里我們依然沒有消除貧窮，但是，二十年間我們的貪官污吏貪污受賄的“水平”可是提高了多少倍啊。

新中國成立了五十多年了，可是，五十年間我們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多大的提高？五十年過去了，還有多少生活在貧困農村的老百姓活著惟一盼望的就是“能過上不愁吃不愁穿的好日子”啊。想起這些就不能不讓人心酸落淚，現在，又有大批的城市下崗人員的孩子加入到了“讀不起書”的行列，面對老百姓這樣的生存狀態，我們還有什么臉面在那里做盛世歡歌狀？盛世，誰的盛世？

誰對得起中國？

讀張愛玲寫于1943年的文章，在時間的距离上，這些文字距离現在已經是快六十年了，但我仍然沒有感覺到時間的流逝。張愛玲不同于魯迅，她是從來不想讓自己的文字去涉及什么時事的，但是，于不經意間她筆下的文字還是讓我感到惊奇，她在《洋人看京戲及其他》里面這樣寫到：

“多數的年輕人愛中國而不知道他們所愛的究竟是一些什么東西。無條件的愛是可欽佩的——惟一的危險就是：遲早理想要撞著了現實，每每使他們倒抽了一口涼气，把心漸漸冷了。我們不幸生活于中國人之間，比不得華僑，可以一輩子安全地隔著适當的距离崇拜著神圣的祖國。”

是啊，多數的年輕人都是愛國的，而在很多的年代，年輕人之愛國到最后竟然會愛出罪來！我們愛中國卻不知道自己所愛的究竟是一些什么東西嗎？

就像我在几年前對別人說我要寫《誰對得起中國？》的時候，別人也問：什么叫“對得起”中國？你要“對得起”中國的什么？誰需要你對得起中國？我為什么要對得起中國？中國對得起我么？

几年來我自己也一直在不停地問自己這些問題，問得我自己頭都大了多少次，心也冷了多少次！頭大心冷，是因為我想起了譚嗣同、秋瑾、李大釗，想起了劉和珍，想起了遇羅克、林昭、張志新，還有那個手拿“人血饅頭”的華老栓以及他的用了人血饅頭卻仍然沒有治好病的儿子。

讓我們看看魯迅寫于1925年4月29日的《燈下漫筆》——

“但我當一包現銀塞在怀中，沉墊墊地覺得安心，喜歡的時候，卻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后，還万分喜歡。”、“假如有一种暴力，‘將人不當人’，不但不當人，還不及牛馬，不算什么東西；待到人們羡慕牛馬，發生‘亂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嘆息的時候，然后給与他略等于牛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別人的奴隸，賠一頭牛，則人們便要心悅誠服，恭頌太平的盛世。為什么呢？因為他雖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馬了。”、“但實際上，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价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于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任憑你愛排場的學者們怎樣鋪張，修史時候設些什么‘漢族發祥時代’、‘漢族發達時代’、‘漢族中興時代’的好題目，好意誠然是可感的，但措辭太繞彎子了。有更其直截了當的說法在這里——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這一种循環，也就是‘先儒’之所謂‘一治一亂’；那些作亂人物，從日后的‘臣民’看來，是給‘主子’清道辟路的……”

從時間上看，1925年的那個時代跟我們現在的生活是沒有可比性的，那時候距离法西斯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有一段距离呢，而現在的我們不是已經早就遠离了法西斯時代了么？可是，當我讀魯迅的這篇文章的時候，卻從來都沒有感覺過時間的流逝。

誰對得起中國？

也許，發出這樣的一句問話，我在一些人的眼里立即就會成為另類，但是，我覺得我有權利和責任問這么一問，我的這個感覺還是從我儿子那里得到的。記得在他剛剛五歲的時候，我命令他去做一件事情，他不愿意去做，于是，他就站在牆邊歪著頭很不服气地問我：“小孩也是人，為什么小孩就總得听大人的呢？”是呀，我們已經听了太多太多的“大人”的話，我們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大人叫干啥就干啥”的“好孩子”，我們很少用自己的頭腦去想一想自己為什么要听“大人”的話，我們更是很少去想想“大人”的話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的對的。中國人的做“好孩子”的思想，其實在某种程度上是被逼的，在趙高專權的時代，誰敢說鹿不是馬？

在經歷過太多次的指鹿為馬以后，大多數聰明的中國人都學會了拍馬，以至于在今天，拍馬已成了一种气候、一种生存方式、一种大家都几乎認為是非常正當的手段。但是，因為性格的因素，我還是學不會拍馬，而且，我也不能允許自己也混跡于那樣的一群拍馬者的行列。我知道，拍馬，在表面上看是“拍者”和“馬者”自己的事情，但是，稍一動腦，我們就能知道，許多對大多數人嚴重不利的事情，就是那“拍者”和“馬者”在背后達成的交易，所以，我對拍馬感到十分的厭惡，厭惡那副沒原則地喊“好好好”、沒是非地說“是是是”的嘴臉。而且，一個人、一個社會，如果過分地喜歡別人拍馬，喜歡好大喜功，喜歡報喜不報懮，就离危險的邊緣不遠了。

所以，我要發出這樣的另類的聲音，大聲地問：誰對得起中國？

中國事務(http://www.chinaaffairs.org)轉載

◆我的意見

(http://www.dajiyuan.com)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