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超越党治國家——忠誠与背叛

王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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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紀元2月12日訊】前不久看到一位朋友提及毛澤東私人醫生李志綏的回憶錄,他的態度令我惊訝,因為他非常不屑 的給了李四個字的評价:

–出賣故主。

也就是指責李某的個人操守。這种指責尤其又從個人操守上升到政治操守。因為李志綏与毛澤東不僅僅是故主長隨的關系,而且還有一層更加意識形態化的關系,叫做”同志”。”同志”這個 稱謂從20世紀初革命團體內部成員之間的切口,演化為革命政權建立后對于”公民”身份的替 代。顯示出由孫文肇始、而由毛澤東推向極限的党治國家的秘密特征。”公民”這個概念指向的 是個體的主體性,”同志”指向的則是將個體放入人際當中(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的一种”主 體間性”。在一個”同志”的國度,按照梅因的說法,每一個人”首先不是被視為他自己,而是 被視為一個團體的成員”。這种尚未完成”從身份到契約”的現代性轉變的群體主義文化,成為 了現代党治國家的本土資源。

“同志”者,志同道合也。當革命團體的政治理想隨著革命成功而僭越為全社會的共同理想時, 也就強迫性的將全體國民納入了這個共同理想之下。同志的稱呼表明單個的國民不要說是公民, 其實首先連”臣民”都不是。每一個國民首先的身份是一個信奉者。他們不是以臣民的身份接受 了君王的統治,而是以信奉者和追隨者的身份接受了一個教主的統治。

在同志之間,在追隨者与教主之間,作為個人操守的”忠誠”就上升為政治上的立場。一個革命 團體或任何宗教團體,都是依靠這种意識形態化的忠誠而獲得統治的穩定性和某种意義上的合法 性的。所以任何意義上的背叛和任何來自于這個共同理想之外的异端,都會對這种穩定性与合法 性造成致命的打擊。而一個信仰者的背叛,首先必定是思想和精神生活的背叛。這就是一個党治 國家為什必然要以法律誅心、必然要以思想獲罪的原因。因為它所建立的首先并不是一個現代 意義上的政權,而是一個由一切主動的和被迫的信奉者組成的皈依者團體。在一個四海之內皆 “同志”的國度,任何對那個一元的共同理想不敬的念頭,都是對教主和所有革命共同體成員的 背叛。而”忠誠”就不再是儒家意義上的個人操守,也不可能是与法定的職責相聯系的現代”誠 信”概念。而首先成為維系一個党治體制合法性的靈魂深處的保險金。

大陸近來熱播的一部”反腐”題材電視劇,改編自作家周梅森的小說《中國制造》,劇集名字就 叫做《忠誠》。它謳歌和呼喚了党的官員對”革命事業”和對”党和人民”的忠誠。這符合時下 的”以德治國”的藥方。它的主題歌在最高潮部分聲嘶力竭的高唱”一切是忠誠”。如上所述, 在一個政教合一的党治國家,所謂”忠誠”首先不是言行上的,而是靈魂深處對于共同理想的思 想忠誠。在一個腐敗橫行、千瘡百孔的多元化的時代,依然意圖以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的”忠誠” 來應付合法性的危机,反而顯示出一個革命政權的脆弱。

如果我們以對忠誠的強調和對于背叛的容忍,來評价一個党治國家和一個民主國家的生命力,我 們會發現,任何政教合一的體制,都無法接受來自于體制內部的任何”背叛”或來自體制外部的 任何”挑戰”。而任何一個民主政體,從來沒有也無需刻意強調政治意義上的”忠誠”。反而我 們可以說,民主政體恰恰是一個充滿了”背叛”和”反對”的體制。

一种是來自體制內的”背叛”。如果我們將所有國民(同志)在意識形態上的”忠誠”看作一個 革命政權的合法性基礎,那事實上每一個老百姓關于”效忠”的意思表示是永不可撤回的。假 如你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走上街頭,對一個超越于一切人的共同理想及其領導者表示了歡慶,你 曾經敲起鑼打起鼓,那”忠誠”就成為了你一生中的重負,你甚至還替你的子子孫孫在一份思 想的”效忠書”上按下了手印。任何在組織上、在思想深處對于那個共同目標的脫离,都會被視 為”背叛”,被視為不忠。這种背叛和不忠又會對党治體制构成漸漸積累起來的打擊,和合法性 的蕩然無存。

而在一個民主政體下,每一個公民(不是同志)在政治上似乎都是朝三暮四的,他們不對任何一 個政党效忠,他們沒有義務繼續把選票投給曾經投給的那個候選人。任何政党和任何政治家一旦 被選民拋棄,他們也沒有任何理由去要求或指責支持者的忠誠度。正如多恩斯在《民主的經濟理 論》中提出的那個著名的”政治市場”觀點,民主政體下的政党在政治的市場上追逐選票的最大 化,就類似于經濟市場上追逐利潤最大化的的企業家。而一家手机生產商是不會哀怨的指責那些 喜新厭舊的老客戶的。

一旦將政治視為市場,忠誠与背叛這种將個人操守意識形態化的話語就失去了方向和說服力。薩 利托在談到第三世界國家實行民主時指出,在這些國家實現民主需要兩個先決條件,一個是”世 俗化”,一個是”對政治的馴服”。所謂世俗化,就是”神的王國与凱撒的王國”的分离,即价 值領域与政治領域的分离。而這一點又是對政治的馴服的前提。劉軍宁談到米諾格的《政治學》 一書時指出,現代政治与古代政治的一個區分就是,在古代,”政治被認為是第一性的”,古代 政治中通常都存在一個官方的、一元的和整體的政治理想。而在現代,政治被認為是第二性的, 是消極的。現代政治的出發點”不是關于完美社會的抽象理想,而是現時的況境”。

一個關于現時況境的,消極的和”市場化”的民主政體,也就是薩利托所謂的被馴服了的政治。 在世俗化的和被馴服的政治之下,政治領域內的”忠誠”,就僅僅局限于擔任公共職務的官員對 于自身職責和對于法治秩序的法定責任。忠誠這個詞,不再指向思想,不再指向普通的公民。而 退回了個人道德的范圍和屬于私法領域的契約當中。

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才會看到1931年麥克唐納”背叛”工党組建聯合政府,并成為首相。看到 1995年泰國大選中Palang Dharma”背叛”民主党所領導的天使派,進入差猜政府。看到1994年在 台灣,新党從國民党中分裂而出,又看到几年后,宋楚瑜”背叛”國民党自組親民党參加總統選 舉的一幕。毫不夸張的說,民主政體和政党政治的發展,离不開這些朝秦暮楚的”背叛”与”分 裂”,更离不開廣大選民”有奶便是娘”的反复無常。而民主政體的開放性或者說韌性,也就體 現為對于背叛的包容。他不怕背叛,不怕分裂,不怕”同志們”的反复無常。在民主政體下,沒 有”忠臣”与”奸臣”的分別。

但這一切是党制國家無法想象的,是足以讓他惊恐万分甚至灰飛煙滅的。盡管事實上,任何一個 一党專制的政党,其內部都充滿了分裂和派系,比如文革中的造反派与保守派,按顧准的說法這 已是党內兩党制的雛形。但”搞分裂”一直是党治體制下最嚴重的政治罪行。一個党治國家名義 上的合法性,也就僅僅維系在對于內部派系和沖突的極力彈壓和苦心調和上。這种極力彈壓和苦 心調和的有效性,又往往取決于一個威權主義領袖人物的鐵腕。所以在當代日益多元化的局面 下,中國共產党的威權化和政治上的集權傾向也就不可避免。因為領袖的威權一旦鎮不住台面, 內部活躍的派系与路線之分就隨時可能井噴而出。而這個政體的特性對于背叛又沒有基本的承受 力,那執政党四分五裂的解體危險就并非是危言聳听。

可以想象,如果在一個世俗化和被馴服的政治下,允許”背叛”的存在,林彪也就不會倉皇出逃 了。林彪當年如同宋楚瑜一般拉一幫子人出去,不就有了第二大党,而不會被扣上分裂党、進而 就是分裂國家的帽子。建國不久,高崗事件就已經彰顯出維系大一統政党的難度。應付這种難度 的方法,還是只有拼命加強集權一途。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義上也就是毛澤柀????哆种党內危机 的最后一著。這樣的回顧不是沒有意義的。毛澤柀?媾R的危机在今天的統治者面前依然存在,并 由于社會在其它方面不可阻擋的多元化和世俗化趨勢及國際民主化浪潮和全球化的背景而顯得更 加緊迫。今天的共產党一面加強威權體制,一面借助于”忠誠”的名義和道德的名義,企圖繼續 一個非世俗化的政治,這做的危險實在是太過明顯。

另一种則是來自于體制外的反對。与洛克和孟德斯鳩強調”以權力制衡權力”有所不同,從托克 維爾到當代的政治思想家達爾,則非常強調”以社會制衡權力”。在政党以外,達爾非常看重非 政治的,獨立的社會中介性團體的重要性。

馬基雅維里曾經講過一個故事,一個羅馬富人在鐒??臅r期大開糧倉,接濟窮人。后來羅馬人將這 個富人判處了死刑。理由是那個富人在收買人心,羅馬人認為他有野心成為獨攬大權的僭主。 這個故事說明了一個專制政體對于任何”非政治的,獨立的社會中介性團體”的戒備之心。這個 故事的現代版本,我們在中國對于法輪功“邪教組織”的打擊,以及這之前開始的對于所謂”經 濟邪教”(語出李鐵映)的傳銷組織的打擊取締中,也可以看出一二。這兩個組織最大的罪過是 “怀璧其罪”。以一個典故說明:蜀漢時劉備下令禁酒,把一切家中藏有酒器的人繩之以法。一 個謀士陪同劉備外出時,為勸阻這項政策,叫手下人把過路的一男一女抓起來,罪名是行淫。劉 備問道:他們并沒有行淫啊,謀士說:他們現在雖然沒有行淫,但他們身上卻有行淫的工具。 法輪功和傳銷組織之所以遽然上升為政治運動的矛頭,也就如同此一男一女一般,身上有著意圖 行淫的工具。即擁有上千万的成員和將之組織起來的巨大能力。盡管在市場經濟的道路上,自由 企業作為最重要的一种”非政治的,獨立的社會中介性團體”,其發展已經不可逆轉。但各种非 經濟性的獨立社會團體以及像法輪功和傳銷組織這种可以投鞭填河的民間勢力的存在,符合邏輯 的成為一個党治國家的眼中釘。因為一個獨裁者只有在降伏和消滅了一切异己的獨立力量(甚至 不一定是反對力量)之后,才會感到安全。一個一元化的,建立在所有社會成員的”忠誠”之上 的政權,無論是面對背叛還是挑戰,都沒有絲毫可以承受的經驗和信心。尤其當法輪功在意識形 態上旗幟鮮明地”背叛”了全社會的共同理想的情形下,對他的政治打擊是對于這個政權的非世 俗性的再次強調,對于政教合一的特性的、最后的拼命重申。

超越于党治國家的體制之上,如同薩利托所言,首要的前提是政權本身的世俗化,一個是教主對 于信徒的靈魂統治,它要求思想上的絕對忠誠。一個是憲政國家對于公民的有效管理,他首先強 調的是公民的個人生活和精神的獨立,并以對于公共權力的制衡來保證這种獨立不被侵犯。這兩 個國度不能重合,不能掌握在一個非世俗化的政党手上。在政治或說公共事務的領域,我們要求 有背叛和分裂的權利,有反复無常的自由選擇的余地。 一种將背叛視為罪行的政治,就是專制的政治。一個民主政體下的公民,沒有義務做任何人任何 政党任何主義的忠臣。

摘自《新世紀網》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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