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剛回首往事:給毛主席寫信影響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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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紀元2月12日訊】”歡迎大家帶著自己的朋友,一起來聊聊朋友的故事。”一听到這句話,觀眾都會知道這是王剛在中央台主持的《朋友》節目。

生活時報消息﹐那年王剛上小學四年級,非常淘气,王剛說用”淘气”這個字眼形容他是很客气的了,因為學校里所有的老師和同學的家長都認為他是個坏孩子,有例為證。

“一例是我在上課時拿個自己糊的寫著‘令’字的三角旗。老師背過去寫字時,我往左邊一揮,左二排的學生就‘啊’地一叫,老師回過頭一看,我卻一本正經地坐在那里。老師再背過去寫時,我又往右邊一揮,右二排學生又‘啊’地大叫。后來老師打個時間差,逮住了我。這樣,老師就把我從前几排的座位挪到了最后一排。

“這樣的事例發生几起以后,老師跟我媽說,上五年級時你們最好給你孩子換一個學校吧。這也就是變相的要開除我了。當時老師號召全班同學孤立我,說我是個坏孩子。所有的家長也不讓自己孩子跟我玩,說我會把他們給帶坏。那時,我媽都不敢到學校參加家長會,不敢面臨學校和家長的指責。爸爸媽媽都恨死我了,我媽气得直哭,怎么養了你這么一個儿子?”

“那天之后,我就開始逃學。學校也沒有告訴家長,所以家里也不知道。每天一大早,我就背著書包出門了,到處晃悠,去得最多的就是古舊市場。有時也去看電影,當時長春在放《流浪者》,一毛錢一場,也不清場,我就一遍一遍地看,我覺得我就正是一個流浪者。也想出走,跑到長春火車站,站在那看轟隆隆的火車,可是沒膽量。

“逃學的日子就這樣一天天地過去了,當時我感覺到非常痛苦,非常孤單,沒有一個人理我,怎么辦呢?也不敢跟家里說,說了我爸肯定是一頓暴打。快到那年的期末時,我實在是扛不住了。有天晚上,我突發奇想,花了一夜的時間,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現在回過頭來看,我給毛主席寫信沒有任何功利、世俗的色彩,當時實在是再沒有人可訴說了。我在信中表達一個孩子對毛主席的忠誠,還畫了兩幅畫,水彩的,一幅是一個小白兔在吃蘿卜,還有一幅是解放軍在保衛祖國,背景好像是台灣。我還放進了一張我和妹妹王靜的合影照,她才1歲,剛會走路。第二天一早我把信封好,寫上?北京毛主席收?,投進了信箱。”

“7月上旬的一天,老師讓一個同學帶信給我,要我一定要到學校去一趟。我見了班主任,班主任朝我笑,我心里開始發毛,他從來不朝我笑的。見了校長,校長也朝我笑。他問你家在北京有親戚嗎?我說有,我有一個四姑在北京。他問有在党中央工作的嗎?我說沒有。這時他拿出一個牛皮紙信封袋。我一看,上面寫道:吉林省長春市朝陽區某某小學四年級2班王剛小朋友收,下面是中國共產党中央委員會辦公廳。他問這是怎么回事?我說我十几天前給毛主席寫過一封信,大概是回信了。他們問能打開嗎?我說打開吧。信是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辦寫來的,信中寫道,‘王剛小朋友:你6月24日寫給毛主席的信還有圖畫和照片都收到了,謝謝你,今寄去毛主席照片一張,請留作紀念。希望你努力學習,注意鍛煉身體,准備將來為祖國服務。日期是1959年7月3日。’

“接下來,各种贊譽就來了,王剛是個挺好的孩子,他只是淘了一點,淘的學生都有出息嘛。接著區教育局、市教育局也都來了,說這不僅是你們學校的光榮,也是我們區、我們市中學生的光榮。后來我們學校一個教自然的老師,他編了一個兩幕的話劇,叫《他轉變了》,由我來演我自己。這是我第一次登台演話劇。說來也真有意思,事實上,從此以后,我就真的變成了一個好學生,非常的好。這封信完全改變了我的命運。”

再一次改變王剛命運的是”文化大革命”,那正是王剛躊躇滿志,想考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的時候,學校停課了。當別的同學戴起紅袖章高喊著打倒走資派時,王剛獨自一人帶著個破舊照相机走遍了大半個中國,后來,他又把自己悶在家里,看了大量的古今中外名著,來填充自己生活中的空閑和蒼白。1968年,20歲的王剛插隊去了長春市郊區的一個村庄。

1969年,13歲的王靜報考吉林省軍區文藝宣傳隊。复試那天,做哥哥的王剛特地從農村回來,陪她去考。考場上,王靜發揮得非常出色。考官問她,你受誰的影響?我哥。你哥現在在哪?外面走廊里。讓他進來。王剛進來后唱了一首歌,又朗誦了一首毛主席詩詞,接下來則是几句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對話。

“想當兵嗎?”

“跟我妹妹在一塊嗎?”

“在。”

“好,我想。”

王剛的命運在短短的時間里又一次被改寫,短得連王剛回一趟插隊的地方都來不及。那天他們兄妹倆一起穿上軍裝坐電車回了家,家里也高興坏了。

在部隊里一扎就是26年,直到1995年轉業到中央電視台,1997年又主動离開,成了一個無牽無挂的自由人。

1985年中央電視台搞中國第一個教師節晚會,王剛被選中當主持人,從此開始了主持人的生涯。緊接著,他又連續主持了1986年、1987年和1988年的中央電視台新年晚會。《綜藝大觀》創辦時,王剛出任第一任主持人,節目是現場直播,每周五晚上黃金時間播出50分鐘。當時還有《正大綜藝》節目与之對擂,難度相當大。雖然王剛長得并不英俊,普通話中還夾雜著濃厚的鄉音,但聰明的王剛知道怎樣揚長避短,他的語言風趣動作幽默,還有那雙眼睛,常常一睜開就把觀眾給”粘”住了。再后來便是《東芝動物樂園》。王剛曾兩次辭去《東芝動物樂園》,”第一次是在1995年,當時我正式調進中央電視台,就不能再主持了。第二次离開是在前年9月份,主要是和日方的有些想法不一樣,分歧很大,我想算了,就离開了。后來我就在中央電視台《朋友》欄目,一直做到了現在。”

王剛的成功之路無疑是一帆風順的,對此,王剛自己也坦然承認,”這就是客觀的因素了。几乎每一件事都不是我預想到的或曾想積極努力的,全都是找到我這儿了,但運气來了以后,你能不能抓到,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謂的机會到我身上了,我就像做游戲一樣,很投入,一定要把它做好。”

“比如說《宰相劉羅鍋》這件事,是制片人偶然找來的,我不認識他,他几次打來電話,我覺得也挺有意思的,就想試一把。我把它當成是游戲,一個從來沒有玩過的游戲,我要好好玩一把,我一定要玩贏。開始時,從導演到下面的人,每個人腦子里寫著三個字,?他行嗎??,甚至有人直言不諱地說,你怎么跑到我們這個圈里來了?過了十天半個月的,換了三個字,?還可以?。又過了一段時間,又加了兩個字,?得當心他點?。這時他們感到好像我已有點搶戲了。”

王剛認為,不管你是當主持人,還是當演員,都是七分天性、二分的努力和一分的机遇。”因為這七分的天性也不是与生俱來的,是靠平時的積累。我平時觀察生活,甚至注意別人是怎么講話。雖然我不是有意在做這件事。我覺得這就是生活本身,挺有意思的。其實這些東西就是厚積,然后再找一個机會薄發。現在我去現場,有時都不帶本子,因為我平時已經體味、把握得胸有成竹了。”

王剛認為主持人最重要的一點,一定要以一种平等的、平常的、与人為善的心態對待你的嘉賓,你的觀眾。”真實的平等是我絕不比你高,同時你要記住,我也絕不比你低。如果我們每個人都能做到這一點的話,那我們整個的精神狀態就會大不一樣了。”

“所以,我從來不會下去和觀眾握手,我做不到這點,不像許多歌手或其他主持人那樣。也許觀眾們會想,他下來了,他多么平易近人,他沒有架子呀。其實不是。他之所以走下來是因為他意識到他是台上的。我非常鄙視這點,我覺得這非常可笑。我認為我們都是平等的,都一樣的是人,都是一撇一捺組成的。

王剛的熱點与別人不太一樣,早在部隊時,每次匯演,別人都蜂擁而上,誰都明白,那可是立功受祿的好机會。但王剛不,他無所謂,但也正因為如此,他才有閑暇去電台錄音。所以,王剛說他自己沒有常人所說的那种”事業心”,而他理解人生最大的事業就是一個人的生活。

“你的生活本身就是你最大的事業。你每天必須反問自己几句,我今天過得快樂嗎?如果快樂,這就行啦。我對人的看法不是你干什么,而是你干得是否快樂。人生千万別較勁。這并不是我今天已經年過半百才這么認為,我在30歲時就這么想了。所以,我跟任何人聊天談到事業時,都喜歡加上?所謂?兩個字。常人理解的事業就是你的專業,你在社會中所處的地位。如果你看重這個的話,你就會沒完沒了地煩惱。比如說不少人怕退休,我想既然你怕退休還不如現在就把自己弄成一個退休的狀態,多好哇!我覺得人還是應該處于一种休閑狀態才對。也許人們認為我現在已經在一個很高的高度上了,其實我自己很明白,我還要下來的。而這种下來在我認為是一种解脫,我覺得挺好。”

對于名利,王剛不熱衷于這個,王剛說他更熱衷的,是他精神上的所得。所以,很多時候,他感覺自己既是一個入世者,又是一個遁世者。他說,”我的形態我的這個身體本身是入世的,否則我也不會成為公眾人物,但我的精神上很多時候是遁世的,我很多事情都是游离這個現實之外的。”

也因此,王剛從來不為明天打算,”這么多年我都這樣過下來了,也許這是我最大的一個毛病。成于斯,也敗于斯。敗于斯怎么講呢?比如說我英文很好,別人就勸我,你為什么不朝國際明星那個方向發展呢?我說我想都沒想過,我覺得沒有必要,我覺得我活得挺好。因為人要想明白了。有人說:那樣可以更上一步呀,但我想,那又能怎么樣呀?因為總有一天你可能又會回過頭來變得失落的。當你追求的目標真有一天達到時,你會覺得一點意思都沒有,心里感到空落落的,你又會怕失去它。”

王剛說,”我現在大概知道我是誰,我從哪儿來,我明白我要往哪儿去了。”(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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