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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月20日訊】黃曆新年前夕，收到上高中一年級的侄子從河南老家寫來的一封信，抄錄如下：
“學校今年的情況不是很好，今年學校收的學生比較多，又剛換校長，學校爲了減少一些學生，明年的高價可能會更高。全校新生有1200多人，可能只有前300名是平價資格。我正在努力，爭取不交高價。”
“您說得對，農村是不能再待下去了。在農村供應一個學生上學都很吃力。在農民不會有什麽前途，不是面朝黃土背朝天，就是給人家打工，雖說整天起早貪黑，但也只能維持一家人的吃用。我很佩服您，當年您爲了走出這窮地方，努力拼搏，不分晝夜，終於圓了您的夢想，改變了您一生的命運。我爸媽就經常拿您來教育我。我知道沒有苦就沒有甜，可我就是不能像您那樣。我也很希望能走出這個窮地方。路可能只有上學這一條，只有靠自己。高中三年，或許就決定我一生的命運……”
筆者的兄長是一位既無能又自私的莊稼漢，父親去世後，剛剛師範畢業當農村中學教師的筆者協助寡母撫養三個未成年的妹妹，這位不會掙錢養家的兄長非但不提供道義上幫助，還與他的妻子挖空心思要從寡母身上找便宜，筆者拼了命二次高考，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因爲這位兄長于無形中斷了筆者在家鄉成家立業的後路。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在過去十多年的時間裏，兄弟之間幾乎斷絕聯繫，直到兩個月前收到侄子的第一封來信，說是“我現在所上的高中，是原來的重點高中。雖然是許昌的重點高中，但現在也只是名義上的了。其競爭力還比不上三高，我是爲少交500元的擴招費才上一高的。其實我的腦子還是管用的，就是懶，貪玩，沒有努力，我也很想刻苦，就是提不起勁。”
所謂“高價”，就是這第一封信中交待的“500元的擴招費”，500元錢對於河南老家人均不足一畝田地的普通農戶來說，算得上一筆鉅款，抵得上一畝地的全部收入和一口人全年的口糧錢。侄子爲逃避“500元的擴招費”到了“一高”，等待他的依然是新一輪的“高價”。更爲荒唐的是，這種由學校單方面制訂的“高價”，並不是用來改善教育環境、提高教學水平的，而是爲了補貼教師乃至上級行政官員的工資收入。
筆者手頭保存有2001年7月23日的《經濟日報》，上面刊載著新華社記者劉思揚的文章《“義務教育絕不能削弱！”——朱鎔基總理在安徽農村考察義務教育側記》，內中有穎上縣江口鎮黨委書記李敬業的彙報材料：“由於地處偏僻，經濟發展滯後，財政供養人員和教師工資過去不能足額按月發放。稅費改革後，2000年7月至2001年6月仍欠發教師津貼72萬元”。夏橋鎮夏橋小學校長張勇計彙報時另有小學生每學期除了交160元的雜費、書本費之外，還要向鎮裏交40元，“主要是用來返還教師工資”之類的說法。在義務教育有名無實的情況下，朱總理的“義務教育絕不能削弱！”實際上只是憑空承諾。
2001年《粵海風》第6期發表有周毅然的文章《“雜費”蠶食義務教育》，對於中國內陸農村的“義務教育”有更爲真實的說明：
“……如此‘免收學費’，一個‘九年制義務教育’的學生每學期的雜費在300—600元之間，而當地工資水平是：一位大學專科畢業的初中教師的月工資還不足300元，而且經常被拖欠。也就是說，一個初中教師如果送一個孩子參加‘九年制義務教育’，每年必須付出2—4個月的全部工資！對於經濟收入不高的當地農民來說，這個數目就更嚇人了”。
需要補充的是，按農村中小學通行的土政策，教師子弟在該教師任教的中小學讀書，是可以免交雜費的。儘管教師在享受國家薪金的公職人員序列中處於相對弱勢地位，相對於絲毫不能佔有和享用公共資源與公共權力的普通農民來說，畢竟還可以拿學生做人質收取巧立名目的各種費用，9億農民才是被剝奪正當自衛的權力與手段而任人宰割的最底層的弱勢群體。爲公共資源與公共權力的非法濫用提供上行下效的理由和榜樣的，則是擁有淩駕於法律制度之上的絕對權力和無限法統的黨的組織和党的領導人。
70年代末，筆者是在吃不飽飯的情況下寄居在親戚家裏讀完高中的，16歲參加高考時，體重僅有38公斤。當下的農家子弟雖然基本上沒有了衣食之憂，從小學到大學層層加價的“高價”收費，成爲阻隔他們走出農村融入現代社會的人爲的、難以逾越的最大障礙，如果沒有制度性的突破與創新，陳勝、吳廣式的揭竿而起的暴力革命依然是他們最後的和唯一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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