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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月27日訊】我們常常听到有人說，“我為自己是一個中國人而自豪”。
所謂自豪，就是為成就等激發出來的光榮感。
如果一個中國人對另一個中國人拍著胸脯說：“我為自己是一個中國人而自豪”，你一定會認為這個人有神經病。大家都是中國人，有什么可自豪的？
顯然，這种自豪只能相對外國或者外國人而言。
問題是，這樣一來，自豪感就和小孩子吵架同一個水平了：你說你家有自行車，他就說他家有小汽車；你說你父親是教授，他就說他父親是省長 其實，生而為什么國家的人，不過是一种自然現象罷了，用不著自豪或者不自豪。 在面對世界時，中國更需要的不是要培育所謂的民族自豪感，而是需要養成實事求是的精神。 因為我很難想象：屈原走到汨羅江畔會仰天長嘯，我為自己是一個楚國人而自豪；孟姜女站在長城邊上會說，我為自己是一個秦國人而自豪；那剛被閹割的司馬遷會說，我自己是一個漢國人而自豪；那被錦衣衛無辜關押嚴刑拷打的人不會說：我為自己是一個明國人而自豪；那被稅吏橫征暴斂走最后一銅板的農民不會說：我為自己是一個清國人而自豪膚色、出生地或者國籍，并不是一個人可以引以自豪的理由。
但我們可以說：我自豪，我是一個獨立自由的人。在這里，我不用擔心自己的血汗沒有保障，不用害怕生命沒有安全。
培養自豪感容易使人誤入歧途。
當鴉片戰爭一敗涂地后，中國最需要的是自豪感嗎？難道我們感到自己的技術等等不如外國，就叫自卑嗎？中國人如果認識到了這一點就會自暴自棄嗎？反正我想不出來，當人家拿著机槍而中國士兵拿著弓箭時，怎么會產生自豪感。什么時候都昂著脖子自豪，肯定是腦子出了問題。想想看，在一個“万馬齊喑究可哀”的、連才偷、才盜都沒有時代，又有什么可以自豪的呢？當黃遵憲在時局飄搖不定中感到是“斗室蒼茫君獨立，万家酣夢几人醒”時，他難道應該為國民的麻木愚昧充滿自豪？當譚嗣同在菜市口慷慨赴難時，他心中留下的難道是對中國的自豪，而不是悲哀凄涼？
也許只好說中國有四大發明，以此來激發人們的自豪感。可是老祖宗的東西和今天面臨的問題風馬牛不相及啊！
俗話說，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如果不實事求是，培育起來的自豪感是會露餡的。
首先是它往往要夸大或者強調自己國家在歷史上的或真或假的輝煌成就与燦爛文化。可老祖宗的煉鋼技術在當時再怎么處于世界領先地位，火藥再怎么比人家早几百年發明，都不足以給八旗軍對付八國聯軍增添多少胜算！所謂的自豪感往往是一种時間錯位的陶醉。真正有資格自豪的是老祖宗自己，而我們倒是應該慚愧和反思：為什么國家淪落到了今天這等地步？當務之急是吸取經驗教訓。
其次是，容易把自己國家的繁榮強大絕對化，而忽視了它的相對性。甲午戰爭前的中國海軍實力難道不是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強大而又先進嗎？憶苦思甜，我們的現代海軍可是從無到有，就是當時世界上也排名前列，确實值得贊美几十年改革的偉大成就！清朝的覆滅，耐人尋味，應該說自鴉片戰爭到民國成立，中國不是沒有進步，而是不适應國際社會發展的要求。
可以說，很多開創性的基業都是從晚清開始的，鐵路、電報等，從無到有，海軍在甲午戰爭前，在世界排名第八，這些成就相對自己的歷史，确實足可夸耀，但在与世界的競爭中卻一敗涂地。我們的眼界不能只限于自己的腳尖，沉醉于所謂的“民族自豪感”，而必須認識到，如果跟不上世界的潮流，就是發展也有亡國之虞！因為，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是孤立的，正因為這樣，黃海海戰中的日本艦隊才不會恭維你的強大！如果自己的國家相對別的國家顯得貧弱，難道還要有自豪感嗎？因此，要自豪，就得向最低的看齊！
再次是，意識到了相對的差距，于是就挑出國家某一個方面，大肆渲染，結果有意無意地忽視了其他因素，以為自己的國家在世界上真的是了不得了。虛驕之气油然而生。某些刻意挑選的事件，也就成了圖騰一般被人們崇拜。一旦國民甚至政治家養成了這种心理，他就很難客觀地看待其他國家的實力和前景。
我們只要翻開任何一本公開出版的有關所謂民族自豪感的讀物，都可以發現比比皆是拙劣的神話，體現中國的夜郎自大和泱泱大國的小气。我們說自己用只占世界上17%的耕地，養活了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可日本有是用多少耕地養活多少人口呢？美國只占世界5%的人口，國民生產總值卻擁有世界總額的四分之一、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的獲得者中有三分之一的美國人按照所謂的自豪感理論，誰更有資格自豪？！不斷培育自豪感的結果是，我們已經看不清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坐井觀天是我們的唯一不斷發揚的精神。在我們的文化中，無處不彌漫著這种害國主義的毒素。由于我們無法蜷縮在亞洲的一隅，逃避与世界其他國家的交往与競爭，就不能不放棄這种自得其樂的思維。
總而言之，自豪感通常不過是高估自己的代名詞。自豪感必須制造先入之見，結果必定是僵化思維頗有市場，養成許多深信不疑的教條。
一個國家的人如果過分自豪了，就喜歡給人家看相算命，大言什么蒼天當死黃天當立，天天說別人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要不然，怎么顯示出自己的國家值得自豪呢？
熱愛自己的祖國，當然無可厚非，但是贊美其他的國家，認為它的制度比自己國家的要优越，或者可取之處甚多，未必就是要去賣國媚外。
魏源一輩子也沒有跨出國門半步，其愛國之情，天日可鑒。但他在《海國圖志》里，提綱挈領地用武、智、公、周、富、誼六個字贊美美利堅合眾國。而梁廷??在1844年成書的《合省國說》里，對美國民主法治敬而佩之。徐繼畬在1848年成書的《嬴環志略》里，歌頌華盛頓“几于天下為公”，而且有“三代之遺意”，大清的朝廷命官，卻在仰慕時人不齒的洋人華盛頓為“人杰”。[1]好在他們沒有拿美國人的美元，也沒有子女要拿美國綠卡的可能，他們雖然沒有認為美國的月亮要比中國的圓，但是美國的政治制度卻要比中國的优良！難道當宋教仁、于右任等倡議，“美利堅合眾之制度，當為吾國他日之模范”，[2]就是為了媚外？！鄒容心目中的“中華共和國”，“立憲法，悉照美國憲法，參照中國性質立定”，“自治之法律，悉照美國自治法律”[3]；連南京臨時政府的中華民國國歌都講“揖美追歐，舊邦新造”！劉師培認為，歐美只有偽文明，西人政治，比中國還糟，“一無可采”。[4]康有為、梁啟超都認為中國不能學美國共和制。我們能夠簡單地說，劉師培、康有為、梁啟超比倡導以沒為師的孫中山、宋教仁、于右任、鄒容更愛國？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話，那么先驅者救亡圖存的歷史，就只能是一部賣國史了！黃花岡的烈士盡管拋頭顱洒熱血，但是由于中國革命，就像黃興所說的那樣，是要效法美國的主義、目的，把中國建成一個民主國家，[5]所以，就可以挖苦他們平生最傷心的是，碧眼生成學不來！孫中山在1923年不就有“把中國化成美國”這樣的話？1918年在宴請美國領事的宴會上，不就說過“美國為先進文明國，事事皆足為吾國模范”？想必這些中國的先驅者們不會是滿腦子的自豪感，否則還要學人家干什么？！如果照有些人的“愛國主義”來看，對美國鬼子說這樣的話，難道不是奴性十足？
即使由衷喜歡上了另一個國家，也不等于是當了洋奴。不能自己以為金窩銀窩不如自己的狗窩，就強求人們都把自己的思想意識統一到這种觀念上來。清朝駐美公使伍廷芳說：“東方民族久處專制政體之下，惟知君上為神圣不可侵犯，自由平等之說未之或聞。一旦涉及美洲，無一不頓改前觀。行動、言論，均可自由。試披覽報紙對于當道之稱職与否，率皆任意評論，無所忌諱。居之既久，知美乃自由發生之地、英雄崛起之邦，人民無束縛，种族無階級，有非他國所可同日語者。??美僑民，濡染既久，性質恒默為之，稱作此間，樂不复思蜀之想者，比比然也。”[6]這實在是人之常情。面對這种現象，清政府更應該自我反思，而不是責備人們不熱愛祖國。想到美國定居，和一個甘肅人想擁有北京戶口，沒有什么根本的區別，或者更應受到譴責。
但是，我們切不可將對一個國家值得學習借鑒，和這個國家就是中國的鐵杆朋友，混為一談。當年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時候，何嘗認為所師法的國家，就必須是中國的朋友呢？可是，中國許多政治家卻不能擺脫這种不切實際的心理。孫中山從效法美國到晚年轉向以俄為師，就是典型的事例。他說：“對于我們現時的大混亂和大崩潰，美國必須特別地承擔責任”；“我向英國和美國求援，他們站在河岸上嘲笑我。”“對于來自美國、英國、法國或者其他強國的援助，我們已經絕望了。”“難道華盛頓和林肯的祖國競斷然拋棄對自由的崇高信仰，從一解放者而蛻化成一為自由而斗爭的人民的壓迫者嗎？”失望之中認為應該師法俄國。[7]且不說該不該想誰學習，也不論美國等列強是不是對中國的局勢應該承擔這么大責任，就假設列強是強盜狼虎之邦，并且是亡我之心不死，我們是不是就不能向他們學習了呢？
如今一些人表示對發達國家，尤其是對美國的失望，實際上是因為自己的無知，認為自己羡慕的國家，都應該是助人為樂的君子國，抱著不切實際的希望，想人家總能夠親善友好地幫中國一把，就像一個在國際社會孜孜不倦地尋找雷鋒叔叔的小孩。幻覺破滅之后，又為非理性的怨恨所左右。他們總是生活在自己想象的世界里，怨天尤人，不能自拔。中國從來就缺乏正視世界。一切的病灶，与其說是列強的自私霸道，不如說是自己的無知。在國內，盼望明君賢相，而不是自立自強；對國外寄希望于某個國家主持公道。完了之后，又以為自己大徹大悟，原來這是個強權即公理的世界。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
摘自《新世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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