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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月4日訊】 從網上讀到消息，老作家韋君宜女士因長期患病去世。
提起韋君宜，我們首先想到的是她寫的那本回憶錄《思痛錄》。 韋君宜女士一生著述甚多，但最有價值者首推《思痛錄》。《思痛錄》一書出版於1998年，當時就引起熱烈反響。《思痛錄》被譽爲“繼巴金的《真話集》之後又一本說真話的書”。巴金的《真話集》我讀過，感覺很失望：“盛名之下，其實難符”。問題不在於巴金說出的話是否真誠，問題在於巴金說出的話實在算不上深刻。相比之下，韋君宜的回憶錄顯然要好得多。
不過我必須說，最初我開始注意到韋君宜時，對韋君宜的印象並不好。
那是在1983年，我剛被分配到北京出版社作編輯，社裏發下一份內部學習材料，是韋君宜的講話。那時她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總編輯，講的是編輯工作的一些問題。記得劈頭第一句就是問，如果不要編輯在政治上把關，各種稿件想發表就發表，行不行呢？她的回答很乾脆：當然不行。在那時，韋君宜還把出版不自由視爲理所當然，把爲共產黨充當檢查官視爲天經地義。這種觀點不能不引起我的反感。
那時候，我是把韋君宜歸入保守一類的。後來我又讀過她的幾篇文章和小說，發現她的思想其實並不僵化，有些地方甚至顯得還比較“解放”。這大概也是當時黨內知識份子的某一類典型：他們對共產黨的過去有反省，有批評。對當下也有不滿有意見，思想比較開通，但是還缺少和整個專制制度挑戰，追求自由民主的明確意識和勇氣。
我們知道，韋君宜女士出身于富裕家庭，早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在抗日戰爭期間，韋君宜背叛家庭，抛棄學業，加入共產黨，投奔延安，1949年後則長期在文化部門擔任領導工作。她的這本《思痛錄》，是她晚年在病塌上寫成的。
在書裏，她回憶了早年接受共産主義，投身共産革命的經歷和心態，回憶了她經歷的各種政治運動以及她自己和接近的親友們在運動中的遭遇，從而也就以間接的方式，對共產黨在革命和建政期間的所作所爲給予了深刻的批判。
應該說，在揭露事實的大膽和分析與反思的深刻等方面，《思痛錄》都是相當突出的。然而作者很清醒，很誠實，也很有自知之明。她告訴我們，這本書“還不可能完全說透”–這是不難理解的，“完全說透”就不可能公開出版了。另外，韋君宜還承認“我的思維方法也缺少討論這些問題的理論根據和條理性”，因此，“更多的理性分析還是留給後人去做吧”。
波蘭共產黨老作家希皮奧斯基感慨道：“下一代青年人對我們這一代的痛苦經驗一點也不會理解。對他們而言，這一切只是爲‘愚蠢’二字作了注腳。”然而，我相信，如果我們把老一代知識份子投身共産革命的經歷僅僅視爲愚蠢的話，那麽我們也是愚蠢的–當然，是另一種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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