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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月6日訊】對江澤民來說，發表「三個代表」理論、北京「申奧」成功、与普京簽署《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和《中俄兩國元首莫斯科聯合聲明》，以及中美關系獲得改善，是二○○一年的「四喜」，也令他達到政治生涯的顛峰。然而江主席的興奮沒有保持多久，到APEC上海會議開始惊醒，終于發覺他的「四喜臨門」，在九一一后几個月間已失落為「四面楚歌」……
二○○一年八月八日，江澤民在北戴河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時，曾志得意滿地說：「也許我太過于自信了，一旦我离開歷史舞台，下一代領導人不會改變中國共產党的政策。」
那是他政治生涯的顛峰。告別夏都之后，江澤民在肅殺秋風中開始下坡，終于走進了四面楚歌的二○○二年。
一、四喜臨門的二○○一年七月
二○○一年七月一日是江澤民的盛大節日。在中國共產党建党八十周年慶祝大會上，他發表了長篇演說（全文二万二千余言），闡述他的「三個代表」理論。這篇被譽為「馬克思主義綱領性文獻」和「江澤民完整理論體系」的演說，旨在奠定江澤民在中國歷史上的領袖和導師地位，使江澤民的理論、路線、政策在他交出權力后得以繼續被奉行不變。那天晚上北京電視台的大型文藝演出中，有一幕題為「三個名字」，台詞稱：
「我們不能忘記領導我們翻身解放、當家作主的偉大領袖毛澤東；
我們不能忘記領導我們改革開放、走向富裕的總設計師鄧小平；
我們更不能忘記繼往開來、領導我們走入新時代的領路人江澤民。」
這已經不止「三個名字」平起平坐，而是后來者「更」居上了。這是江澤民的第一喜。
第二喜是北京「申奧」（申辦二○○八年奧運）成功。二○○一年七月十三日晚十點，國際奧委會主席薩瑪蘭奇（Juan Samaranch）在莫斯科剛剛說出北京贏得二○○八年奧運主辦權，在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江澤民就率領文武百官，從「中華世紀壇」登上天安門城樓，在五彩繽紛的禮花照耀下，向涌進天安門廣場的人群頻頻揮手。此情此景在中國已久未出現，不能不讓人重返三十五年前「毛澤東揮手我前進」的歷史記憶。
第三喜是七月十六日，江澤民在莫斯科与俄國總統普京簽署《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及《中俄兩國元首莫斯科聯合聲明》。一九八九年鄧小平与戈爾巴喬夫在北京會晤恢复中俄關系正常化之后，俄國曾多次提出雙方簽訂新的友好條約，均被中方拒絕。因鄧小平在美蘇（俄）冷戰時代長期執行毛澤東聯美制蘇（俄）的全球戰略；在蘇聯瓦解、冷戰結束之后，仍不愿將中俄關系提升到中美關系之上，給美國以聯俄制美的印象。鄧小平去世后，江澤民不斷提升對俄關系，增加進口俄國軍事裝備和軍事科技，并利用俄羅斯經濟上有求于中國，在外交上從鄧小平的美國优先轉向聯俄制美。這次簽訂中俄新條約，就是江澤民于二○○○年主動提出的。
第四喜是七月二十八日，江澤民在北京會見美國國務卿鮑威爾。鮑威爾表示美國總統布殊和他本人都相信美中雙方應「加強合作」，發展兩國間「建設性關系」。江澤民判斷中美關系已走出軍机擦撞事件以來的「低谷」，獲得「明顯改善」，并期待秋天布殊訪問中國后將重返克林頓時期的「伙伴關系」。「聯美制台」、「聯俄制美」，是江澤民在台、美、中和中、美、俄大小三角游戲中玩弄的兩手策略，克林頓和葉利欽時期讓江澤民玩得左右逢源，把中美關系、中俄關系提升至美日關系、美俄關系之上，還創造出自由民主國家元首附和共產專制國家元首批評另一個自由民主國家元首的歷史記錄（克林頓在新西蘭奧克蘭舉行的美中兩國元首高峰會記者會上附和江澤民，稱「李登輝提出兩國論給美中兩國帶來麻煩」）。江澤民又打算像玩克林頓、葉利欽那樣玩布殊、普京了。
江澤民送走鮑威爾，八月初到北戴河游泳避暑，正是他四喜臨門，洋洋自得之時。他對自己的歷史地位，中國的國際處境，江理論之确立与江路線之延續，均信心十足，所以才會對美國媒體說出「也許我太過于自信了」這樣的大話。
二、從興奮到失落的九一一
二○○一年九月十一日，賓拉登（Osama bin Laden）恐怖組織襲擊美國紐約世貿大廈和華盛頓五角大樓，舉世震惊。据說江澤民的反應頗為特別。江主席一面同美國總統布殊通電話表達關切，一面算計著如何從美國的災難里撈一把。
第一，趁美國反恐無暇他顧之机，無所顧忌地強化對國內反對力量的鎮壓。
共產中國是蘇聯東歐共產帝國瓦解后世界最大的恐怖主義國家。紐約《自由之家》去年十二月十八日公布的2001-2002世界自由報告，中國与阿富汗、緬甸、北韓、伊拉克等同屬「完全不自由國家」。中國不但對本國人民實行暴力恐怖統治，而且是恐怖主義國家的幕后支持者。賓拉登恐怖組織襲擊美國的同一天，中國還在同窩藏賓拉登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權簽訂經濟、技術合作協議。江澤民急于在第一時間同布殊通話，同他作賊心虛不無關系。而他做的夢是以支持美國反恐做一筆交易，換取美國支持他鎮壓本國的少數民族（所謂「分离主義」）、非官方宗教（所謂「極端主義」）、异議分子等等。江澤民以「疆獨」与阿富汗塔利班政權有關系，有人接受過賓拉登凱達組織訓練為由鎮壓新疆人。其實真正勾結阿富汗塔利班恐怖政權的是中共自己。
第二，江澤民自以為据有地緣优勢，足以在反恐怖主義戰爭中向美國勒索。
中國不但与阿富汗有共同邊界，而且同阿富汗周邊及鄰近國家都有密切合作關系。中國与俄羅斯及烏茲別克、塔吉克、吉爾吉斯、哈薩克等中亞國家有所謂「上海合作組織」。中國与一向支持阿富汗塔利班政權的巴基斯坦則是准軍事盟國，巴基斯坦的軍備和軍事技術仰賴中國供給。江澤民給布殊打電話支持反恐，不無顯示自己在反恐聯盟中資本雄厚之意。
第三，江澤民還夢想借反恐之机，逼美國在台、美、中三角關系中退讓，回到美國同共產中國聯手壓制民主台灣的「克林頓＋江澤民VS.李登輝」時代。
最后，江主席夢到「美國的沒落」、「中國的崛起」，美國同歷史上的英國、蘇聯一樣，陷入阿富汗泥潭不能自拔，國力日衰。二十一世紀果然成了「中國人的世紀」，台灣也自然從「取代美國成為新世紀穩定力量的大中國重獲生机」。
然而江主席的夢中興奮沒有保持多久，到他所期待的APEC上海會議之際開始惊醒，終于發覺他的「四喜臨門」，在九一一后几個月間已失落為「四面楚歌」。
第一，二○○一年十月七日反恐戰爭開打，形勢急轉直下，完全出乎江主席預料。美國在反恐戰中沒有「孤立」、「沒落」，不但与英、日等東、西方盟國聯合反恐，而且同俄羅斯、巴基斯坦、烏茲別克等中亞各國密切合作，并取得多數伊斯蘭、阿拉伯國家支持。尤其讓江澤民震惊的，是俄羅斯和烏茲別克等中亞諸國，不經同他諮商就直接采取行動，支持美國反恐戰，提供基地和領空給美軍使用。中國在「上海六國合作組織」的領導地位似乎已在夢中消失。APEC上海會議標志美、俄、中大三角關系發生質變，美俄關系急遽上升而美中關系急遽下降。布殊与俄羅斯總統普京在上海發表的兩國領袖聯合公報同布殊、江澤民聯合記者會稍作對比，即表明美俄關系已超越美中關系和俄中關系。布殊并邀請普京在上海APEC會議后正式訪問美國，而對APEC會議東道主江澤民卻連一點表示邀訪的客套都不給，而且布殊与普京會談后當晚提前返美，不出席江澤民宴請各國元首的晚宴。這是克林頓、葉利欽時代無法想象的，對江澤民打擊甚大。
第二，江澤民利用反恐戰趁火打劫，在國內調動軍隊、武警強化鎮壓「疆獨」、「藏獨」的國家恐怖主義行徑亦遭挫敗。在十月二十一日布、江會見后短短二十六分鐘的聯合記者會上，布殊針對性地向江澤民指出「反恐戰爭不得作為整肅少數民族的借口。」
第三，江澤民借反恐之机逼美國在對台政策上退讓同樣碰壁。連美國親中學者何漢理（Harry Harding）都表示：美國的确曾經為了外交事務在台灣政策上討好中國，例如列根時代的八一七公報，克林頓的「三不支持」；但以現在的情勢而言，布殊總統沒有理由在台灣問題上向中國讓步。美國政府官員告訴台灣外交官員說：「no more three nos !」（不會再有「三不」了！）
第四，最擊中江澤民要害的，是他的「三個代表」理論遭到出乎意料的強烈質疑。
反對「三個代表」理論的聲音，最早來自新、老左派，江澤民尚不以為意。因為歷史經驗表明，左派批江，反能襯托江澤民的「改革開放」形象。如二○○一年七月左派鄧力群等的批江「万言書」，同鄧力群以前多次「万言書」一樣，起了給江澤民加分的作用。不明真相的國際媒體，以為江澤民真要放棄共產党極權制度了。后來左派刊物《真理的追求》、《中流》批江文章過多，江澤民才下令整頓。但江封殺左派刊物的做法激起更強烈的反江之聲，范圍擴大至中央和地方領導干部、知識界知名人士、青年學者專家、退休老干部、老工人等，形成對江澤民左右夾攻之勢。對江澤民「七‧一」講話的質疑涉及「制造個人崇拜」、「大樹個人絕對權威」，「吸收資本家入党是使金權勾結合法化，利用資本特權勢力抵制政治改革、鞏固江澤民個人獨裁」，「把中國共產党异化為官僚特權腐化分子的黑手党」等等。前社科院副院長李慎之說：「我不贊成左派觀點，但反對查禁左派刊物，左派也有言論自由。江澤民搞獨裁，我們反對，現在左派也反對，證明江澤民『三個代表』誰也代表不了。」
從「四喜臨門」到「四面楚歌」，從興奮到失落的江澤民面對國內外新的困境，刺激他重新安排中共十六大的「接班」問題。
三、人事之爭掩蓋下的政治分歧
二○○一年八月中共領導人在北戴河，雖未就中共十六大「接班」問題作出決定，但傳出的訊息均傾向維持中共十五大共識，七十歲以上都退下來，在中共十六大完成向「第四代核心」的權力轉移。所以才有江澤民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時「一旦我离開歷史舞台」的說法。隨后朱鎔基訪問歐洲，也表示他的國務院總理任期屆滿后將不尋求連任。直到九月下旬中共中央十五屆六中全會之前，在「接班」問題上并未顯示存在重大分歧。然而自二○○一年十月APEC上海會議以來三個多月，開始顯現出圍繞今年秋季中共十六大權力轉移的斗爭正在加劇。
十月二十一日上海APEC記者會上，當記者問江澤民是否將在中共十六大退休時，江澤民的回答改變了兩個多月前在《紐約時報》專訪時的說法，表示「將依國家規定辦」。隨后十一月四日朱鎔基出席東盟10+3（中、日、韓）高峰會時，對同樣的問題也改變說法，表示「依法律和規定辦」。兩人似乎統一了口徑。
按中國法律，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人大委員長，都只能連任一屆，但軍委主席無任期限制。按中共党章，并無限制總書記任期的規定。至于中共十五大的七十歲年齡限制，并未正式公布成文為「法律和規定」。
因此，「依法律和規定辦」，江澤民已連任第二屆國家主席，不能再連任。軍委主席和總書記則可無限期連任（即保留任期終身制）。朱鎔基只做過一屆國務院總理，可以再連任一屆。
在江澤民、朱鎔基對各自的退休問題改變說法之后，北京傳出了一种中共十六大中央政治局常委新方案。如下：
江澤民 軍委主席
朱鎔基 國務院總理
胡錦濤 國家主席，總書記，軍委第一副主席
李瑞環 人大委員長
李嵐清 政協主席
曾慶紅 國家副主席，副總書記，軍委第二副主席
溫家寶 國務院副總理
支持這种方案的，認為「這是最能确保大局穩定，最能充分體現權力平穩過渡和全党團結的方案」。有人說這是江澤民親自确定的。
這一方案的真實性尚難判斷。
第一，中共十六大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名單，顯然尚未确定，原先北戴河交換過的意見，正處于變動之中。所以這個方案如果确屬現在江澤民屬意的方案，也是放出來試探「民意」的。
第二，這一方案出現在江澤民、朱鎔基對自己退休的說法松動之后，也可能是有心人揣摩上意的作品。
第三，聯系到APEC上海會議以來的若干微妙動向，不難發現有關中共十六大的人事之爭，掩蓋著某种政治分歧。有几件事特別值得注意：
十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江澤民分別會見出席APEC上海會議各國元首，陪同會見的是曾慶紅、黃菊、王忠禹和錢其琛。新華社報道江澤民和布殊會談時特別挂上這四個人的頭銜如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黃菊，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曾慶紅，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王忠禹。」
對此報道中國的网站上曾有人質疑；江澤民會見各國元首，為何不由國家副主席胡錦濤、國務院副總理溫家寶、上海市長徐匡迪陪同，而找了曾慶紅、黃菊這兩名并無公職的党工？
江澤民這一行動顯現是在發出信號，這信號不只是党政關系中強調以党領政的動向，更重要的是突顯中共十六大前擁江、不擁江的政治選邊問題。這是當前中共權力斗爭的核心問題。
半個月后，上海市長徐匡迪辭職了。由原副市長陳良宇代理上海市長。
徐匡迪為何辭職？是年齡大嗎？是不稱職嗎？是有經濟問題嗎？
都不是。
徐匡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生。浙江崇德人。一九五九年畢業于北京鋼鐵學院冶金系，留校任助教。一九六三年到上海，任上海工學院煉鋼教研室助教、副主任。一九八○年任上海工業大學冶金系副主任、副教授。一九八三年四十六歲時加入中國共產党。一九八四年派赴瑞典任斯堪的那維亞‧蘭塞爾公司副總工程師、技術經理。一九八六年任上海工業大學常務副校長。一九八九年任上海市教育委員會教科文衛辦公室副主任兼上海市高等教育局局長、党組書記。一九九一年任上海市計划委員會主任、党組書記。一九九二年任上海市副市長、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一九九五年任上海市長，同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是中國第一位市長院士。
徐匡迪卸任后接受上海《新民周刊》專訪時說出他任上海市計委主任的一段故事。一九九○年他陪同時任上海市長的朱鎔基出訪，由于徐匡迪在歐洲工作過一段時間，与朱鎔基途中談起對中國計划經濟沿習下來的一套做法不以為然。朱鎔基覺得有理，就要他擔任上海市計委主任。徐匡迪說：「我不喜歡計划經濟啊！」朱鎔基說：「我就是要找一個不喜歡計划經濟的人當計委主任。」
徐匡迪任上海市長五、六年來，能力、操守、政績均受上海市民肯定。對比之下，上海市委書記黃菊的能力、操守、政績風評極差。而且在上海屢屢傳出黃菊妒賢嫉能，排擠徐匡迪，企圖讓江澤民之子江綿恒的好友陳良宇取而代之。果不其然黃菊陪同江澤民會見出席上海APEC會議各國元首之后，徐匡迪下台、陳良宇上台了。
看來人事變動掩蓋下的中共党內權力斗爭方興未艾。這場權力斗爭之結果，將不但決定中共「第四代核心」能否順利「接班」，而且關系到中共十六大之后中國的政治走向。
鄧小平去世已經五年。這五年江澤民致力于兩大目標：一是确立自己獨立于毛澤東、鄧小平的「第三代核心」意識形態牌號；二是安排好擁戴自己的人事班子。從「三講」運動到「三個代表」理論，是确立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之后的江澤民意識形態。委派曾慶紅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是為選好中共十六大后中央和地方的擁江班子。
近几個月來江澤民在這兩方面的部署都遭遇阻力，使他原來的信心發生動搖。而他采取的戰略，不是讓步妥協，而是負隅頑抗。他在組織人事上去賢任親，是怕「接班人」在他下台后改變他的政治路線。
有國際輿論評論胡錦濤「缺乏個性」、「唯唯諾諾」、「明哲保身」、「極少表達自己意見」、「是個謎樣人物」。他們不懂得「儲君」在中國是處于危險的政治鋼索之上，一不小心就跌得粉碎。毛澤東、鄧小平親自選拔的「接班人」，除江澤民之外沒有一個有好下場，何況胡錦濤還不是江澤民自己選的。胡錦濤在江澤民身邊十年之久，若不「唯唯諾諾」而勇于「表達自己意見」，他這「儲君」早就被除掉了。
鄧小平的政治路線有早期、晚期之區別，對比《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与第三卷，其距离之大顯而易見。早期（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體制，政治、經濟兩方面的改革開放雖有陳云集團阻力，基本上保持相對平衡發展。而晚期（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修正為經濟繼續開放，政治高壓封閉。江澤民推行的是鄧小平晚期經濟開放、政治封殺路線。而在人事分工上，經濟開放由朱鎔基主管；江澤民親自抓政治、軍事、党建，退向毛澤東式「講政治」、「個人崇拜」。因此中共党內普遍對江澤民不滿，寄希望于「第四代核心」改變江澤民路線（即鄧小平晚期路線），回到鄧、胡、趙時代比較寬松的政治環境，重新激活政治改革。
胡錦濤雖是「謎樣人物」，從不顯示他同江澤民之間有任何分歧，但胡畢竟是歷經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三朝之「元老」，江澤民始終未能對他完全放心，而大眾則不能不對他有所期待。
江澤民最不放心的，是他把權力轉移給胡錦濤之后，胡錦濤會不會順應民眾和党內多數的期待，改變江澤民的政治路線，推行江所恐懼的政治改革，糾正「六四」錯案，光复胡耀邦、趙紫陽和一九八九年學生民主運動的歷史地位，從而把他和李鵬推向歷史的錯誤一邊？
判斷江澤民在中共十六大之前要走到哪一步為時尚早。他現在是雙管齊下：一面以推動「三個代表」學習鞏固他的理論、路線，一面加緊調整人事，讓擁戴他的人馬占据优勢地位。
四、十六大領導層的可能選擇
中共十六大領導體制采取何种選擇，將取決于十六大前的中共十五屆七中全會。因此今后三、四個月中共党內斗爭的動向值得觀察。這三、四個月中國內外形勢的演變，也將對此產生影響。擁江派可能借助內外壓力合理化江澤民屬意的選擇，非擁江派也可以借助內外壓力來支持另類選擇。
選擇之一：「第三代核心」權力完全向「第四代核心」轉移。即以胡（錦濤）李（瑞環）溫（家寶）體制取代江（澤民）李（鵬）朱（鎔基）體制。年齡超過七十的江澤民、李鵬、朱鎔基、李嵐清、尉建行全部退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擁江派的曾慶紅、吳邦國進入政治局常委會擔任胡錦濤、溫家寶的副手。這一選擇有利于中國政局穩定，因非擁江派占优勢，較能順應民意、党意，逐步展開江澤民統治時期封殺的政治體制改革。
選擇之二：「第三代核心」權力部份向「第四代核心」轉移。如下：
江澤民 退出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卸任國家主席，保留中央軍委主席、國家軍委主席
胡錦濤 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家軍委副主席
李瑞環 全國人大委員長
溫家寶 國務院總理
曾慶紅 書記處常務書記
吳邦國 國務院常務副總理
羅干 政法委書記
李嵐清 政協主席
這是擁江派与非擁江派可能妥協的折衷選擇。其不穩定因素是江澤民、胡錦濤這兩代「核心」權力地位的不确定性。江澤民既退出中共最高權力机构并卸下國家主席職務，國家与党的最高權力應已從「第三代核心」轉移到「第四代核心」胡錦濤手中。但胡錦濤又擔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國家軍委主席江澤民的副手。也就是說，江澤民仍掌握軍隊的最高指揮權。江澤民如果運用這种權力，中國軍隊就有可能凌駕于國家与党之上，對國家与党造成威脅。
所以這是一种危險的選擇。
選擇之三：「第三代核心」江澤民拒絕向「第四代核心」轉移權力。
按照江澤民、朱鎔基最近的說法「按法律与制度辦」，江澤民与朱鎔基都可以不受年齡限制拒絕退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江澤民繼續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央軍委主席，二○○三年全國人大換屆時，國家主席任期屆滿退下繼續擔任無任期限制的國家軍委主席。朱鎔基保留政治局常委，二○○三年全國人大換屆時連任國務院總理。胡錦濤、溫家寶繼續當江澤民、朱鎔基的副手（國家主席除外，江澤民卸任后由胡接任，但沒有總書記、軍委主席在手的國家主席只有空名并無實權，如鄧小平時代的李先念主席）。
這种選擇可稱之為江朱、胡溫兩代「核心」共治。假如中共十五屆七中全會作出這樣的選擇，即表明江澤民已不信任「年輕的三朝元老」胡錦濤、溫家寶，而自己的親信擁江派曾慶紅、吳邦國還扶不起來，無法在中共十六大廢胡、溫，立曾、吳，所以不得不選擇這一過渡方式，再等待時机發動「宮廷政變」更換接班人。這對中國來說，是政局難以穩定的長期隱患，但不能排除江澤民在擁江派支持下作出這种禍國殃民的危險選擇。如他最近廢徐匡迪、立陳良宇，又何嘗考慮上海人民的意志与利益？
中國局勢將如何發展？正處于值得密切關注的歷史時刻。
轉自《新世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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