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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2日訊】前10年改革開放，廣東人得風氣之先，錢包先鼓了起來，有條件玩玩孔老夫子的品味：“食不厭精”。雖然沒有達到“肉不方不食”的程度，倒也接近米不精不吃的水平。香噴噴的泰國香米飯，也進了尋常百姓家。不料這幾年，廣東人突然吃起糙米來。倒不是因爲精米吃膩了，想返璞歸真，而是中央政府有“諭旨”，全國各省都要提高糧食自給率，實在不能自給的省份，要從兄弟省份買，不許進口。於是不少廣東人只好對進口精米“拜拜”。
這個情況，是美國康州三一學院文貫中教授在一次“關注中國農業”的討論會上提供的，我沒有核實。文教授是研究中國農業問題的著名專家，又經常回國調查，資料應該可靠。有人說朱容基總理是中國的經濟“沙皇”，那麽廣東人被逼吃糙米，應該就是這位“沙皇”的業績之一。他還有些其他業績，比如糧食限購和補貼收購等等，也有利於圓滿他的“沙皇”形象。“沙皇”不一定是個褒貶詞，它可能只是一個比喻，用來形容一個政治家所擁有的權力之大和施政風格之獨斷。“沙皇”權力的特徵是通行無阻，它被用來幹好事，人民有福；它被用來幹壞事，臣民有難。
但所有的好事和壞事都是相對的。我不認爲一個沙皇，即使是毛澤東，一心一意只想幹壞事。一個人的美食，可能是另一個人的毒藥。在“沙皇”看來是好事，對他的臣民來講可能是壞事，比如當年的“大躍進”；對“沙皇”治下的一部分地區是好事，對另一部分地區則可能是壞事，比如上文提到的限制糧食進口。這種政策有利於産糧大省的農民在短期內提高收入（長期問題比較複雜，本文沒有篇幅討論），但損害了發達地區糧食消費者的利益。一個“沙皇”統治的國家越大，這種“好－壞事”的差異性也就越大。任何一項不允許有差異的政策，如果強制推行，都有可能變成暴政。
宋代的“逼上梁山”，和今天的“逼吃糙米”，雖然不可同日而語，但並非沒有一點內在聯繫。其共同點是，在中央集權制度下，受中央政策之害的人們無可逃避，要麽被逼造反，要麽被迫忍受。尤其是當一個暴君或昏君執政的時候，災難性的政策象一場天災，無人可以倖免。想想“文化大革命”，哪一個中國人敢不跳“忠”字舞，哪一個家庭敢不挂毛澤東像，誰敢說話之前不背誦毛主席語錄，誰有膽在《毛澤東選集》和《新華字典》之外，還讀別的書？
我有時想，如果當年毛澤東真的“解放”了臺灣，英國人在1949年就將香港還給大陸，後來，這兩個地方到底會餓死多少人，傳統文化的一脈香火是否還能不絕，亞洲諸小龍是否還會與中國人有緣，大陸重新開放後，是否還有深圳的奇迹和廣東、福建兩隻試春的鴨子……在整個中國的覆巢之下，之所以還有臺灣、香港和澳門的三隻“完卵”，得益於這三個地方因爲僥倖逃過了中央集權大一統的一劫。每慮及此，我禁不住還要倒吸一口涼氣。
中國歷史上從來不缺暴君，但值得注意的是，並非每個暴君對整個社會造成的災難的程度都是相同的。周幽王雖然昏庸暴虐，但他基本沒有能禍及諸侯，覆滅的只有他的朝廷；秦始皇虐政則讓天下糜爛。差別在於，周朝實行的不是中央集權制，秦王朝則是有史以來中央集權程度最高的王朝之一，僅次於毛澤東王朝。可以觀察到的現象是，一個暴君對社會的危害程度，與中央集權的程度有明顯的相關性。中央集權程度越過，暴君的危害性越大。毛澤東是中國有史以來對社會危害性最大的暴君，這與他建立的國家體制是有史以來中央集權程度最高的體制密切相關。
廣東雖然與香港毗連，但只聽說廣東人被逼吃糙米，還沒有聽到香港人也被逼著吃糙米。這點差別非同小可，說明帶有聯邦性質的“一國兩制”，已經開始對本地區居民的福祉起保護作用。用柳大正先生的比喻來說，聯邦制度“就像是在一艘巨輪上建立若干個相互隔離、獨立的船艙，能防止一處漏水就危及全船的整體效應。如果把大一統帝國看作一艘巨輪，把統治者的權力與政策看作是水。在這樣的船上，水可以自由出入任何地方……”這樣的水，當然是禍水，60年代的“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就是這股禍水泛濫的結果。
不過，並非所有的權力都是禍水，就象並非所有的水都是髒水一樣，關鍵是要對權力之水進行“過濾”。聯邦制度就是這樣一種權力“篩檢程式”。在聯邦制下，各政治體擁有相對獨立的主權，有權根據本地情況實施符合本地居民利益的政策。聯邦政府的福利政策，它們有權分享；聯邦政府損害本地利益的政策，它們有權進行協商加以修改，如果是象中國“大躍進”那樣的政策，它們有權加以拒絕。經過這種“過濾”，良政得以通行，劣政予以擯棄。中央集權制政府施政的特點是一刀切；在聯邦制下，一刀是切不動的，各政治體的分享的主權是堅硬的骨頭，硬切，刀會卷刃：憲法法院和聯邦議會會裁定侵犯州主權的聯邦政府違憲。
中國如果有了這個篩檢程式，廣東人和其他省份的人，不僅能夠過濾掉“糙米”，還能過濾掉任何野心家重建個人崇拜、重溫帝王夢的危險。
2002年2月18日
《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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