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0年04月24日訊】土地改革與城市清洗（1946～1957）
到共產黨人於1949年在中國奪取政權時，暴力和殺戮已是司空見慣。鄰里之間往往積怨深重，以至政府不得不介入。因此，為建立一個新政權所採取的行動，曾被一度認為是對這種實實在在的暴力的一種反擊。例如，一名地方法官曾下令處決近百位農民，後來他成為彭湃的受害者之一。在許多農村社區，這是一種公認的觀點。由於這個原因，這段時期在後毛澤東時代的官方歷史中被美化。這位舵手被認為採取了一條穩定的路線，直到1957年的反右運動。 對於許多見證人，以及直接受益於或被認為直接受益於其同胞苦難的人來說，這也是一段美好的記憶。共產黨人自己，包括共產黨知識分子在內，並沒有因清洗而受到太大影響。然而，導致的結果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人發動的當時最血腥的鎮壓浪潮波及了全國。這場鎮壓在其實施的廣度、普遍性、時長、計劃性和中央集權性方面，標誌著在中國所見的那種暴力的一個新起點。有短暫的喘息片刻，但幾乎每年都會發起一場新的「群眾運動」。1943年延安的「整頓」或已成為一種局部規模的預演。針對某些社會階層，至少在全國範圍內，大屠殺呈現出群體滅絕的特徵，這在中國前所未有。連13世紀的蒙古人也只蹂躪了帝國的北方。一些暴行發生在三年殘酷內戰的背景下：一個例子是，占領滿洲城鎮寺灣澤（Siwanze，音譯）後屠殺了其500位居民，他們多為天主教徒。此外，1948年一經贏得相當大的優勢，共產黨人便放棄了他們以前出於宣傳目的釋放囚犯的做法。此後，人們被數以十萬計地關起來，監獄迅速變得擁擠不堪。這些囚犯成為新勞改營的首批居民，在那裡接受勞動改造（簡稱勞改）。這些勞改營將再教育與戰爭結合起來。但在戰爭期間，最嚴重的暴行都是在後方犯下的，沒有任何軍事背景。
農村：現代化與社會工程
與1917年的俄國革命不同，1949年的中國革命始於農村，並蔓延到城市。因此，土地改革運動早於城市清洗是合乎邏輯的。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共產黨人對這項政策有著廣泛的經驗。但為了維持與國民黨中央政府的抗日統一戰線，1937年以後，他們被迫對自己綱領的這一基本方面保持沉默。1946年日本戰敗之後，他們才重新發起土地改革，作為將讓他們掌權的內戰的一部分。成千上萬名職業鼓動者的團隊，從一個村莊到另一個村莊，特別是在被PLA解放的地區。這些人大多來自其工作的地區以外，這樣他們可以避免與當地居民、宗族和幫會串聯的感覺。隨著這場運動的進行，他們遍布該國的南部和西部，暫時不包括西藏。
土地革命一個接一個地吞噬了數十萬個中國村莊。它既非高層操縱的結果，也非共產黨對「群眾意志」的回應。大眾有很多理由感到不滿並渴望改變。其中最突出的一點是在農民中發現的不平等。例如，在山西長弓村（village of Long Bow），威廉．辛頓（William Hinton，譯者註：中文名韓丁，1919年—2004年，美國農民和記者）跟隨了這場革命；在那裡，7%的農民擁有31%的可耕地和33%拉重物的牲畜。1945年的一項全國調查認為，約26%的土地歸3%的人口所有。財產分配的不平等受高利貸（每月3%～5%，每年超過100%）的影響而加劇。高利貸是由最富裕農村地區的很小一群人所控制的。
這些地區是最富有的嗎，或者簡單地說是最不貧窮的嗎？雖然南部沿海地區有人擁有數百公頃地產，但那裡大多數人擁有的地產面積不超過2至3公頃。在擁有1200名居民的長弓，最富有的地產僅占10公頃。此外，不同農民群體中的決定性界限往往含糊不清；大多數農村人被劃入一個中間類別，在根本無土地者與主要收入並非來源於自己勞動的地主之間。相較於1945年以前在歐洲發現的甚至今天在南美很多地區也依然可見的極端的社會反差，中國農村社會實際上還是相對平等的。富人與窮人之間的矛盾遠非衝突的主要原因。正如1927年在海陸豐一樣，共產黨人，包括毛澤東本人，開始搞社會工程，方式是企圖人為地使精心定義的農村群體兩極分化，然後裁定這種兩極分化是農民不滿的主要原因。這些群體以極其隨意的方式確定，通常根據黨所確定的配額：根據政治變遷和本地區的位置，每個村被裁定10%～20%的人「享有特權」。然後很容易找到通向救恩的道路。
鼓動者首先將農民分成四組——貧窮、半貧窮、一般和富裕。在這些類別之外的任何人都被定為地主，由此被打上標記。有時，富裕的農民也被添加到地主名單中，因為缺乏明確的區別因素，也因為可以取悅於最貧窮的村民。雖然農村小地主的命運此後被相當明確地做了安排，但在實施上並非一步到位，這在政治上卻更加有效。簡而言之，就是要確保「人民大眾」參與，這樣他們就會害怕共產主義失敗的後果；如果有可能給他們一種錯覺，即他們也有某種自由意志，那麼政府樂意配合他們的決定。毫無疑問，這是一種錯覺，因為幾乎同時，每個地方的過程和結果都是完全相同的，儘管各地區的條件差異巨大。人們現已確切地知道：為了使人產生農民革命是一種自發運動的錯覺，活動分子需要做出何種努力；為了最有效地實現他們的目的，他們如何不斷地需要避免利用他們的基本機制（當然是恐怖）。戰爭期間，許多年輕人寧願逃往日本人占領區，而不願加入PLA。農民通常形成一個冷漠的群體。他們在意識形態上與共產黨的理想相距甚遠，且往往很受地主的束縛，以至於甚至在政府縮減地主農場規模作為土地改革的序幕之後，他們仍繼續暗地裡在這些農場工作。鼓動者們在他們自己當中，根據農民的政治立場，把他們劃為活動分子、普通農民、反動派或地主支持者。然後，他們嘗試將這些類別轉移到實際的社會群體上；其結果是一種弗蘭肯斯坦（Frankenstein）社會學，允許宿怨和私人爭吵重新浮出水面，例如想要擺脫令人苦惱的丈夫。分類可以隨意修改；為了完成土地的再分配，長弓村當局迅速將劃入貧困類別的農民數量從95人改為28人（從240人中）。在共產黨幹部中，平民一般被劃為「工人」，士兵被劃為「貧農」或「中農」，儘管他們實際上出身於較有特權的社會階層。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譯者：言純均，責任編輯：張憲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