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存在的3億人——中國農民工的掙扎與悲歌

作者:山田泰司(日本)譯者:劉格安
上海迪士尼樂園。(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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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過去為了追尋夢想而來到上海的人們,正如雪崩一般大舉遷離上海。

二○一六年六月十六日,上海迪士尼樂園開幕了。開園第一年的遊客人數就達到一千萬人,遠超過目標的百萬人次,業績似乎蒸蒸日上。

另一方面,在接近「夢幻王國」迪士尼樂園開幕的二○一六年春天,發生了一個鮮有人知的現象,一群過去為了追尋夢想而來到上海的人們,正如雪崩一般大舉遷離上海。遷離的人潮多到有的幼稚園甚至因為大量孩童離開上海,面臨經營不下去的危機。

這群人就是在上海從事基層勞動或體力勞動的農民工。失去工作與住處的他們,在上海著實失去容身之地後,歷經了一番艱辛波折,最後如遭驅逐一般離去。他們是一群即使想走也不知往哪走,一群走投無路、進退兩難的人。一群被迫妻離子散的人。

在上海屬於貧富差距社會底層的他們,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其中存在的真相是,在海納百川的廣博胸襟下逐漸膨脹的上海,如今面臨成長極限,終於開始痛苦哀號,把容納不下的地方出身者驅逐出去。

在這個「夢幻王國」成功引來人潮的城市再也看不見夢想的一群人,上海的無情切割蘊藏著急速失去光輝的危機,畢竟這裡向來以「來者不拒」的態度,塑造出其作為一個都市的魅力,並吸引人潮與錢潮的投入。然後上海的這副模樣,在國家憑藉強大經濟實力,企圖以「一帶一路」將勢力擴大至歐洲或非洲,並大手筆買下希臘港口或非洲資源等強勢行徑背後,也與整個中國努力掙扎,連在非洲都試圖創造出國民就業機會的模樣遙相呼應。

在歡慶夢幻王國開幕的上海、在不願再予人夢想的上海,以及再也看不見夢想的人群中,也可以見到拚命扶養四歲女兒的單親媽媽喬女士的身影。

「或許這次真的撐不下去了。」

「剛才房東來趕我離開公寓了,叫我五天後搬出去,或許這次真的撐不下去了。」

我的智慧型手機在二○一六年剛開春不久的三月初旬,收到喬女士在緊要關頭傳來的這封短訊。

「連她也這樣啊。」

回撥電話的同時,我嘴裡喃喃自語著,內心確信「他們周圍正在發生什麼事」。

我所謂的他們,指的是農村出身並從農村地方來到上海工作的人們。長久以來,他們都被統稱為「農民工」,但如今農民工也有了第二代、第三代,其中也有不少第二代以後的人念到大學畢業,進入都市企業工作,成為所謂的白領。

只是目前在整體比例上占壓倒性多數的,還是最初農民工從事的工作,也就是在從「改革開放」進入高度成長的一九八○至九○年代的中國,在都會地區從事因「辛苦、骯髒、危險」而面臨人手不足的建築工地體力勞動、倉庫作業、工廠產線工人、服務業外場、富裕階層或中上階層家中女傭的人。

工作開始減少

上海的家庭女傭工作大約從二○一五年秋天開始減少。喬女士原本的兩家客戶,也是在二○一五年十一月減少為一家。就在她擔心新的一年會面臨什麼狀況時,又遭到房東的驅趕。

我聽聞喬女士被驅趕的消息後,確信「他們之間正在發生什麼事」是有理由的,因為那兩、三個月以來,除了喬女士之外,也有愈來愈多在上海從事基層勞動的地方出身友人說過「我在煩惱房租要提高一倍的事」、「感覺好像快被趕出公寓了」、「我被解雇了」之類的話。

沒有足夠經濟能力為妻子準備婚宴上的婚紗,只好讓她穿優衣庫紅色羽絨外套出席的長順,也是其中一人。來自安徽省農村的他,在高中升學考試落榜後,十五歲就到母親工作的上海,透過親戚的介紹開始在花市工作。他的父親思順和我同為一九六五年出生,今年(二○一七年)五十二歲,母親比父親小兩歲,今年五十歲,兩人都只讀到小學畢業而已。

思順曾經對我說:「雖然我上了六年小學,但最後只讀到三年級而已。」

在現年四十歲以上的中國農村出身者當中,思順的學歷並不算少見的特例。

言歸正傳,十五歲就到花市工作的少年長順,因為受不了工作太辛苦,做了兩星期就辭職回到父親以務農維生的老家。附帶一提,我就是在長順辭去第一份工作,失意地搭車返鄉時,在長程巴士上認識他的。

其後,他三番兩次變換職業與居住地,一會兒在東北遼寧省的瀋陽幫親戚帶孩子,一會兒又到浙江省沿海城市寧波的海鮮餐廳當服務生,然後再度回到上海當髮型設計師,最後在二○一二年,來到上海浦東機場附近的物流倉庫當作業員。雖然薪水視加班程度而定,但平均下來也有四千元(新臺幣一萬七千六百元)。

那一年,他認識了在附近電子設備組裝工廠當作業員,而且同樣來自安徽省農村的十七歲少女,兩人認識之後在隔年的二○一三年結婚,並於同年生下女兒。若加上妻子的薪水,家庭總收入是七千元(新臺幣三萬零八百元)。

我還記得那一陣子,長順曾用稍微多了些自信的表情對我說:

「我在工作中學會操作電腦,薪水也調升了。這是我第一次覺得工作很有意思。」

他說將來想買自己的車,載女兒去兜風,為此必須先考到駕照,於是在二○一五年花了一萬元(新臺幣四萬四千元)考到汽車駕照。他成為一個孩子的父親,工作上也愈來愈得心應手。

從十五歲出社會起算已經第九年了,到二○一五年年中為止的兩年多期間,也就是二十二歲到二十四歲階段的長順,出社會以來第一次感覺生活充實,並過著可以描繪未來夢想的生活。

世博與迪士尼的美夢

擔任家庭女傭的喬女士雖然從成為單親媽媽開始,就過著相當辛苦的生活,但從擔任商場銷售員的二○○八年開始,到大約二○一○年為止的那幾年,每天都過得相當充實……

出社會八年多來每天為眼前生活忙得不可開交的喬女士,第一次對自己的將來感到樂觀的那一年,就是北京舉辦中國第一場奧運的二○○八年。兩年後的二○一○年則是舉辦上海世博。然後華特迪士尼公司也在這一年,與中方正式簽訂建設上海迪士尼樂園的合約。

長順的父母那一代人,也就是出生於一九六○年代中期到一九七○年代中期的第一代農民工,大約從一九九○年前後開始離開故鄉,前往北京、廣州、上海等大都會。然後大約從二○○五年開始,喬女士、長順等第二代農民工開始往上海聚集。世博和迪士尼樂園所創造出來的需求,將他們吸引到上海,支撐著他們的美夢。

然而到了二○一五年,這些動向卻開始變調。在中國經濟減速的同時,上海市中心的都更也暫緩下來,於是我愈來愈常聽到在建築工地從事體力勞動的農民工朋友抱怨說:「最近工作減少了,害我閒得發慌。」

此外,由於都更開始減少,因此以往靠著收集拆除現場廢材料或廢棄物維持生計的農民工,也面臨可回收品項驟減,不得不改行換業的狀況,或是在找不到新工作的情況下,因為無法維生只好離開上海的人也大幅增加了。除此之外,在接近年底的時候,我也開始從家庭女傭口中聽見工作減少的哀號聲。◇

——節錄自《不存在的3億人》/ 聯經出版公司

(〈文苑〉)

責任編輯:李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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