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群:為中共唱讚歌的黃炎培一家9人挨整

王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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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0年06月06日訊】1945年7月4日,在延安考察的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對毛澤東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

毛澤東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黃炎培為中共唱讚歌

黃炎培從延安回重慶後,興奮異常,閉門謝客,仔細回憶在延安的所見所聞,寫出了轟動一時的《延安歸來》,將他與毛澤東的對話記錄在案,並表示,延安「距離我的理想相當近」。這本書從延安觀感、延安人物印象、延安政治作風、延安會談情形等多個層面對中共大唱讚歌。

延安之行成為黃炎培最終選擇投奔中共的重要轉折點。1949年10月1日中共奪取政權後,黃炎培打破「不為官吏」的立身準則,欣然從政,曾任中共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

毛澤東承諾的「民主」、「監督」都沒了

20世紀50年代初,中共內務部一次部務會議上,首任部長謝覺哉做報告時,引用了黃炎培在延安跟毛澤東談「周期率」以及毛澤東關於「民主」、「監督」的說法,提出了「民主監政」的口號。這番話卻引來聽眾席上南方某省內務廳長的質問:「我們提民主監政是針對國民黨反動政權的,難道我們共產黨的人民民主政權還需要監督嗎?這樣監督來監督去,不是要監督到毛主席頭上了嗎?」

一連串提問完全符合當時中共的邏輯,卻令謝覺哉猝不及防,想解釋,卻解釋不清。事情到此還沒有完,中共最高層一位領導得知後,完全支持這位廳長的意見,批評了謝覺哉,且明令以後不准再在黨內黨外引用黃炎培與毛澤東關於「周期率」的對話。

中共建政後,毛澤東一直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不斷發動整人的政治運動。有人統計,從1949年到1976年毛去世,全國性的政治運動有70多次。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咨講:「(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曾經說過,中國在文化革命中兩億人被批判、鬥爭、牽連,所以幾乎家家戶戶都有人受到過不公正對待和迫害。那麼在文化革命以前呢,從流血土改,到清匪反霸,到鎮壓反革命,到三反五反,到批判俞平伯啊,胡風啊,再到反冒進,到社會主義改造,反右派,大躍進,在中國幾乎所有有知識的、有教養的、有文化的、有頭腦的、有不同意見的,幾乎沒有人能逃過這一場接一場的運動。」「整個中國呈現的是一種用野蠻代替文明,用落後代替先進,用無知代替有知,這樣歷史性的倒退。」

黃炎培一家9人挨整

黃炎培與結髮妻子王糾思生育的9個孩子中,4個兒子曾出國留學,長子黃方剛,是哲學家,留學美國卡爾登大學;次子黃競武,留學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碩士;三子黃萬里,留學美國康乃爾大學,著名水利學家;四子黃大能,留學英國,著名水泥混凝土技術專家。長子和次子1949年前就去世了。黃炎培和後妻姚維鈞育有兩男兩女。

1957年,毛澤東發動反右運動,先是鼓動黨外人士和知識分子給中共提意見,幫黨整風,承諾「言者無罪」,實際是「引蛇出洞」。等「蛇」都出洞後,毛立即將給中共提意見的人統統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

黃家除黃炎培外,三子黃萬里,被清華大學打成右派,四子黃大能、五子黃必信、長女黃路、四女黃素回及其丈夫、二女黃小同的長子,都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全家出了7個右派,黃小同因篤信基督被內定為反革命。

黃萬里被打成右派23年

黃萬里1934年赴美留學,1935年獲康奈爾大學碩士學位,1937年獲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工程博士學位,成為該校第一個來自中國的工程博士。後受聘為田納西流域治理工程專區諾利斯壩公務員。他曾駕車4萬5千英里,考察美國各大水利工程。

1945年,黃萬里任中華民國水利部工程師。1947至1949,任甘肅省水利局長兼總工程師,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1949年9月到瀋陽,任東北水利總局顧問。1950年6月到唐山交通大學任教。1953年調清華大學任教。

1955年4月,黃河三門峽大壩工程動工。同月,中共水利部召集70多名學者就已開工的三門峽水利規劃方案進行討論。黃萬里是唯一反對建三門峽水庫的人,但是,他的正確意見沒被採納。三門峽水庫1960年9月建成,從第二年起,潼關以上黃河、渭河大淤成災,致使兩岸倒塌農田80萬畝,一個縣城被迫遷走,4萬農民被遷往寧夏缺水高地。到1966年,庫內淤積泥沙已達34億立方米,三門峽水庫已成死庫,不得不在壩底炸開幾個大孔沖刷泥沙。

此後,黃萬里提出,千萬不要將江底6個泄水洞堵死。但在施工時,6個泄水洞還是被堵死。最後,這6個洞不得不以每個洞1000萬元的代價重新打開。

1957年6月19日,黃萬里在清華大學校刊發表散文《花叢小語》。他以三門峽水庫設計方案等為例,指出:人民對政府工作的監督及政府決策的民主化很有必要。這篇文章卻被毛澤東批示「這是什麼話?」,並在《人民日報》以「什麼話」為標題發表。「什麼話」也被作為以後《人民日報》刊登供批判的右派文章的專欄題目。

毛澤東發話後,黃萬里立即被清華大學打成右派,剝奪教書、科研、發表文章的權利,他的子女升學也受影響。他被下放工地勞動,接受各種侮辱人格的批判,被迫上交一份份違心的檢討。文革中,黃萬里被驅趕到校園勞動、受鞭打至出血、被剃成陰陽頭,他的家也被抄數次,一些頗有價值的字畫、文稿、照片被撕為碎片。不久,被趕出家門,三代同堂住進清華園最簡陋的集體宿舍。他的工資被扣,每月只發20元生活費。1969年,他被下放江西鄱陽湖勞動,1974年被揪回清華大學批鬥。直到1980年,才獲平反。

黃大能被打成右派22年

黃大能1950年7月從大連調到北京後,先在重工業部華北窯業公司研究所任室主任,之後,調建築材料工業部綜合研究所任室主任,1956年7月起,任建築材料工業部水泥研究院副院長。

1957年7月1日,民盟北京市委在北京西單的長安大戲院召開「反右」動員大會。主持人是民盟北京市委主任委員、北京市副市長吳晗。黃大能當時很平靜,壓根兒沒有想到反右和自己有什麼關係,因為他在單位一直是先進分子,正積極向黨組織靠攏,準備加入中共。

吳晗站在主席台上開始發言,他宣布了民盟內部「羅隆基反黨集團」名單,上了名單的人就是右派,很快,幾位黃大能很熟悉的人被讀了出來:「費孝通、曾紹倫、潘光旦、浦熙修……」讀完後,吳晗轉身準備回到自己的座位。突然,吳晗又轉過身,對著話筒大聲說:「還有一個——黃大能。」黃大能一下子愣住了:入黨積極分子怎麼也成了右派?

黃必信家破人亡

黃家7個右派中,遭遇最慘的不是黃萬里,也不是黃大能,而是黃炎培的第五個兒子黃必信。1949年,黃大能帶弟弟黃必信從上海到東北參加革命。黃大能調北京後,黃必信留在大連工學院當老師,主講電工學。

黃必信性格內向,為人樸實,沉默寡言。教書之外,閒來無事時,喜歡用蘇州評彈演唱李商隱的詩《無題》:「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為探看。」其他人聽不懂他唱的是什麼,他卻邊彈邊唱,自得其樂。然而,這麼一個散淡平和的人,也被打成「右派」。

文革開始後,老實巴交的黃必信再遭衝擊,造反派輪番上陣,對他審訊、逼問,他實在受不了,1966年6月14日,在家中上吊自殺。不久,他14歲的小女兒黃可清失蹤,從此人間蒸發。接連喪夫失女,黃必信的妻子余啟運痛不欲生,但是,造反派沒放過她,仍對她進行關押、毒打。1968年6月15日,余啟運自殺身亡。

黃炎培妻子自殺

黃炎培幸虧在文革爆發前去世,否則,如果活到文革,肯定在劫難逃。他的夫人姚維鈞,出身書香門第,能詩善文,是黃炎培的賢內助。她倒是活到了文革,卻在文革中成了黃炎培的替罪羊,遭到毒打與侮辱,1968年年1月20日,服安眠藥自殺。

結語

黃炎培是現代著名教育家,曾加入孫中山創辦的中國同盟會,是中華職業教育社、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中國民主建國會的主要發起人之一。1921年被中華民國任命為教育總長(部長)而不肯就職。

黃炎培無疑是一個名人、學者、專家,曾經有「不做官」、「不斂財」的美譽,但是,在1949年前中國社會大動盪的年月裡,黃炎培也像許多其他名人、學者、專家一樣,對中共的宣傳缺乏深刻的洞見,對中共的行動只看到表面現象,最後選擇投奔中共,其結果是,妻子、第五個兒子、兒媳被中共整死,對黃河三門峽工程和長江三峽工程有精闢見解的三子黃萬里,一生懷才不遇,長期挨中共的整。有關民主、監督的期盼至今天仍是一個夢。

直到去世,黃炎培也沒弄明白其家庭悲劇的根源。2004年11月,大紀元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將謎底揭開:中共是一個反天、反地、反人類、反神佛的邪黨。「假、惡、斗」才是中共的本質。據此觀察中共99年的歷史,可以一通百通。

今天,中共已經走到了「中國共產黨亡」的最後階段。但是,中共71年的洗腦宣傳對許多人毒害極深。或許黃炎培一家9人挨整的遭遇,能夠帶來一些啟迪。

責任編輯:高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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