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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加成熟的選舉民主

罷免韓國瑜對台灣民主的意義

文:倪世傑(中研院博士後研究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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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0年06月06日訊】這一次罷免高雄市長韓國瑜,確實是創下了台灣民主的新里程碑,選舉罷免是人民的權利,而人民通過一切合乎選罷法規範的方式,展現了收回(或是回收)地方行政首長的權力,即便罷免選舉當天出現一些選舉現場工作人員以及民眾攝影等違反投票自由權利行使的瑕疵,但高雄民眾進行了一場平和的、按照行政程序進行,有理有節的罷免活動,這是台灣選舉式民主的成熟表現。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學者倪世傑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學者倪世傑。(倪世傑提供)

繼續鞏固中的台灣公民國族主義

從長期來看,台灣的選舉民主絕對有助於凝聚台灣人的共同體意識,這個意識本身在內容上是不斷豐富化的,陳時中總指揮官以及中央行政團隊面對新冠病毒疫情展現的高行政效率、可問責性以及通過每日下午兩點的記者會展現的透明度同樣促進了一種「公共衛生制度型國族主義」,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延續並鞏固了2020年總統大選中的「亡國感」意識。然而,還是出現一些值得商榷的空間,尤其是在罷免前一週,將韓市長比做「病毒」這件事就相當值得討論。像是高雄市政府前行政暨國際處長陳瓊華女士,在媒體上公開將持不同政治意見者比做危害健康的病毒,其在某種「除之後快」的態度所顯示的是極度缺乏自由民主政治中所急欲需要的政治寬容精神,而政治寬容恰恰必須也應該是台灣民主體制的核心精神,更是台北不同於北京最為突出之處,就是對政治異見者的寬容。

江啟臣的難題

國民黨黨主席江啟臣面對的難題真的非同小可。就黨政而言,江主席面對的是吳敦義主席留下的爛攤子,為什麼吳主席任內會提名一個立馬拋棄高雄市的市長出來選總統?為什麼吳主席會提名一個政見瞞天過海不著邊際且屢屢跳票的候選人出馬競選市長?這直接挑戰的是國民黨內部的政治甄補過程是如何挫傷了台灣民眾對這個百年大黨的政治信心?

再者,就兩岸關係的大方向以及國民黨的「定位」來看,江主席接下的是自連主席、馬總統兼主席到吳主席以來的黨定位:一個以同時連結美、中利益以自我定位的政黨,姑且不論2014年太陽花運動對國民黨立場帶來的傷害,韓國瑜市長與北京之間看似不足為外人道的關係更從「貨出去、人進來、高雄發大財」的顯性資產變成不良信貸。江主席要如何重新界定國民黨這個百年老店在美中新冷戰以及在台灣政局中的位置?成為江主席任內最大的轉型挑戰,這挑戰的意義還要更甚於今年9月的高雄市長補選:可以輸掉一場戰鬥,但又要如何反敗為勝,在三年半後贏得一場戰役,甚至一場戰爭?

為什麼柯文哲市長害怕罷免?

台北市長柯文哲日前在台北市議會表示,若罷免只要25%就會通過,這樣很危險,想一想很可怕。「因為只要四分之一反對,你就掛了,這應該要檢討。」真的是這樣嗎?罷免投票比選舉投票更為困難之處,在於這是一種更為單一屬性,更為孤立的政治動員過程,而且,主要潛在得利的政黨,以這一次的民進黨為例,在罷免選舉前的一週,在蔡英文總統兼黨主席的號召下,才開始進行政治動員,可見,繁瑣的罷免兩階段連署在極大的程度上是依賴於民間力量的推動,而包括基進黨與時代力量這兩個小黨在內的民間力量,無論在行政資源還是放送管道上,都不足以與主流政黨以及掌握行政資源的政府相比較,從民間推動罷免本身就是一個具有某種唐吉軻德精神的政治行動,成功機率真的很低。而民眾可以思考的是,為什麼在罷免行動如此困難的前提下,柯文哲市長會「害怕」台灣當前的罷免制度?

對兩岸關係的發展的影響

基本上,這一次罷免投票與兩岸關係的關係基本上並不構成顯著的影響,其主要原因如下:

如同中國人民解放軍退役少將喬良於日前所說的,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發展的一個結果,當前的兩岸關係,如同Lowell Dittmer教授於1980年代的戰略三角理論所揭示的,台灣的狀態取決於華府與北京的關係,當前的狀況顯然是美中交惡,在這種情況下,華府需要台北制衡北京,而當前的執政黨民進黨政府,採取親美反中的政策,在這個美中新冷戰的國際大脈絡下,台灣一個直轄市的市長被罷免於否,其實並不影響,更不可能撼動這個美中新冷戰的國際大格局。

責任編輯:王愉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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