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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擔心被消失」 澳記者講述逃離中國經歷

《澳洲金融評論報》記者史密斯(Michael Smith)自述了逃離中國的內幕。圖為一名中共哨兵於2020年7月9日站在澳大利亞駐北京大使館的入口處、做出禁止入內的手勢。(NICOLAS ASFOURI/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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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0年09月09日訊】【编者按】澳洲僅剩的兩名駐華記者上週遭警察約談並被禁止出境,二人躲進澳洲使館尋求庇護,後在外交官的斡旋下才得以安全脫身。緊急撤離後他們於9月8日早晨安全抵達悉尼。《澳洲金融評論報》記者史密斯(Michael Smith)自述了事件經過。以下為悉尼記者站對史密斯故事的編譯。

當中共的情報、安全和祕密警察機構官員敲響我的門時,已是午夜過後了。

沉重的擊門聲把我從熟睡中驚醒。我急忙跑下樓,以為一定是朋友或鄰居遇到了麻煩。

相反,六名來自國家安全部門穿著制服的警官和一名翻譯擠在我房門的前廊上。最前面的那個人給我看了他的證件,問了我的名字並要求進門。

他們將我帶到我的休息室,在那裡我穿著睡褲坐在沙發上,周圍是這些不受歡迎的來客。一位官員用一台大型攝像機給我拍攝了照片,聚光燈的光刺激著我的眼睛,看起來更像家庭演播室。

雖然我無法記得(他們)用中文讀出,然後機械地翻譯成英文的三頁陳述中的每個詞,但總體的意思是說,我是一個案件的受關注者,而我將不被允許離開中國,直到我回答了調查中的有關問題。

隨著他們的半夜造訪,我經歷了四天「過山車」似的體驗。

根據澳洲外交部的建議,我原本已決定儘快離開中國,這情況是由澳籍(中國)記者成蕾在北京被拘留引發的。我已經打包好了行李,本打算第二天晚上乘飛機回悉尼。

事實證明,澳洲政府的建議是正確的。當警官在宣讀那份概述中共國家安全法的文件時,我不知道我是否會像成女士一樣, 「消失」在中國一個臭名昭著的黑監獄中。

10分鐘的表演結束後,那個警官要了我的電話號碼,並告訴我簽署他們剛剛宣讀的聲明。我還必須用指紋確認我的簽名。

他們突然轉身離開了我的房間。我不會被拖到拘留所,我放下了心。我跟隨他們走到屋子外面並要求澄清,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你們想要什麼?我可以得到那些文件的副本嗎?但是,我的要求被粗暴地拒絕了,他們消失在暗夜中。鄰居家的長者看到了這一幕,他們看上去很害怕。

如同間諜電影中的場景

歡迎來到習近平治下的中國生活。即使你沒有涉嫌犯罪,當局仍可以在半夜闖入你的家中,恐嚇並騷擾你。這是一個被強迫上電視自白,並且有六個月或更長時間的監禁,然後才可以接觸律師的國家。

這次的事件有兩點驚人之處。首先,儘管外國記者經常被驅逐出中國,但這是第一次被禁止離開中國。

其次,此次事件是有安排的,同樣的造訪也發生在澳洲廣播公司駐中國記者伯特斯(Bill Birtles)在北京的公寓,七個人也出現在他家門口。

當時我們是澳洲媒體僅有的兩名在中國工作的記者。此舉顯然是具政治性的。

我們都通報了澳洲駐北京大使館。

毫不奇怪,那天晚上我幾乎沒睡。

第二天早上,我去了距我家五分鐘車程的澳洲駐上海領事館辦公室。伯特斯被護送到澳洲大使館。

我是乘坐帶黑色牌照的領事麵包車回家的,該牌照可以提供某種程度的外交豁免權,例如,如果中共安全官員想要把我從車上拽下來。

當麵包車駛入我居住和工作的居所的狹窄車道時,就像是一部間諜電影的場景。我被告知,為了我的安全我要留在車裡,一位外交官急跑進房裡取我的行李,所幸前一天晚上行李已經都收拾好了。

當我們在等待汽車發動機運轉時,一個戴著口罩的可疑男子在車道上走來走去,假裝在打電話,他顯然在關注著我們。

陪同我的領館工作人員震驚而困惑地看著這情景。當我們的車啟動離開時,我從後車窗向他們揮手致意,因為這可能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們,做這樣的道別。

接下來的五天,我在一個安全的地方度過,上海領事館工作人員竭盡所能讓我感到舒適。在這後面顯然有正在進行的工作,但我尚不清楚是否會取得任何進展。

我諮詢了律師,我擔心我什麼時候應該告訴父母。由於必須絕對保密,因此我只能告訴少數人我的處境,以防新聞洩漏和使我們的處境更加複雜。

多年來我曾抱怨過澳洲外交部的一些祕密行動,我現在意識到為了保護自身的安全,不透露這條新聞給其他記者是很必要的。

 

第二幕戲劇場景

幾天后事情有了突破,澳洲外交部和中共國家安全部就一項安排達成了協議。這意味著比特斯和我本人可以在我們接受問訊的前題條件下離開中國。這是一個冒險的舉動,因為它要求我們信任中共當局,但令我們感到些許安慰的是,這項承諾來自很高層,此外也別無選擇。

我的問訊於9月7日下午在嘉里飯店31樓進行,這是上海浦東新區一棟不起眼的高層酒店。澳洲領事館官員陪同我去,但他並未被允許參加會議。

此前凌晨造訪過我的兩個「朋友」在休息室與我會面,將我帶到有另外兩名警察的房間。當我走在昏暗的走廊上時,一個念頭很快閃出:我是否能出來。

但是,一小時的問訊沒什麼大不了的。他們禮貌地問我關於我待在中國期間所報導的事件類型,與誰交談過以及與其他記者的關係等問題。他們問我是否認識成女士。鑑於我和成女士從未講過話,我的信息一定很令人失望。

當這第二齣戲結束後,我可以自由地離開了。

通往自由之路的最後衝刺是一位領事陪同我前往機場,在那裡我遇到了伯特斯和一群澳洲外交官。限制我們離開中國的禁令一直沒有取消,直到對我的問訊結束,離航班起飛只剩幾個小時,中方才取消禁令。

關鍵時刻是清關。

我聽到的最美妙的聲音是海關官員敲下公章的聲音。領事人員一直陪同我們到登機口。

儘管飛機升空時我感到欣慰,但在中國工作的近三年時間卻留下一個令人失望的結尾。我沒有機會告別我的朋友,以及完成我一直在努力的故事,也沒有核對過不斷增加的遊覽地點的清單。

另一個恐嚇演習?

過去一週發生的事件是問題多於答案。

我們仍然不知道為什麼中共當局拘留了成女士,或者為什麼他們對兩名澳洲記者採取了前所未有的行動。

通常,中國的記者成為目標是因為他們寫了一個令共產黨頭痛的故事。

有說法認為,這只是北京試圖威嚇澳洲政府的另一種做法。

這也是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澳洲首次在中國沒有了通訊社。如果你不在這個國度,那麼對這裡就很難理解。中國還驅逐了許多美國記者,這對中國是有害的。

當我的航班於9月8日早上降落在陽光明媚的悉尼海港時,我由衷地感到這座城市前所未有地棒。

責任編輯:劉頌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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