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1年02月22日訊】上世紀有一段時間，社會主義聽起來彷彿旭日東升、一派興旺。這期間，蘇共中央每次開會，斯大林必有重要演講、作最高指示。斯大林每次演講，會場內必有掌聲，而且掌聲之熱烈，令每個與會者終生不忘。據記載，每次都是「掌聲雷動、經久不息」。這「經久不息」，究竟經歷多久不息？告訴你，掌聲通常總要歷時15分鐘左右，有時甚至達半小時。每當此時，只有斯大林親自揮揮手，表示「可以啦！可以啦！」，掌聲才漸漸停息。
蘇共大會的掌聲熱烈，我早有所聞，只是無法理解，究竟是何緣故使每個與會者如痴如狂，鼓掌如同癔病發作，一「鼓」而不可收？斯大林的演講，究竟有怎樣神奇的魔力？直至上世紀90年代，隨著博弈論的傳入，我才漸漸悟出其中玄機。博弈論的一個重要模型是「囚徒困境」，對於解讀蘇共大會上雷鳴般的掌聲，具有醍醐灌頂的啟迪。模型假設兩名有搶竊嫌疑的囚徒被抓捕，要想逃脫刑罰，二囚徒的最優選擇是合作——一致拒絕坦白，此時法院因查無實據，不得不拘押一段時間放人。但檢察官可輕易洞察囚徒的合作，故先將二囚徒分隔，這使得二囚徒與檢察官之間的博弈，變成二囚徒之間的博弈，當然是非合作博弈。也就是說到了這一步，如果囚徒A坦白，B拒絕坦白，則A可獲釋，B獲刑10年，反之則反是。如果A、B雙雙坦白，則二囚徒各獲刑5年。
問題在於，當A在「拒絕坦白」與「坦白」之間作選擇的時候，心裡盯著B的可能選擇。在A看來，如果我「拒絕坦白」，而B為早日獲釋選擇「坦白」，那麼我將面臨10年的牢獄之災。為避免這個最倒楣的下場，「坦白」成了A的最優選擇。當然，無論A還是B，「坦白」都是各自的最優選擇，其中關鍵就是「心裡盯著」對方。再回到蘇共大會的掌聲中來，當掌聲雷動的時候，所有與會者其實都不希望掌聲長時間連續。然而所有與會者在「停止鼓掌」與「繼續鼓掌」的選擇中，都會「心裡盯著」其他與會者。這使得第一個「停止鼓掌者」，必定成為眾人注意的目標。於是在一個公開的場合，在聆聽斯大林演講的時候，沒人願意成為第一個「停止鼓掌者」。說不定在某一天，這第一個「停止鼓掌者」就成了反黨集團首領。所有與會者，只願意看到別人成為第一個或者第一批「停止鼓掌者」，結果就是「繼續鼓掌」成了所有人共同的選擇。
這與「囚徒困境」中，A與B相互「心裡盯著」，最終雙方不得不共同選擇「坦白」的道理一樣。區別在於，這二人相互間的「心裡盯著」，到了蘇共大會上，變成許多人相互間的「心裡盯著」。或者說，蘇共大會成了許多人被鎖定在內的「囚徒困境」，沒人能逃離這群體的「囚徒困境」。
群體的「囚徒困境」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從上世紀40年代初CCP（中共）的延安整風起，知識群體就已被鎖定在「囚徒困境」內。曾經信奉馬克思主義的王實味，因對抗戰時期延安小朝廷的特供製度頗有微詞，撰文指責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及「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奢華夜生活，並獲得廣泛的支持，也惹起毛澤東的震怒，隨之發起對王實味的圍剿。毛的號令形成強勁的鬥爭風暴，中央研究院及中共各機關大批曾經支持、贊同王實味的人們，轉眼之間即陷入「囚徒困境」——所有曾對王實味抱支持態度的人們，都突然變得義憤填膺，表示與王勢不兩立；所有的人都「心裡盯著」其他人；所有的人在反擊王實味的運動中，都迫不及待地顯示自己「立場穩定」，唯恐落後，沒人能逃離「囚徒困境」。
12年後的1954年，胡風因文藝思想罪被捕入獄，一場對知識界的大清洗隨之展開。受株連的「胡風集團」成員達2000餘人，文化界整體被鎖定在「囚徒困境」內。文化精英們人人慷慨激昂、義正辭嚴地加入對「胡風集團」的揭發與批判。與胡風曾有深交的夏衍，轉眼之間即對胡風痛下殺手，欲置胡於死地而後快。對胡風口誅筆伐毫不留情的落井下石者群體中，竟還包括許多品行上乘的名流，說出來至今令人心驚，其中有林巧稚、梅蘭芳、程硯秋、馬世聰、豐子愷、葉聖陶、田漢、曹禺、謝冰心……。一旦陷入「囚徒困境」，完全由不得你自己，所有的人都「心裡盯著」其他的人。顯然，一個拒絕「囚徒困境」的人，一個拒絕落井下石的人，也終將因「立場問題」被別人投入井內，再遭別人落井下石。這是一個可怕的「囚徒困境」，也是一個民族最大的悲哀。
前年有網文「人格思考：恩施蒙難，76名院士無一人仗義執言」流傳，文章為物理學泰斗葉企孫先生鳴不平，指責76名院士喪失人格。其實只要換一角度，可發見這76名院士都已陷入「囚徒困境」。葉先生人品學問俱優，當年引領清華大學理學院，使那時清華大學理科足以與世界一流大學的理科並駕齊驅。他的學生中有院士76名，兩彈一星功臣20餘名，還包括諾獎得主楊振寧、李政道。抗戰時期葉先生的一名學生投身戰場，在呂正操部隊製作炸彈、地雷，只因掌握科學知識、懂外語，如鶴立雞群，遭CCP懷疑為特務，最後竟被活活打死。葉先生因此受株連，乃至被投入牢獄。後雖釋放，終被視為異端。
當葉先生貧病加身、饑寒交迫，時時流落街頭，淪為乞討求生的時候，76名院士群體，他們作為葉先生當年的弟子，也許並非完全無動於衷。他們在事業上的成功，離不開恩師的悉心教誨，大概也不至於忘記。但他們企圖仗義執言或伸出援手的時候，都明白自己若選擇仗義執言，不僅難見成效，而且下場是自己的事業前途難測，家人也隨之遭殃；其他人選擇裝聾作啞、明哲保身，卻能平安無事。每一名院士在作出選擇之前，都「心裡盯著」其他院士——當他成為第一名仗義執言者，他不僅成為其他院士關注的目標，也成為CCP高層注意的目標。於是所有院士都身陷「囚徒困境」。這與標準「囚徒困境」模型中，二囚徒明知共同選擇「拒絕坦白」才是最優策略，但還是不約而同選擇「坦白」的道理，完全相同。
其實區別還是有的。標準的「囚徒困境」，是人類社會的自然現象，但在共產制度下，無論是蘇共大會的「囚徒困境」，還是本國自延安整風以來，文化界曠日持久的「囚徒困境」，就不僅是自然現象，更是一種「陽謀」的結果。
嗚呼！誰能逃離「囚徒困境」？
責任編輯：高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