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言真語】專訪系列

移美港人:目睹香港法治崩壞 不適合小孩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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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1年09月09日訊】(大紀元記者林慧真、梁珍香港報導)「港區國安法」導致移民潮,亦衝擊了學界。根據教育局的統計數字,去年10月中到今年7月底,全港公營中小學學額空缺新增14,198個,其中僅6月底到7月底即增加6,199個。前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早前預期,暑假結束後,9月開學時學額空缺會更多。

今年5月攜兒子移民美國洛杉磯的港人Mina,曾在反送中運動中積極參與遊行集會,並與兒子在一次唱聖詩活動中遭催淚彈襲擊,目睹了許多香港法治衰敗的事實。她接受本報《珍言真語》節目採訪時,談了她兩年多來的經歷和思想變化,以及因看不到香港的出路和擔心兒子成長而決定離港。「我真是沒想過回去。」幾年間太多令人心碎的事,也讓她清醒的看到「共產黨真的是不可以相信的,真是魔鬼來的。」而香港這個家對她來說,已經是大陸的地方了。

2019年反送中 心情從積極到低落

Mina記得,反送中運動剛剛開始的時候,她還有心情去上興趣班。到了週六、日一定會有遊行,「我叫我先生帶著兒子去,我上完課之後與他們會合。」兒子那時只有14歲,但是很投入,「凡是星期六、日他一定會去的。還有他有很多紙牌,自製的那些,寫滿了標語,我也會幫一下忙。」

直到2019年9月,發生15歲的陳彥霖浮屍案,疑是中共黑手殺人恐嚇抗爭者,令她情緒變得很低落、抑鬱,「她是個女孩被人全裸,我難過到好像是自己的親人遭受這樣的不幸。」

她直言,以往香港發生過很多次政治運動,比如反國教、占中、魚蛋革命等,每次社會上都有很多動盪,但最終都可以局部的解決,「因為政府(過去)會在某個程度上願意做一些讓步,也可以平一些民憤。所以這次剛開始的時候是沒有想過這麼不可收拾的。」

平安夜唱聖詩遭催淚彈襲擊 被兒子救出

令Mina印象最深刻的是2019年平安夜,她一家三口與「快必」等一群市民在尖沙咀集合,參與「和理非」的遊行。「那個時候是很緊張的,滿街都看到警察,到處搜查,每一個都背著真槍實彈。」不過她覺得,大家只是在幾個站停留,聽牧師講一下聖經、唱一下詩歌,沒什麼不可以的。

最後當他們要離開尖沙咀警署的時候,警方無端端對著人群「砰砰砰」突然發射催淚彈和橡膠子彈。

「他們也有說,什麼再不散開就要怎麼樣,你們現在觸犯了什麼。但是我們根本就沒有做任何東西,只是在那裡唱聖歌、唱詩歌,也有唱聖誕的歌曲應一下節日。想不到一轉身就用橡膠和催淚彈射我們。」

她猶記得當日與兒子在催淚彈中逃離的驚險場面,那天警察連續射了很多發,忽然間整條街都是烟霧,而他們身上都沒有防護裝備,慌亂中她跟先生失散了,身邊只有兒子,只聽到不斷的「砰砰砰」聲音。「他小孩走得快,我看著那些催淚彈射向他的腳後跟有3彈,如果我的兒子走得慢的話,其實是射中他的。」

「我因為怕跟他失散,就大聲叫他,我叫他的時候吸了那口煙霧,其實我是喘不上氣的,還有是想暈。」她差不多要倒下的時候,兒子回頭扶上她,兩人一起衝了出去。

「出去之後,那些救護人員就走過來,給我一些藥水洗眼、叫我漱口,我太緊張,將那些水喝到了肚子裡。」她說,「其實那個時候是很害怕,也是一個很難忘的經歷。」

之後她還是繼續上街,「但是不久武漢肺炎疫情爆發了,(外面)就好像靜了下來。」

西灣河槍擊事件聽到槍聲

「我住的地方其實很近西灣河警署,西灣河在2019年發生過槍擊案,其實那天早上我也聽到了槍聲。」

她回憶,那天早上她送兒子上學,陪他等校巴,聽到了槍聲,接著很吵,「我先生也聽到了,就告訴我那裡發生了槍擊,開槍了。」「我走過去的時候已經被人封鎖了,警察不給接近,我只看到一群人圍著在那裡,要遠遠地看。可能在處理,傷者應該抬上了救護車了。」

她感到非常不開心,「覺得怎麼會搞成這樣,這麼恐怖?怎麽可以開槍?」

兒子在維園經過 險被警察截查

2020年新年,Mina與兒子、先生一起出去買花,看到維園附近有很多警察和鐵馬,兒子走在她跟先生前面,離她們幾步遠,左右兩邊都是警察,「走著走著,警察走到我兒子身邊。我即刻衝過去抱著我的兒子。」「我就想給他們知道,他是跟媽媽出來的,我們是來買年花的,你不要搞我兒子。」她當時感到非常緊張,認為若兒子是單獨去維園,就很可能會被警察抓走。

她認為,隨處可見的警察讓她在香港生活真的感到很害怕,以前搭地鐵不會看到有警察三三兩兩站在那裡,揮手叫市民過來查身分證,但是這場運動期間,她住的地方卻經常這樣。

耳聞目睹了太多,她覺得香港已經不適合小朋友成長和生活,「他以前上學我都會讓他自己坐車的,他有校巴的,不過都要轉地鐵轉巴士。但是後期我已經是要跟著出入,我怕他上學以後,未必可以安全回到家,所以我就要等他。」

香港政府與司法漸漸崩壞

2020年「港版國安法」實施後,Mina更看不到香港的出路,而是感到香港政府與司法的真正崩塌,「對我們市民沒有了保障,你以前如果有什麼事,有一個健全的法律體制,你可以得到一些公平的審訊,但是現在沒有了這個,就是隨便它說。」

「我很小從大陸去香港的,我祖母是印尼華僑,她在50年代的時候,響應毛澤東的『建設新中國』,被人騙了回去,結果爸爸媽媽都是受到迫害的。我們70年代來了香港,我那個時候很小,10歲左右,去香港讀書,在香港成長。」

她感歎,自己成長的年代是香港最美好、最漂亮的,欣欣向榮,「在英治下的香港,人們只要能工作,就一定是可以安居樂業的。而且治安都是很好,那個時候,那些警察在世界上都算是一流的。」

她認識到,中共的「50年不變」也是騙人的,香港主權移交中共之後,一夜之間沒有太大的變化,但慢慢一切都變了,「我印象比較深刻的就是2012年(政府欲)推行那個『國教』,梁振英上台之後終於搞到教育了。教育很重要,因為可以影響幾代人,現在你看到大陸很多小粉紅,就是教育教出來的。」

移民與先生分歧 仍攜子移美

在移民問題上,她與先生產生了分歧。「我先生他是不跟我出來的,因為他覺得香港有一份工作,他認為你又不是政治人物,做好一份工作有一份收入就可以了。」「但是他不明白,政治與我們小市民其實在生活上是息息相關的,你不搞政治,但是政治會找上你,就好像現在反送中,影響了香港每一個人。」

她惆悵於先生不出來,但擔心小朋友的成長和教育,還是帶兒子來到了海外,「說真的,現在的生活都不是想自己的了,就是想下一代了,我的兒子還有那麼多年的書要讀,還有幾十年的人生要過。」

在海外感到責任更重 會更加為香港發聲

來到了自由國家,Mina並沒有慶幸,而是感到自己責任重了,很想去多做一些事情。她經常問自己,在香港已經什麼都做不了,如果出來也這樣的話,那出來幹什麼呢?「他們不能講,那你出來了你還不講嗎?你更加要代他們把他們那份也講了。」

尤其是當她想起香港那幫年輕人,就會很難過,覺得他們為香港付出得太多,「逝者已經走了的或者現在正在坐牢的,其實他們也是我心裡面的一些心頭肉,因為很小,而且每個人的遭遇都很令人難過。」

她強調,沒有香港人想遺棄自己成長的家,需要一大班香港的有心人去重建香港。「我希望如果他們選擇留下的,真的要撐住,我們海外不論在哪個國家,這一幫手足不會忘記你們,我們每一天都在不同的社交媒體一直關注著香港,在這裡可以做的,我們都會200%地去做。」@

責任編輯: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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