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罪行錄之七十七:飢餓的北京

整理:袁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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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2年05月22日訊】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共一手製造了遍及全中國的大饑荒。在這場饑荒中,不僅農民普遍挨餓,飢餓也蔓延到了中國的大城市,甚至蔓延到了首都北京。文革後,作家老鬼在《飢餓的北京:1960年代爹親娘親沒有糧票親》一文中,詳細地描述了北京那時的飢餓情形,讀後令人唏噓。

他說,到了一九六一年初,最嚴酷的時刻來臨了。

真餓呀!同學們見面就聊吃,聊各種解餓之道,什麼多喝水,什麼少拉屎,什麼用皮帶勒緊腰,把胃給勒小,並交流著哪個飯館的粥比較稠,哪個飯館的麵條給得多,哪個飯館的燒餅個兒大……

儘管在北京大街上你看不見成群的乞丐,也沒有一具倒斃街頭的餓殍,表面上遠沒有蘇聯十月革命後那段飢餓歲月恐怖,社會秩序好得出奇,但每一個北京市民都在挨餓。為多吃一口飯,為少交二兩糧票,為搞一點高價的糖塊,人們可以絞盡腦汁、機關算盡。

商店裡賣食物的櫃檯空空如洗,往日無人問津的糠蘿蔔,沾著好些泥巴的干藕也全都消失了。以前堆積如山的大白菜,這一年要按購貨本定量供應,多爛的菜幫子都有人搶著撿。每人憑本一個月能買二兩白糖。鹽、肥皂、芝麻醬、粉絲……也全部憑購貨本限量供應。過傳統新年時,為體現黨的關懷,每戶憑本可買三兩瓜子,不要糧票。花生則根本見不著,全都被出口換了外匯。

晚上五六點鐘,西單大街上就冷冷清清,行人寥寥無幾。餓著肚子,誰有精神逛街?為貫徹市委「勞逸結合」的指示,學校的體育課、生產勞動課全部停上,老師什麼作業也不留,並取消一切課外文體活動。每天下午只上一節課,班會也極少開,讓學生們早早地回家。

據官方統計:一九六一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費是八兩半,平均每個月還不到一兩,是解放以來最低的一年。當時,名義上北京市民一個月能供應二兩肉,但根本買不著。常常幾個月吃不上肉,肚子裡沒油水,人就吃得多,中學生一天一斤糧食根本不夠吃。

上午上第四節課時,教室裡就瀰漫著焦躁不安的氣氛,連有些女生都坐不住了,屁股扭來扭去的。老師非常理解,下課鈴一打,準時下課,一秒鐘都不拖延。不等老師離開教室,男女同學們都箭一般沖向食堂,興奮地喊:「吃飯嘍,吃飯嘍!」

班裡有位伙食委員,一個月一次專門負責統計每人每天的伙食安排,然後報到食堂管理員那裡。值日生打飯時按每班每頓飯的總量打。中午有人吃三兩,有人吃四兩。值日生將主食分到每人碗裡,再把菜分到另外一個碗裡。我一般都是早三兩、午四兩、晚三兩。我每頓吃完飯後,都要將碗裡的飯粒舔得乾乾淨淨,而且刷完碗後,還要把刷碗水喝進肚子,將殘剩在碗裡的菜湯、油星、肉眼看不見的細微飯粒全吃光。可每逢離開飯廳時,依舊有些失落,因為肚子裡還很空,半飽都談不上。看著別人還在吃著、咀嚼著,我就無比羨慕,剎那間覺得大飯廳是世界上最溫暖可愛的場所。儘管裡面總是瀰漫著一股霉爛味兒,但這霉味兒代表著食物,異常地親切誘人。

我吃飯總是很快,狼吞虎咽,幾分鐘就結束了。這也是對付飢餓的一個小技巧。吃得快才有充填感,胃突然盛進一堆食物肯定比漸漸往裡填更有吃了東西的感覺。所以,單位時間進食量多,對胃神經的刺激才大,因而吃得越快才越解餓、越有飽感。

每天一斤糧食,三頓飯到底怎麼分配吃才最不餓?這是我和同學們經常思考、經常切磋的問題。我試過早二兩、午四兩、晚四兩;還試過早四兩、午三兩、晚三兩和早三兩、午三兩、晚四兩……甚至還試過早上不吃飯,中午和晚上各吃半斤,但這一斤糧食無論怎麼吃也還是感覺餓。經過反覆比較,我依然採用了大家普遍的吃法--三、四、三。為解決上第三節課就餓的問題,我還嘗試過早飯只喝三碗粥(一兩一碗),不吃乾的。這樣當時會覺得挺飽,可尿幾泡尿後,照樣餓。

每個人都被餓得眼冒金星,糧票就等於是生命票,人人都小心翼翼地保存著。到哪兒吃飯都要交糧票成為全國各省市通行的規矩,沒糧票寸步難行。無論親戚朋友之間多親密,在糧票面前也公事公辦,吃多少給多少。哎呀,只有挨過餓的人才知道小小糧票的價值,丟一斤糧票可比丟十塊錢還可怕!真的,在大街上你若乞討錢,還能要到兩分五分的;你若乞討糧票,卻不會有人給你一兩!因為,這等於是從自己飢腸轆轆的肚子裡掏吃的啊!

記得聽同學們說過:就有鄰居因為丟了一個月的糧票而自殺。

領糧票時,人們得一斤一兩地數,兩兩計較,比到銀行取錢還在意,不敢馬虎。當時豆芽、豆漿、豆腐、豆製品都極少見,即使有,也要糧票。

每星期六回家,保姆首先問我在家吃幾頓飯?吃兩頓飯給半斤糧票,吃三頓飯就給一斤糧票。我跟這保姆的關係越來越不好,原因就是她只認糧票不認人。

父母發有高幹購貨本,可以買一些雞蛋、黃豆、肉等。父親屋裡有一個電爐子,每天早晨他都自己煮牛奶、雞蛋吃。望著我垂涎欲滴的神情,父親曾說:「你別不知足,我吃是因為我有這個待遇。你每星期回家吃飯,總比一般老百姓家吃得好一些。你們吃的豆製品、豬雜碎什麼的都是單位照顧我的,別老不知足。」

憑良心說,我們家裡吃得是比普通市民好,可我仍覺得肚子空空的,總想多吃點兒。

父親在飯桌上常常若有所思地說:「吃飯七成飽就行了,吃太飽活不長。」

但人挨餓時最渴望的是吃飯,根本無暇考慮壽命問題。只要能吃飽,活不長我也認了。

因為老挨打,我從小就非常害怕父親,再餓也不敢向他要吃的。

每月學校退我六斤糧票,我要給家裡四斤,剩下的兩斤,我就上飯館吃了。記得學校旁邊有個小飯館,門面上漆著綠漆,我常到那兒吃燙飯,連水帶飯,又有點兒菜,很解饞。這飯館裡還有一兩糧票、五分錢的糖火燒(其實是糖精做的),也相當好吃。我剛開始很不好意思上飯館,覺得這有點兒資產階級腐化,董存瑞絕不可能老下飯館。可我肚皮餓得打鼓,小飯館門口飄來的飯香味兒,太有磁力,引誘得我一有糧票就下飯館腐化。

在小飯館裡,我常看見有穿得很破很髒、蓬頭垢面的人,專門舔人家吃完了的盤子或碗。儘管人們吃得都很乾淨,也總會剩下一粒米、一口湯或是一點兒剩菜汁。待這人剛離開座位,舔盤子的就撲過去,拿起碗,用舌頭一下一下地舔乾淨,還把桌子上撒的飯渣,從人嘴裡吐出來的嚼不動的肉皮,全都撿起來吃掉了。

這種場面讓人心裡很難受,飢餓把人餓成了跟狗一樣。

學校早早就放學,為的是減少能量消耗。我住校,孤零零地回到宿舍,距離晚飯時間還很長,什麼也沒心思干,就躺在床上熬鐘點,腦子裡總離不開與吃有關的念頭。我常常幻想科學家有朝一日能發明一種營養藥片就好了,吃了不餓,使人類徹底擺脫依賴糧食生存的現狀。如果這個發明成功,將比火箭原子彈的發明還偉大、還千古不朽;大饑荒到來,工廠只要多生產一點兒這樣的藥片即可。

記得當時《人民日報》等報紙上廣泛宣傳吃代用食品,鼓勵人們繁殖小球藻,說小球藻可以做成人造黃豆、人造肉、人造蛋白,營養比真黃豆、真豬肉、真蛋白還高……而養小球藻只要水和陽光,非常經濟合算。一時間被宣傳得沸沸揚揚的,那水溝裡綠綠的、毛茸茸的、髒兮兮的污物頓時成了寶貝。我對小球藻也充滿了希望,以為能很快結束這挨餓日子。可最後卻不了了之——市面上根本見不到人造肉,小球藻的養殖只停留在實驗室裡,從沒有大規模工業生產,更沒有普及到千家萬戶。

為了解決吃的問題,人們挖空心思。捋榆葉、挖野菜、撈水草、抓麻雀、養兔子(因兔子繁殖快,還只吃草)。據說一隻兔子可以換一輛自行車。不少國家機關還組織人去內蒙古打黃羊,但黃羊數量有限,黃羊肉分到每人頭上,只夠吃一兩頓。

我對付飢餓的招兒是把皮帶勒到最緊的一扣兒,把胃的體積勒小。喝完粥後,也像飯館舔盤子的人一樣,把碗舔得溜光。洗碗時,再用水涮涮,將碗裡剩的微量粥末溶解進涼水裡,再全部喝掉,不讓一點點碳水化合物流失。

浮腫的人越來越多,都是大量喝水,用水糊弄胃所致。

走讀同學比我還強些,回到家可以再蹭點吃的,能迴旋緩解一下。我一天到晚只靠學校食堂那一斤糧食為生。早三、午四、晚三,多一口也沒有。食堂鐵面無情啊,饅頭、米飯、窩頭二兩就是二兩,只少不多。熬菜青湯淡水,根本別指望能吃到肉。所以我老是飢腸轆轆,被餓得暈頭轉向。

一有點糧票,我就上飯館吃掉。學校附近的飯館我全部吃遍了,知道了哪個飯館二兩火燒個兒大、哪個飯館燴餅最值。同學間最經常的話題也是交流這方面的信息。據說琉璃廠西街的一家小飯館肉末面特實惠,有菜有肉、有油星,三兩好大一碗。我就專門去吃。即使已在學校食堂吃了飯還要吃,一定要一頓吃一斤多,把胃撐滿了,有了飽感才行。

餓了幾天後,能狠狠地吃一頓飽飯,也是對付飢餓的一個小技巧。這樣平時挨餓還有個盼頭,就怕總是半餓不餓的,永遠也沒吃飽飯的時候,那才絕望。一到月底,本月糧票全都花光,就得熬到下月發糧票。中間只能到小飯館花一毛錢買一碗蘿蔔湯喝,暖暖身體,讓嘴巴能往肚子裡咽下一點兒東西。望著周圍人能津津有味地吃米飯、嚼花捲,我無比地垂涎和淒涼。瞎子渴望著恢復視力,囚犯渴望著出獄,而我這時候就渴望著能撿到一張五斤的糧票。

一九六一年四月,中國乒乓球隊獲得男子世界團體冠軍。莊則棟、丘鍾慧分獲男女子單打世界冠軍。學校裡流傳著這個消息,洋溢著一片喜悅氣氛。可是我激動之餘,還是忘不了餓,空肚皮沒法蒙,它吃不著東西就鬧,讓你心慌氣短。為了一個同學借了我半斤糧票沒還,我苦苦思索證據,研究著萬一他不承認怎麼辦?認真考慮怎麼搶他一個值錢東西作為逼他還我半斤糧票的辦法。

如果這月有節假日,學校就能多退我幾斤糧票,我自然想方設法少給家裡一點兒,留著自己上飯館用。比如在家吃兩天零一頓只交兩斤糧票。但那保姆精得很,她總會發現我少交了糧票而找我要。你欠一頓糧票,她會嘮嘮叨叨很長時間。每逢我跟保姆發生矛盾,父母都堅決支持保姆,教育我要尊重勞動人民。

這保姆五十多歲,我們管她叫施阿姨,年輕時很漂亮,曾是一老地主的三姨太,愛抽菸,一身煙味,面色蠟黃。她嘴巴能說,特會當面奉承人。對著母親讚歎:「楊同志心眼兒真好。」對著父親誇獎:「馬同志沒一點大官兒架子。」……把父母拍得暈頭轉向,極寵信她,所以就有恃無恐,敢和我們吵架。她剛來時,因我不愛說話,當面稱讚我是「貴人不出語」,現在卻為我少給了一點兒糧票,就指責我「自私自利,總剝削家裡糧食」。

無論誰來了,要吃飯就得提前通知她,給她糧票,否則沒你的飯吃。每頓飯,有幾個人她就做幾碗米飯,一碗也不會多。菜有時還能剩下一點兒,飯則永遠別指望誰能剩一口。記得那時白楊的女兒常來我家(父母是她的監護人)。她若不給糧票,這保姆就真不給她飯吃,並且還把廚房碗櫃等鎖起來,像防賊一樣地防著她。

垃圾箱裡,我常常看見父母吃過的餅乾包裝、高級糖紙、雞蛋殼……為了保命,他們經常買高價點心吃——那點心極貴,一小盒十多塊錢!儘管有高幹補助,母親還是總嘮叨糧食不夠吃。她解釋說:因為她和父親定量很低,家裡客人多,有的客人吃飯不交糧票,所以糧食老虧。

事實上,父母也確實吃不飽。多年後,我從母親的日記中獲悉,當時父親被餓得浮腫了,大腿一按一個坑。母親也貧血,營養不良,頭暈目眩,根本就寫不了東西。因此他們指示施阿姨,孩子回家吃飯必須交糧票。

父母和孩子之間被糧票劃出了深深界限讓我終生難忘,起碼我們家是這樣的。在飢餓面前,彼此斤斤計較著糧票,不交糧票就不給飯吃,哪怕是親兒親女、親兄親妹也不給。

母親有時候會指示施阿姨把家裡的一些剩菜裝到瓶子裡,讓我帶到學校吃,糧食卻從沒給過我一兩。

責任編輯:高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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