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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作家貝嶺定居台灣:自由民主最珍貴

流亡詩人與作家貝嶺。(李家誼/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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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2年07月25日訊】(大紀元記者李世勳台北報導)在往烏來的幹道旁,一處不起眼的民房中,藏著一間出版社。望出窗外,往下可俯瞰南勢溪,往上即瞭望環繞的山林。這裡就是中國流亡詩人貝嶺創辦的出版社「傾向」,近年來他取得台灣永久居留權,台灣正式成為他的「家」,他大讚台灣的自由民主很珍貴,「全世界沒有第二個地方像台灣一樣」。

貝嶺本名黃貝嶺,流亡詩人與作家,北京長大,1970年代大學時歷經了在北京發生的「民主牆運動」,接觸並愛上中國地下文化社群,到了1980年代成了北京地下文學及地下文化活動的主要組織者,1988年與同好創刊地下詩刊《傾向》。

從「傾向」出版社望出窗外,往下可俯瞰南勢溪,往上即瞭望環繞的山林。(李世勳/大紀元)

2000年8月,在北京印刷出版傾向雜誌第13期,被中共控以「非法出版發行境外文學刊物罪」,貝嶺因而入獄!還好在國外作家朋友的幫助下,得到了美國國務院的干預,貝嶺最後被中共當局驅逐出境,從此不得回到中國。

貝嶺跟西方文學與知識界有很多接觸,並與多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熟識,尤其跟捷克劇作家總統哈維爾(Václav Havel)及美國文化評論家桑塔格(Susan Sontag)是好友。

貝嶺在台灣做出版的緣分,則是從哈維爾開始。

捷克前總統哈維爾。(李孜/大紀元)

中文出版必須以台灣為基地

2003年,由於當屆台北國際書展設置「捷克主題館」,貝嶺被邀請擔任策展人之一。他跟哈維爾熟,手上有許多他的書的版權;當時委託了台灣的出版社出了幾本哈維爾的著作,但是當中最重要的,也是哈維爾最為人知的著作——《來自遠方的拷問-哈維爾自傳》,則找不到適合的出版社,只好由貝嶺自己在台灣開設出版社出版,也開啟了「傾向」出版社在台灣的出版之旅。

貝嶺談到,傾向主要出版的是「在中國不能出版的好書」,像是哈維爾的書,就是從捷克文翻譯成中文的,或是像是二次大戰後最重要的德語詩人之一策蘭(Paul Celan),其自傳及詩集翻譯,都是由傾向出版的,貝嶺說:「我的品味比較怪,所以會讓台灣社會多了一些由於出版人獨特眼光而產生的不一樣的書,這我覺得是比較重要的,如果沒有這樣的機會,可能有些書在台灣就不會出現。」

貝嶺曾居間聯繫促成索因卡(198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以及捷克前總統哈維爾來到台灣,為台灣外交做出貢獻。

當年索因卡來到台灣與時任總統陳水扁見面時,還發生了件趣事。當時貝嶺一起受邀到總統府,但他住不遠,所以騎自行車赴約,總統府警衛因沒見過騎自行車來拜訪的外賓,所以被擋在門外,後來確認是約好的訪客才放行,讓陳水扁與索因卡等了45分鐘。還好總統與索因卡聊得很愉快,並不介意,貝嶺苦笑:「後來我才發現進總統府不能騎腳踏車去。」

貝嶺還透露了他的觀察,從2000年以來,他發現台灣歷任總統中,陳水扁對國際文化友人的熱情最高,而馬英九跟蔡英文對文化人就沒那麼高的興趣,他說:「阿扁對於文化的熱情,不亞於對政要,可能也是他比較喜歡跟國際打交道,一般是行禮如儀,見面半小時就是半小時,阿扁一談就是兩個小時,像我晚了四十五分鐘他們(跟索因卡)也還在聊啊。」

作為一個流亡作家,在台灣創辦出版社的意義是什麼?貝嶺談到:「中文的出版社要真正能穩定和發展,還必須以華文社會最後一個出版自由、言論自由的母語環境——台灣為基地,你可以向香港、海外任何一個地方輻射,但是書還是得在台灣印,我們(在台灣)印的書之好、之專業,跟在海外印的書,甚至比香港做的書都好,而且真正有一定的讀者群,主要還在台灣。」

談到接下來想做的事情時,貝嶺表示,希望把早期出版、現在已絕版的書都趕緊再版,尤其有些書是目前時代需要的,像是哈維爾的《無權力者的權力》一書,在香港當前的情況下很有需求,不過因還沒再版,很多人看不到。

他介紹:「在一個專制主義的社會,怎樣去進行他所要的反抗,最好的就是看哈維爾的《無權力者的權力》,一個無權力者有什麼樣的權力去捍衛自己?」

貝嶺說,中文出版必須以台灣為基地。台北101大樓資料照。(pixabay)

自由民主最珍貴 選擇定居台灣

貝嶺流亡後,多數時間都是在美國,2016年他開始在台北置產定居,2021年底拿到台灣的永久居留權,台灣真正成為了他美國之外第二個家。

為何要選擇台灣定居?貝嶺解釋:「 選擇台灣是很正常的,因為我是個中文出身的人,我母語是中文,台灣是一個中文的環境,台灣有出版自由,台灣是開放社會,全世界沒有第二個地方像台灣一樣。從五年前的香港就開始跟台灣不一樣了,這兩個地方是唯一中文地方自由度最大的地方,現在台灣已經超過香港了,因為這原因我才會來台灣。」

他位於烏來的出版社就是他購買的住家,之所以不選擇市區,是因為烏來有漂亮的風景,房子也便宜很多,他認為這跟國外相反,國外的房子都因為景色優美而貴,但台灣是因為交通方便才貴,「在台灣這樣的價位在西方買不到這個景色的。」

貝嶺的工作室裡最多的就是書,裡面有幾面牆改裝成書架,滿滿的都是書,約近萬本,他這麼形容自己:「讀書、寫書、編書、出版書、收藏書的人」,用時下流行話講,就是斜槓人生,只是這些斜槓都是圍繞在書上。

他談到,台灣的自由與民主就跟空氣跟水一樣,「就是說你會覺得很自然,沒有特別覺得是誰給你的恩賜,總體環境下不用看到有人監視你,不會有人跟蹤你,你也不會因為說了某些話而遇到警告,關閉發言,甚至不許你出門,沒有,這就是最珍貴的東西。」

對於中共無孔不入的滲透,貝嶺表示,「開放社會和多元的社會環境是抗拒統戰滲透和中共所謂國家認同的最好的方法」,在開放社會裡,可以讓中共的滲透或假訊息很快被發現,民眾自然就會躲開,不需要害怕。

貝嶺這麼形容自己:「讀書、寫書、編書、出版書、收藏書的人」。(李家誼/大紀元)

流亡感淡了 但懷舊依然

「我在時間的盡頭經歷放逐
手臂的彎度 記憶的弓
我用我的漢字洗清異國的天空」

貝嶺朗誦著自己的詩《放逐》,他說:「這首詩代表著我總體的流亡心境」,雖然朗讀時高亢悲愴,但他解釋,流亡二十來年了,現在已沒有那種憤恨的心態了,早先在美國時可能由於處於異國的環境,流亡感比較強烈,但現在在台灣,都是母語的環境,流亡感就沒那麼嚴重了。

上海出生、北京長大的貝嶺,離開中國多年,還是帶著老北京人的情懷——懷舊,放眼望去工作室裡的家具與飾品,從桌椅、沙發、茶几,甚至電視,都是從跳蚤市場上買的,貝嶺解釋:「懷舊、淘寶也是北京文化的一部分,北京人喜歡淘」。

拿出從跳蚤市場找到的一張清末北京胡同的地圖,他說,閒暇時會拿出來觀看,因為從小就是在北京胡同中穿梭長大的,很多老胡同早已消失,但這張老地圖就是會觸發他的記憶,成了建立他的北京記憶的物品。

會想回到中國嗎?貝嶺對這問題很不以為然,因為中共不會讓他回去,從2000年到2012年間,他試圖入境中國七次,但都被遣返。

而且,他目前也沒什麼非得回去的理由,如果有親人去世,或是中國發生大事件必須在現場,或是有特別讓他懷念的事物,才會想要回去,但過去他所生活長大的地方,不管是北京還是上海,都跟過去不一樣了,記憶中的地方已不復存在。

老北京胡同與自行車(fotolia)

這裡有些位置需要捍衛

台灣成了他的家,對貝嶺來講,似乎多了一份責任與捍衛台灣的使命感。

他獲得永久居留權時在臉書寫下:「自此之後,作為一個最新的台灣永久居民,我難再以『台灣的外人』自況或自嘲。所以,某些曾有的表達自限將不再自限!」

他舉了出身德國的知名的文化評論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為例,在納粹侵入法國前猶太裔的本雅明堅持留在巴黎,拒絕逃往以色列,本雅明當時說:「這裡有些位置需要捍衛。」

對此,貝嶺則說:「於我,這位置更多的是指文化的和人道的。如果有一天,因為不可測的突發危險,美國在台協會安排撤僑,我希望自己是最後一個離開的人,甚至拒絕離開!」

貝嶺曾說過:​​「流亡中,母語是我始終如一攜帶的行李。」也就是不管走到裡哪去,中文都會隨身帶著,思考是用中文,寫作是用中文,「晚上睡覺可以把衣服脫掉,但是語言是你扔不掉的。」

這行李到了台灣這個母語的環境,或許不再只是行李了,而是化成了根,紮在這塊值得他捍衛的土地上。

責任編輯:齊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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