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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11日訊】“國務院機構改革”是本次“兩會”向世界展示的政治專案之一。據人民網3月10日報道：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當天結束。會議表決通過了關於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決定，按照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將設立國務院國有資産監督管理委員會，將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改組爲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設立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組建商務部，在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基礎上組建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將國家經貿委管理的國家安全生産監督管理局改爲國務院直屬機構，將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更名爲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不再保留國家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經過改革，除國務院辦公廳外，國務院組成部門設置２８個。
但獨立評論人士對上次“機構改革”記憶猶新。那次中央政府部門從四十個減到二十九個，人員減了近一半。但從行政機關裁出的人員不少“分流”進了事業單位，吃的還是“財政飯”。國務院現在有二十八個部委，似乎精簡了很多。但“享受部級待遇”的人還有很多，甚至企業也享受相應行政級別。人們不會忘記，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政府機構每五年一改革，但屢有反復。《不寐周刊》3月9日發表了特約評論員張雁的文章，該文對“國務院機構改革”提出了很多責難，包括冗官問題和改革觀念問題。張雁引用我的觀點指稱：由於改革目標和權力目標之間的內在衝突，，首先使政府機構改革的方向集中在”提高效率”方面而不是”創建合法性”方面。其次，政府改革的第二個目標是”轉變政府職能”而不是同時增強民間社會的自治能力，這意味著政府從原來管制的一些經濟社會領域中退出去了，但同時卻禁止民間社會在這些退出地帶通過組織方式進行自我管理和權利自衛，這事實上就等於政府推卸了社會保障和管理的政治經濟責任，而同時，民間社會又無法在這些領域保衛自己的利益。他最後強調說：
“中國政府機構改革的真正出路是把效率目標和合法性目標結合起來，同時給民間自治自由。但是這兩方面，都是”改革”無法在自身的”二律悖反”中解決的，這正是任不寐先生呼籲”告別改革”的原因之一。”
事實上本次“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再一次論證了改革自身利益的局限性，就是它不可能在建立限制政府或立憲政府方面有所作爲。我們注意到，新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涉及的主要是經濟管理部門而不包括司法行政部門。我們姑且不評論在經濟領域這些改革究竟能走多遠以及是否會反復，我們關注的是：這種經濟部門改革的孤軍深入說明了什麽？近年來，警察部門濫用權力以及權力擴張的問題一直是中國政府體制之癌，但遺憾的是，如此倍受矚目並且是民怨沸騰的改革專案卻被“忽略”了。不僅如此，種種迹象表明，警察部門的權力甚至有所擴大。僅此一例足以說明，告別改革是中國政治觀念的當務之急，因爲改革在試圖提高政府服務效率的同時，也在強化政府對市場自由和民間自治的監護權力，這種監護能力在一定意義上就是對基本人權的侵犯，並逐一抵消了改革的社會成果。換言之，不限制司法部門的權力的政府機構改革或者是半吊子改革，或者僅僅是對國家政治能力的強化，未必會促進社會福祉。
2003年3月9日 陝西《華商報》有一篇特別具有象徵意義的報道：今年元月在榆林府穀縣黨代會期間，時任該縣人大常委會主任趙璽榮、原人大常委會主任甄祖樂以及該縣霍宏雄公安局局長3人的辦公電話和住宅電話被秘密監控。據調查，組織實施監控的是該縣公安局政委高文光。近期包括“不寐論壇”在內的中文論壇紛紛刊發了一夥“城管”人員土匪般地對賣紅薯的老人進行打砸搶新聞圖片。人們必須明白，這些案例絕不是個別的，它們具有相當的代表性。人們更需要明確的是，就是如此觸目驚心的司法惡案，根本不在“國務院機構改革”的計劃之內，不僅如此，人們還必須做好這樣的準備：契卡主義作爲“後改革時代”的結構性災難才初露鋒芒。
2003年3月10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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